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了电视，历史将迥异于以往。电视使观众置身于新闻发生的瞬间、新闻发生的现场；它将以往从书本中读到的历史，变成我们亲历的、与我们休戚相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
——1968年给CBS股东的年度报告
美国有其他国家一样，在大众传媒兴起之前，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陷入沙文主义的狂热之中，然而，如今迅速发展的大众传媒却使得社会情势变得更加飘忽不定了。有时，当今社会就像一艘满载乘客的渡船，人们先是疯狂地涌到船的一侧，船几至倾覆，随即人们又涌向另一侧，船又向另一侧倾斜。过去，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缓解了新闻对社会个体的冲击，如今广播和电视却几乎将这一距离消弭于无形。我们可以在瞬间内获知信息，却无力对事件进行及时补救，这也许会增加我们的无力感，虽然值得怀疑的是，当我们对未来会发生什么知道得更少，或者知道得更慢时，我们是否会更无力。
——戴维·里斯曼
我怀疑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对美国人的勇气、团结、完整和幸福，具有与其他事物一样的破坏力。
——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电视评论员莫里斯·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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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真正重要的电视直播，是1948年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电视现场直播。后者的电视直播，影响似乎更甚。人们通过电视看到，由于提名现任总统哈里·杜鲁门作为下届总统候选人（他似乎不可能获胜），民主党笼罩在败局已定的气氛中，一片混乱。左翼早已分裂出去另组新党，取名为进步党，提名华莱士为总统候选人，1948年时，幕僚们感到有必要阻止南方民主党人脱党，以防右翼从民主党中分裂出去。当时，杜鲁门和担任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的休伯特·汉弗莱政见不一，汉弗莱迫使大会通过了一项令南方民主党人难以忍受的民权政纲。于是在摄像机前，这些南方民主党人把自己的代表胸章摘下，扔在门边的一张桌子上，然后离开大厅，扬长而去，镜头对准了他们离去的通道，也拍下了门边桌子上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胸章。现任联邦通讯委员会投诉部主任的威廉·雷，当时还是NBC芝加哥电视台的新闻部主任，他说：“我记得当时坐在NBC的导播室里，看到荧屏上的胸章越堆越高，我对自己说：’这真是世界上最令人难忘的一幕。‘”
威廉·S·怀特等人认为，美国电视直播的这个小插曲，为杜鲁门总统赢得了连任。他说：“电视从不介意自己在解释性报道上的不足，它在简单地、直接地展示表象方面具有难以企及的优势，在费城，电视就展示了这样一个让人难忘的瞬间。……美国东部地区的黑人们看到了愤怒的游行者的画面。……杜鲁门先生为他们真是’甘冒风险‘，黑人们从这一幕中体悟到的东西，远比任何文字所能传达的还要多。……这个案例说明，实际上，是电视这个媒体挽救了他的竞选前途，我永远都相信，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
这条新闻会成为一个经典。桌上堆满胸章的一幕，就像是专为拍摄而上演的。当表明了各自的态度之后，大多数代表开始返回桌边，拿起他们的胸章，戴好，重新就座。这一幕对人们的影响，可能不像怀特所记忆的那样深远——1948年夏天时，美国的家庭电视机拥有量不到50万台，而且全国代表大会的直播报道仅限于美国东北部地区，很遗憾，那里只有为数不多的黑人能够看到电视。后来的结果显示，杜鲁门并没有赢得直播覆盖区内几个重要州的选票，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和马里兰州全都支持杜威。但是，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无关紧要。在现代人眼中，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对古希腊的看法，比真实的古希腊更重要；与此相仿，在政客和学者们眼中，电视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可能比事件本身更重要。
