蒋国全说他第一次听到本家那个大得不得了的长官的声音，，像个鸭嗓子那样难听！周少智说，人家的嗓子难听，说的话可是天大的事。我问，委员长是咋个晓得这个消息的？蒋国全说，梁草包，委员长肯定是第一个晓得消息的人。我还是不懂，难道是日本人的委员长亲自对他说的，就像战场上日本兵举手表示投降？蒋国全说，鬼子的头儿不叫委员长，叫天皇，皇帝老倌还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皇帝都被推翻了，我们只有姓蒋的委员长，没有皇帝，人家才敢来打我们。你想，自古中国哪能没有皇帝，皇帝老倌被推翻了，天下还不大乱！我说，你还是没听懂我说的问题。周少智插嘴，要叫他们的天皇也举手投降，那才叫痛快！蒋国全做出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样子，轻蔑地一咧嘴，人家住在皇宫里，你打到日本去抓他？周少智操起枪拉动扳机，我还真想一枪毙了他才解恨！我说，那皇帝也真是个大浑球，现在投降了，难道还有脸再当皇帝？蒋国全说，那是人家的事情，我们呢？周少智说，这么说，我们就要回家了，我们再也不打仗了？一句话说到每个人的心头，几个战友凑过来问：真的，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有人在周少智头上拍了一巴掌，周少智也来了火气，说，老子也是瞎猜嘛，你凭什么打人？兴奋让每一个人都变得和颜悦色，那人赶紧给周少智道歉说，托兄弟吉言，我们也是太想回家了！
直到这时我们才清楚日本投降这则天大的好消息对每一个士兵意味着什么！战争就要结束了，我们很快就会回家了！和平对我们来说，就是回到故土同亲人一起安享日常生活，再也不用这样在死亡的阴霾中挨过一分一秒了！回家，回家，战争结束就意味着家庭的温馨重新降临。说起回家，掩体里的欢乐便有了具体内容，大家一脸灿烂。蒋国全说，他回家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给媳妇补坐一次婚轿。他说，结婚那天新媳妇走了二十里山路，又气又急还扭了脚踝，肿得像包子似的，夜里老是揉脚让他又气又急，只得答应她一定要让她坐一次轿子。蒋国全说，他要用大红的绸缎装饰婚轿，要是老婆给他生了儿子，他要亲自去抬轿子，把老婆儿子从娘家隆重地接回来。蒋国全说，老子一定要让老婆风光一次，女人一生就那一次风光，都让可恶的战争给搅和了。蒋国全说，老子做新郎时也很窝囊，回家后也要在家乡显摆一次。周少智说，有脾气就再纳一房小的，要新就新到底。蒋国全说，老子那山沟里就两个地主和一个保长娶了二房，其他的男人能娶个老婆，白天下地夜里暖床已经很不错了。我老婆还是我家里卖了两亩田的稻谷才买来的，再娶就要喝西北风了。周少智说，那你要把老婆用够，让她至少给你生他十个八个，老来也好享福嘛！蒋国全说，你娃是咸老婆子淡操心，你当兵这么多年混了个啥？周少智说，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我回家呀，也要花点礼金找个年轻漂亮的女娃子。蒋国全咧嘴，一脸不屑的样子说，能找个寡妇倒插门，也算你的福分了！周少智涨红脸说，老子这些年都把银饷攒着呢，不说一个，就是三四个黄花闺女，我也买得起！
我只能想春花，她现在是我的嫂子了，梁勤对她肯定好，不知有儿子没有，我能领养她的儿子做干儿子吗？当然，我也可以重新找一个女人来结婚。她会是什么样子呢，想来想去还是春花的样子。一会儿又想到白桂了，想到她我的身体就被唤醒了。白桂斜依在一盏红纸罩住的马灯下，脸上飘着一层红色的光影，慈祥的眼光敛住了内心深深的忧伤。她引领我进入一片纵深的地域，我信马由缰、策马飞奔。我点燃烟袋，白桂在轻烟中反复呈现。不知怎么，我想完春花后，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白桂，春花让人心痛，而白桂让人怜惜。我无法区分我对白桂究竟是感情还是欲念，但我一直无法忘记她，后来我遇见过很多妓女，却没有一个有白桂那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蒋国全问我将来咋办，我说，托梁瞎子的婆娘再说一门亲事，我要在安家山下好好建一个家。如果可能的话，我要在老家旁边再修一栋房子，房后栽竹林，房前植果树，用蔷薇做篱笆。回到老家，你要到我家来做客呀，不要围着老婆娃儿便忘了战友。蒋国全说，梁老弟说到哪里去了，我给老婆置办婚轿时，一定要喊人来请你到我家喝喜酒啰！我说，这样的好事，我一定来喝个大醉！
