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纽的演讲避开了有关新闻检查的说法，但是他几次强调，广播电视是由政府颁发执照的媒体。阿格纽已举起了一根橡木棍，FCC关于“提高文化层次的章程”戏剧性地取得了成功。起初，各电视网原本认为，对这位无论是纽约或是华盛顿都不会当回事的人，会有大批公众反对他所发出的威吓，鼎力支持自己，可实际上公众对这个演讲的反应是，大多数人表示赞同。杜邦－哥伦比亚《广播电视新闻业调查》（Survey of Broadcast Journalism）称：“在火奴鲁鲁，KHVH台播出了一篇论战性社论，开头是：‘你想让政府为你选择新闻吗？’结尾是：‘这种局面中暗含着恫吓，现政府似乎想利用它，这是美国人民不应该容忍的，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市政府都不应该插手新闻。我们想得到你们的支持，让我们了解你们的想法吧。’
“5天以后，该台又播出了一篇社论，开头说：‘我们刚刚发现我们并不了解我们的受众……我们的受众也不了解我们——这对于任何一个媒体来说都是令人震惊的。’”ABC在阿格纽的演讲发表之后，曾经作过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发现：88%的公众知道这件事，51%的人同意阿格纽关于电视新闻有偏见的观点，只有33%的人不同意。
对阿格纽的许多支持，可能与这次演讲极佳有关，这是本世纪美国写得最成功的政治雄文之一。毫无疑问，有些文章的出现，只是为了报复新闻界，因为它向人们传播了他们无意知道的信息。按照某一教派的古训——巴比伦人会杀害带来坏消息的信使，新闻从业者完全是咎由自取，他们的经验似乎本应该告诉他们，当真正的坏事情——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遇刺、某次骚乱、一场地震、春节攻势——发生时，人们整天守着收音机和电视机，并且心存感念。
新闻界被阿格纽弄得特别痛苦，他们从未遭受过来自左翼人士的类似批评，而阿格纽对他们个人偏见的描述又多多少少是准确的。一年前，一位持政治中立态度的英国研究者，从一篇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论文上看到过这样的字句：“对电视新闻决策者的同情，绝大部分来自民主党人或自由派共和党人。”
除了少数几个鲁莽的年轻人之外，在电视新闻从业者中，所有人都不惜投入大量的情感和智慧，来确保个人观点不要影响他们的专业判断。而且，电视新闻从业者从不拉帮结派，组成阴谋小集团，他们的竞争很激烈；在决策层，他们根本就不会“彼此经常交谈”：当阿格纽开始演讲时，NBC的韦斯特费尔特和CBS的米奇利还从未见过面。美国人可能不像英国独立电视公司（ITA）的斯蒂芬·墨菲走得那么远，墨菲现在是伦敦所有戏剧直播节目的审查员。他说：“某人制作了一部对某个政党充满偏见的节目，而他却是该党忠实的追随者，这就是本国的典型情况。”不过，所有电视网的新闻制片人都肯定地说，他们一直尽其所能地避免自己的偏见影响新闻决策，播出阿格纽的演讲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电视新闻从业者中，只有霍华德·K·史密斯公开宣称对阿格纽的言论表示某种赞同。他认为，阿格纽的话很有趣，而他本人大概是1950年代幸存下来的少数左翼人士中最左的一位。想当年，当公牛康纳放出狗来撕咬争取民权的游行者时，史密斯正是那位站在CBS摄像机旁的记者。是史密斯引用伯克（Burke）的话说：“让邪恶得逞所必需的惟一方法是，好人什么也不做。”1962年尼克松竞选加州州长失败后，还是史密斯，让阿尔杰·希斯在电视网的一个节目中同尼克松吻别。不过，已经辞去CBS新闻总裁职务、改任福特基金会新闻顾问的弗雷德·弗兰德利认为，电视网自身应该为公众丧失对它的信心承担责任。阿格纽发表演讲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弗兰德利又说：“在埃德同麦卡锡交锋的第二天，我们收到1万多封来信支持我们，因为人们信任默罗。今天，电视网恰恰得不到这种支持，电视上流露出太多的傲慢。”
支持阿格纽的人——当然，不包括弗兰德利——可能会赞同用“傲慢”这个词，尽管他们可能还有别的意思。人们感觉到了问题，但没有仔细分析它，也一直未能清楚地加以阐述。总体上看，196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反映出狂妄自大的恶性膨胀，这是那10年中新闻从业者、尤其是电视新闻从业者的特点，他们对新闻和现实之间的差别失去了把握。一位不知名的加拿大人用信手拈来的例子解释了这种差别。他注意到，从温哥华飞来的航班7：05在多伦多机场安全着陆，这不是新闻。在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飞机的确安全着陆，人们走下飞机，拥抱家人。毕竟，1970年全年，美国各航空公司正常航班中没有发生一起旅客死亡事件，可是新闻界只对飞机坠毁感兴趣。