电视把胸章事件搬上了荧屏，但当事者的“表演”却并非虚情假意，这一幕还会重现，就像20年后的反越战示威一样。南方代表们在寻求一种表达方式，以便让那些不太可能听到治国宣言的公众们，了解他们的愤怒和痛苦。也许这种方式有某些创新和不妥之处，但实际上它是完全正当的，也得到了历史的认可。想想杰克·凯奇、公开绞刑、斩首和四周的喧闹，或者想想考克西（Coxey）大军或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1919年反对私刑的大游行，或者想想为了展示美国和特迪·罗斯福的伟大荣耀而像白痴一样在全世界航行的大白舰队。尽管大多数委员会仍然禁止摄像机进入他们的办公区，但是，“调查性”的国会听证会被全部搬上荧屏，而且形成了惯例：委员会秘密地听取证词，之后在已有证词中选择那些他们想对公众直播的部分。选举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喧嚣，是以体育比赛的方式搬上荧屏的；全国大选的戏剧性因素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实际上，如今每一家电视网都要对选举进行预测分析，对此有各种不同的反对意见，其中最有份量的一种意见认为：由于大选之夜的戏剧性被减少了，电视网可能大大降低了选举本身的重要性。
失败者和获胜者都有资格走上舞台去展示自己，而且周围环境要求他们，一旦有人注意，就要表现得更有想像力。1960年代初期的黑人领袖在这个方面特别有天赋，“向华盛顿进军”无疑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最富有戏剧性的轰动事件之一，尤其是马丁·路德·金的演讲，他的出现，给“蛊惑性人格”这个不可言传的术语下了定义：当他打开话匣子时，有幸与他同处一室的人，没有谁会忘记自己被感染的那一幕。
用示威的方式表达政治观点是一种冒险。在群情激奋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很容易失去他们可能会有的自控能力。但是，当示威被安排在白天举行时，不仅电视拍摄可以在自然光下进行，而且光天化日之下，人类天性里的犯罪倾向也不大会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因此，大众政治示威往往是平和的。当然，政治示威有多大的作用是另一个问题，不在本书的探讨范围之内。应当指出的是，在由多数人统治的民主社会里，这实际上是少数派的一种策略。嬉皮士们的流动剧院往往以惹怒成年人为目的，而且往往如愿以偿，但是，大众政治示威不同于此，它立足于劝服：运用戏剧化的技巧唤起对某一观点的注意，相信它能获得多数人的支持。若是采用其他方式，由于种种原因，就无法获得必要的公众关注。电视上播出的任何示威，可能原本就是为了电视播出而示威的：只有当电视转播车出现之后，自发参与示威的人们才迸发出足够的热情。当然，体育比赛后的骚乱可能要排除在外。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登陆月球的活动，是现代社会最大的一次示威，被美国政府隆重地搬上了电视荧屏。不过，当时各电视网面临的问题并非报道该事件本身，而是如何填充直播时大量的报道时间。ABC的埃尔默·洛厄说：“报道这次登月活动用了非常多的录像资料，光是整理素材并把它们放进资料库，就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为了获得最生动的“模拟”太空旅行，三大电视网之间展开了激烈竞争，一年的实际花费高达数百万美元。此外，它们还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监视”宇航员的家庭生活，甚至宇航员父母的家庭生活，创下了美国新闻史上最恶劣的侵犯个人隐私的纪录。结果，在这个相当神秘的科学领域，电视直播给大多数美国人上了最磨蹭的一课，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几亿人同时共享某一事件的一次经历。
尽管国家航空航天局强烈反对，但电视网坚持说，美国人民有权知道纳税人的钱被使用的全部细节，因此，电视摄像机对宇航员在月球上的活动进行了跟拍。航空航天局想展示的是技术，而不是人，该局也有充分的理由对直播这一项目表示担忧。埃德·默罗的《导弹传记》是第一部有关航空航天主题的电视纪录片，播出后效果不佳。1962年，我第一次去卡纳维拉尔角时，人们告诉我，大写字母IRBM代表Indian River Banana Missile（印第安里弗香蕉导弹），因为印第安里弗是火箭发射失败后坠毁的地方。每一位与航空航天有关的人都很清楚，一旦进入了这个行当，人的生命就处于极度危险之中。电视既会把宇航员塑造成英雄，也会把他们变成人们起居室里的伴侣，国家航空航天局可不想闹着玩，可不想拿宇航员的生命开玩笑，断送这个项目的未来。
CBS特别报道组组长罗伯特·伍斯勒负责过电视网有关人类太空探险的所有报道，他说：“他们想让节目非个人化，他们甚至不愿告诉我们即将进入太空舱的宇航员的名字，总是说可能有3位宇航员上天，可是找哪一位也不容易。我们只得对理发馆和教堂进行监视——这真是一场游戏，这些宇航员可能总是分属两个不同的新教教派，再加上信仰天主教的，所以我们得监视好几个教堂。”