一开始知道胜利的消息时，我们还有所节制，没有举行大规模的庆祝，主要是顾及降军的心理反应。雾散落在敌人的对岸，也散落在我们的阵地，似乎掩盖着失败也遮掩了胜利。浅浅的一水之间，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我们隐约听见喝酒狂嚎和痛哭的声音。一连几夜，那边都没有灯光，死寂中有酒鬼的呼喊，也有零星的枪声。那种压抑隔河也能感觉到。有一天中午，在酷烈的太阳下，我们看见有一个男人对着河边脱光了上衣，遥对东方三拜之后，举刀刺进了自己的腹部。又有几个男人同时举枪自杀，号叫和痛哭引发成群体事件。还有人对着河水射击。我觉得那些人快要疯了，夜夜都听到对岸的号叫。地堡里、山洞中、住房里，往往一两声号叫便引出一连串回应，汇成一股疯狂的浊流，震动群山。团长便叫我们狂笑，团长带头狂笑。为了增加我们的声势，部队还专门运来了鞭炮和烟花，对着沐水河去放。烟花炫耀着我们的胜利，在夜空中绽放。烟花放完之后，团长指挥我们敲碗、敲盆、敲门板，敲一切可以壮大声势的东西，然后放开喉咙呼啸，尽情地狂笑。团长把这作为一场特殊的战斗，命令每一个士兵狂笑，直笑得声嘶力竭、面部僵直、牙齿脱落也没有停止。当场便笑死了两个伤兵。一个脑部受伤的士兵，笑得七窍流血，倒地而亡。另一个胸部受伤的士兵狂笑了一个小时后，突然胸膛爆裂，血像喷泉一样往外涌，他已经无法停止大笑，身上的肌肉就像传送带上的机器一样继续运转，血柱喷射着欢呼这场史无前例的胜利，直到血液流尽，他的脸上依然保持着大笑的表情，仿佛欢呼自己走进极乐世界，永享胜利与和平。
我看着渐渐模糊的人群，蒋国全、周少智的面孔在我眼中慢慢僵滞，我的眼睛、面部、双手和全身都抽搐起来，我倒在地上，人群在我的上方狂舞，欢叫慢慢远去，我进入了一个机械一样有节奏地抽动的世界，每一个细胞在爆发式地抽搐……
醒来时，蒋国全坐在我的床前打瞌睡，天空已经现出一丝晨光，周围还是一片呼噜声。我又闭上眼睛。全身酸胀，疼痛一点一点地唤醒我的神经，我的脸上火辣辣地痛。黎明时鸟儿在窗外鸣叫，我听着鸟的细语，又一次回想昨夜，我的抽搐发作了。抽搐把我的体力抽空了，我浑身发软、四肢无力。我多么想回家啊，想躺在家里的床上，听母亲在灶房里忙碌，兴许还有春花在烧火，食物的气息在晨雾中飘来。几滴眼泪落在蒋国全的手上，蒋国全醒了，揉着红眼说，梁草啊，想家了？别哭，你再哭，我也要掉泪了！
团长为这次狂笑受到了上级的批评，团长说，这是胜利之后的又一次胜利。团长说，老子就是笑死也不会输给日本人。团长的狂笑攻势的确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战略效果，以后几天，剖腹和投河自杀的日本兵接连不断。团长却隆重地安排了刮胡子这件大事。他选择了一个阳光普照的上午，安排在日军能清晰看见的一块高地上，让几个民夫在那里舞了一会儿狮子龙灯，再放了几串鞭炮。然后在众人的注目下，请剃头的士兵慢腾腾地刮掉了胡子，再烧起一堆大火，把刮下的长胡子扔进大火中烧掉。团长说，八年来就盼着这一天啦！团长当天表示自己掏钱请各位弟兄喝酒，欢庆胜利。那一天我们再次喝得东倒西歪。
随着秋天的到来，我们开始接管敌人占领的地方，并让这些敌人沿着沐水而下到更大的地方集结，最终遣送回国。沐水上迅速搭起了一座临时便桥，我们跨过沐水河。敌兵一个个垂头丧气，胡子拉碴，衣冠不整，兵营里也混乱不堪。我们搜查了地堡和掩体，才发现敌人已经把那座山几乎挖空了，纵横交错的地道像迷宫一样，装满粮食的麻袋堆积如山，弹药也相当充足。蒋国全和我惊诧得大伸舌头，心想，要是日军不投降，我们部队的命运可想而知。
敌人转瞬之间便被沐水冲走了，清平县城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团长王耀义参加了，回来时他还领回一群劳师慰问小分队，送来了猪肉和大坛大坛高粱酒。