当然，确实有飞机坠毁了，1971年就没有1970年那么幸运。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强辞声称，报纸、广播和电视不应该传播只是偶尔发生的飞机失事消息，这种报道毫无疑问会让旅行者们消沉，但这就是新闻。街头谋杀案是新闻，舞场地板的塌陷也是新闻。实际上，对那一场发生在格勒诺布尔的悲剧的报道，曾经一连好几个晚上挤走了法国电视上所有其他的新闻。然而从统计上看，现实是，飞机着陆了，人们在大街上行走没有遇到任何谋杀，狂舞了一夜也没有摔进地板缝里。社会现实总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与个人经验迥然相异。社会对新闻人的要求是，时刻保持这样一种意识：他们所干的是一种叫做新闻的东西，并不总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生活。对新闻人来说，这就有些让人犯难了，因为处理现实的人显然比只是干新闻的人更重要。
戴维·尼古拉斯是英国商业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主管，他告诉来访者们这样一个流行的说法：“如果没有上《10点新闻》播出，那么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这种论调在美国也很普遍，当然，事实并非如此。电视新闻只是报道了实际发生的新闻事件中的很小一部分，它们已经在当地报刊上报道过，而吞噬人们日常生命的事件流，根本就不是新闻，用奥登的话说，即使他们死了，他们遭遇的也是“《泰晤士报》没有提及的”死亡。也许，将还未发生的会发生之事告诉他们，是不明智的。
就电视而言，更深层的问题是，它看上去似乎反映了现实。1959年，弗兰克·斯坦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电视的‘独特性’在于，它能让观众和旷世伟人会面，能让观众产生正亲眼目睹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的亲历感。……各种重大事件不一定要通过记者和编辑的叙述和解释来过滤，可以让人们直接目击，他们能够自己作判断。”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充其量，电视展示的只是摄像师摄制的某个画面而已。因此，尽管有斯坦顿的一家之言，CBS的新闻“准则”仍然告诫制片人说：“重要的是让观众明白，他正在收看的仅仅是某一事件的现象，而不是事件本身。”在埃德蒙·卡彭特《他们成了自己的眼中物》（They Became What They Beheld）一书中，这位人类学家披露了大量事实：“在电视演播室中，尽管现场直播节目刚结束，无所事事的雇员们仍然从监视器上看节目。”其实，荧屏上出现的，不是舞台上的表演，而是一个“真实的”的娱乐节目，与之相比，新闻节目只是真实的程度不同而已。皮埃尔·谢弗任职于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研究中心，似乎比美国广播电视界或政府中任何人都要左倾，他对此抱持激烈的批判态度：
“电影作为一种产品，源自对现实的模仿。对那些头脑不清醒的人来说，广播电视似乎直接就是现实的一部分，只是经过无线电传播扩散了，而不是经过制作加入了创造。人们忘记了，这些图像是在空中传播和增衍的，它们不是实物或真人真事，而是影子，是现实的变形，其变形程度之大堪与电影相媲美。”
从事新闻报道，经常要求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非常迅速地拍摄画面。在一份提交给英国国会的报告中，皮尔金顿委员会曾经指出：“琐碎无聊是广播电视的先天不足。”电视不可避免地会将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忽略的一些东西，反映在图像上，而观众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千差万别的。与报纸或杂志的图片编辑不同的是，电视图像编辑并不遮盖、涂抹或者剪去画面中与主题无关的部分。