然而，国家航空航天局最后还是妥协了，对每次载人飞行的现场报道都给予了充分的配合。这次成功要归功于新闻界百折不挠的勇气。历史上，似乎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允许公众去接触这种可能会遭遇失败的重大政府行为。一方面，社会的公开度使得直播载人航天飞行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人们把这种公开度视为理所当然而毫不珍惜——很难说这两者中哪一个更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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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报道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仍然是电视投入最大、花钱最多、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工作。1952年的大会上，塔夫脱参议员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之间发生了席位之争，众多美国人在事件发生的同时便通过电视看到了这一幕，看到了代表们对资格委员会的报告投下举足轻重的一票，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如今，终日伏案工作的CBS新闻副总裁比尔·伦纳德已变得有些富态，多年来，他的《纽约观察》一直是美国最受赏识的地方性节目。他还记得，当他站在威廉·布莱尔位于芝加哥的房子外面，看着刚刚被提名为民主党候选人的艾德莱·史蒂文森走到阳台上接受朋友们祝贺时的情景。他回忆道：“我对着麦克风说，’这些画面你们在明天的报纸上将会看到。‘那感觉真是妙极了。”电视网认为，转播早期的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具有商业价值：贝蒂·弗内斯迅速闻名全国，威斯汀豪斯公司在家用电器行业愈加声名远播。电视转播能使人一夜扬名，也会让人身败名裂。
1972年，三大电视网在报道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中花钱不太多，大概不到2200万美元，其中有700万会从广告商那里赚回来。1968年，三大网花了同样多的钱，但能够买来更多的东西。当时，电视网的工资单上列有1700名工作人员，由他们制作这4个晚上的节目。这一年，仅CBS就用了111台电视摄像机报道两党大会，60台设在迈阿密海滩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51台设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可是，由于一次电话安装员的罢工，致使电视网在会议大厅外铺设电缆的计划无法实施，报道进行得十分艰难。1972年，CBS只投入了50台电视摄像机——27台在迈阿密海滩，拍民主党大会；23台在圣迭戈，拍共和党大会。
报道两党大会的设备，以用于体育比赛的转播车为主，许多技术人员你都可以在秋季的赛场上找到。ABC通知共和党人，第一技术小组不能派往圣迭戈的现场，因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距奥运会开幕时间仅一星期，慕尼黑也需要这些高级技师。从某种意义上说，报道一次大会的感觉与报道一次橄榄球比赛的感觉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有若干个指定的机位，在选定的某个时间播出节目。CBS的伍斯勒，长着圆圆的脸，一头稀疏的棕发，身着绘有红花图案的白色衬衫，外穿粉色的方格图案的套服，非常时髦。他可能不了解橄榄球赛，自从1950年代离开股票行业后，他一直在CBS特别报道组工作。，对他来说，大会报道只不过是另一次特别报道而已。他说：“我制作过太空登月、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大选初选、大选之夜、暗杀等节目。这些节目极其相似，都是现场直播，有多个节目来源；需要与主持人一起分享节目组织权；按照销售部门的要求，在节目播出过程中每小时插播若干分钟的广告。”
从技术上说，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不仅是为电视而举行的，而且是由电视搬上舞台的。每次大会，三家电视网会组成联合报道组，由一家电视网负责协调管理（互助广播公司提供音频服务），主要报道大厅内，特别是讲台上的情况。各电视网的分工由抽签决定，比如1972年的两党大会，ABC抽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报道权；NBC抽到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报道权。联合报道组的任务包括：设计和建造大会讲台和讲台前方30英尺的平台，电视机、摄影机和摄像机会在那里安家落户；提出要求，让地方电力公司给大会大厅提供所需要的电力；设计和安装讲台的照明，以及大厅其余部分的照明；铺设新的大楼扩音系统，安装讲台和代表席上的麦克风，控制小组会让该党领导人决定什么时间哪个麦克风可以播出、哪个麦克风要关闭（没有麦克风的人，他的声音连与会代表都不可能听到）。控制小组实际上由电视网的工程师组成，接受该党主席的指令。1972年，大会选票第一次实际上由联合报道组统计，而非党内官员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