逃难的人群陆续返回家乡，现在又挤满了山道，远远看去他们就像一些背负着物品的蚂蚁。他们总是期望能在清平找到顺水而下的船只，但每天只有一两只木船装载三四十人，为了抢到位置，许多人不惜给高价，也有的为抢船大打出手，每天都有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人在河边大骂，一会儿骂政府无能，一会儿骂船家心黑。更多的人选择了忍受，他们携家带口，沿着沐水边的小路行进，满脸都是疲惫、焦灼和莫名的兴奋。农夫们起早摸黑地耕作下种，一心想多些收成。集市又恢复了贸易，商店也想方设法招徕客人，酒店、饭馆和妓院重新活跃起来。我们有时便到清平县城寻欢作乐。周少智这时便显露出流民的恶习，很让我们看不起，他总是把枪往酒桌上一掷，吓得老板直哆嗦，结账时不是忘了酒钱，就是有意不给饭钱。我们虽然知道他的习性，但在店家面前肯定要共同维护当兵的脸面，久而久之我们也习惯当兵痞。周少智经常敞开军衣露出自己的伤痕说，老子在卖命打鬼子，你们在干什么，老子吃点喝点还不该么？唬得店家低头哈腰，该，大爷，千该万该。恭恭敬敬地送我们出门，等我们走远了还要拱手作揖。
从那时起，我便经常去妓院。最初是想打听白桂的下落，遭到了周少智的嘲笑，他说，看不出来你还对一个妓女这么有意思啊？我说，她不是一般的妓女。周少智说，呵呵，妓女还有什么不同呀，不都是花钱买欢吗？我说，白桂就是不同。周少智说，她没收你的钱，还让你爽透了？我一拳打在他的脸上，嘴角胭红一片。蒋国全拉开我俩。我再去清平的烟花巷时，便不愿跟周少智为伍。
烟花巷的生意空前火爆。每一个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都急于摆脱内心的阴影，士兵们更是丢掉了对死亡的恐惧，全力以赴寻欢作乐。当时抢手的是青杏，但我们这些士兵根本无法靠近那家叫“思春”的雕花小楼，那是军官们去的地方，据说，团长跟青杏打得火热。团长表面上坚守了蒋委员长规定的一夫一妻制新生活，暗地里去找青杏。我们只能去那些价格低廉的小地方，把一些散碎银子花在那些又老又丑的女人身上。
每个月我都要从军饷中计划一点额外的支出，我一般每周去一次。这些女人不像白桂，她们只管挣钱，往往是上床就拉开阵势，任你在上面折腾，她们就像一堆死肉一样没有反应，直到你完事了，她们马上撑起来就伸手要钱，弄得人没有一点情绪。本来是出来寻开心的，心里反而空得厉害，烦躁得想打人。有一次我恼了，我伸手给了那个叫嫣花的女人一耳光。当时我甚至连裤子都没穿好，她不但催我要钱，还急忙打开门想拉进下一位客人。我说你她妈的急得像打仗似的，嫣花扑在我的身上又抓又扯，在我的脸上留下了几道血印。嫣花还叫来了老鸨，老鸨叼着烟不紧不慢地说，哟，这老哥是不是王团长的部下呀，明儿我给王团长说说让他关照关照？得，我赶紧把钱扔在床上，提着裤子就跑。从此以后，我很长时间没去逛烟花巷。秋天的霖雨中，我们不免想入非非，我宁愿自己解决，也不愿去找女人。
无所事事时，我们便趁难得的晴天坐在太阳下，脱开衣服找虱子。从当兵出来这些年，虱子成了我们最贴身的朋友。我们把又肥又黑的虱子在两个拇指甲盖之间挤死，听着一声脆响，看见刚才还在爬动的东西转瞬便血肉模糊，我仿佛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有力量的人，轻意就能决定它们的生死。你们的命运掌握在我的手上，我对一些正在爬行的虱子说，看你能爬到哪里去，你早就在本大爷的手心里了，然后双指一挤，一股血便留在指甲盖上。我得意地笑着，发疯般地又挤又掐，连那些虱卵也不放过。
19
这样胡乱地过了三个月，有一天深夜我们接到紧急行军的命令。那是一个冷雨横飞，秋风凄紧的夜晚，我们从被窝里翻身下床，整装集合开始行军。
大家心里窝着一肚子火，骂骂咧咧地踏进泥泞。周少智问，这样猴急的样子，是不是日本人又打进来了？蒋国全说，刚赶回去才几个月，怎么可能又打回来啦？周少智又问，我们要赶到哪儿？我说，谁知道呢，跟着走就是了。团长王耀义骑着一匹黄色的马，在队伍前后巡回跑动，他穿着一件黑雨衣，雨水顺着帽沿往下淌，他挥着马鞭不停地叫喊：跟上，跟上，不许掉队！说完后一记响鞭，策马向队伍前面狂奔。
从团长那紧张的神色看，这次是有大事发生了。我对蒋国全说，可能又要打仗了。蒋国全说，跟谁打呀？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