1971年春，针对尼克松政府试图控制电视网新闻广播的努力——这种努力一直比公众、甚至比电视网新闻部所知道的还要多——克朗凯特发表了一份措辞激烈的演讲。他说：“为了让公众相信广播电视新闻不是娱乐业的一部分，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已经奋斗了35年时间。令人羞愧的是，现在有些人却在损害这一声誉。”但是，广播电视新闻当然是娱乐业的一部分，没有人比克朗凯特本人更清楚这一点了，实际上，他每周领取的是一名娱乐业者的薪俸。娱乐本身并不一定就不真实，毫无疑问，艺术家和新闻记者都在努力传播关于现实的某种东西。
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试图在电视的虚幻性与真实性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但是，这里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从《贝弗利山庄乡巴佬》刻意的愚蠢，到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用他点香烟的打火机点燃越南的一所茅屋，一直连在一起。在虚幻的一端，制片人、作家和演员们能够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版本的那种现实；他们需要的只是愿意相伴的观众；而在现实的一端，在新闻影像中，制片人、编辑、记者和摄像师必须寻求的，则是用他人的眼光看世界，并展现这个世界。克朗凯特关于“坏新闻”的定义是：“越轨行为和悖离既存规范的异见。”对此，他的敌人可能不会赞成，但这个定义表明，“坏新闻”已经处在超出这个连结体的某一点上了：足够真实，但含有不少戏剧成分。
“新闻”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的趋势，即寻求能够进入摄像机视野的最富于色彩和最有趣的东西。就这一点而言，阿格纽对电视使得乔治·林肯·罗克韦尔和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表面上具有了合法性的讥讽完全合乎情理。但是再往前一步，事实是，美国人很快便厌倦了罗克韦尔和卡迈克尔，这样他们很快就不再是“新闻”了。的确，真正的抱怨，不是来自那些勉强倾听别人不满的自鸣得意者，而是来自所谓的被关心者，后者常常被迫倾听那些絮絮叨叨的批评家们的重要意见。电视需要议题，就像它需要喜剧演员一样，可是，如果电视选择更冷静的女性发言人，让她们以无可辩驳的证据，来展示20世纪末两性在承受社会变革负担中的不公平分工的话，妇女解放运动本来也许不会发展得这么快。
最后，事实上还有一种常见的、内在的欺骗性，即新闻无记忆：记者们尽其可能地把今天的新闻做得重要而生动，却很少操心今天的报道与过去的报道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11月，我们被告知伊利湖已经病入膏肓，死气沉沉，没有一种生物可以在湖中生存；3月，我们又得知，汞污染将造成严重的经济问题，数以千计的俄亥俄州渔民将失去收入，因为有关当局不允许他们出售从伊利湖中捕捞的数以吨计的含汞鲈鱼。星期一，专家们忧心忡忡，到本世纪末，要解决亿万美国人的问题需要充实我们所有的公共机构；星期二，一条有关教育的报道顺便提到，美国的人口出生率在1960年代稳步而急剧地下降，因此小学入学率也在下降。当然，观众的记忆力比新闻制片人要差一些，可是最终这会导致一种不适、一种感觉：电视新闻所呈现的世界无法融为一体，有人在欺骗我们。
新闻主管们在谈到他们无力报道“趋势”或“长期新闻”时就唉声叹气，可是，无人能够超越时间的地平线。根据定义，新闻是对今天所发生事件的建构，昨天的报纸是用来包鱼的，昨天的广播电视新闻根本就不存在。在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里，电视新闻工作者和我们中的其他人一样，都会更加生机勃勃，更善于分析，更有想像力，更有洞见，也更为精确。如果达不到这个更美好的境界——当然，哦，忒勒马克斯，我们都应该努力寻求、奋斗、发现而决不气馁——避免观众不信任的最好办法，就是公开承认新闻的局限性。重要的、有教益的、有帮助的、娱乐性的新闻，是广播电视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也不可能呈现“现实”。
理查德·萨伦特说：“我知道，我知道。如果我是一个专制的老板，我会禁止沃尔特在晚间新闻结束时说那句话‘事情就是如此’（”That‘s the way it is“），可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