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价值，从长远来看，在于组成这个国家的社会个体价值的实现。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我们对体制寄予太多厚望，而忽略了人类自身的能力。
——本杰明迪斯雷利
“天助自助者”，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箴言，具体地说，就是经过人们丰富经验所产生的结果。自助精神是个人所有真正成长的根源，它体现在生活的众多方面，构成了国家强盛的真正源泉。从效果上看，外界的帮助使人更加脆弱，自助却使人得到恒久的鼓励。无论你为一个人或阶级做了什么，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减弱了他们为自己干活的激励与必要性。在人们受到过分引导和过分监管的地方，其必然趋势是使人们不能自立。
即使是最好的制度，也不能给人积极的帮助。或许，制度所能做的，顶多就是给予人们发展自我与改进个人状态的自由。但是，人们总是趋向于相信他们的幸福和成功是通过制度而不是自己的行为来确定的。因此，靠立法推动人类进步的价值通常被大大地高估。每隔3～5年选举1～2个立法者，形成立法机构上方的组成部分。
然而，尽管这项义务被诚挚地执行，对人们的生活和天性却并没有起到积极的影响。甚至，人们日渐懂得，政府的功能是消极和有限的，而不是积极和有效的；政府的职能主要在于保护——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法律，如果被明智地执行，可以确保人们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不论思想或身体。他们只需付出相对来说很小的代价。然而，再严厉的法律也无法使懒惰之人变得勤勉，使奢靡之人或嗜酒之徒有所节制。这种改变只有通过个人的行为、节俭和自我克制才能生效，即通过好的习惯而不是大的权力去改变。
一个国家的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其组成个体的反映。高于人民的政府不可避免将被拉回到人民的位置，同样，低于人民的政府迟早将被提升到人民的位置。依据事物的规律，一个国家的整体特征总能显示适当的法律及政府的运行结果。就像水能显示水平线一样。贵族受高贵的统治，无知及腐败的人则受无知的统治。事实上，所有经验都证实：一个国家的富强取决于其子民的天性，而非其制度。因为国家仅是社会个体的集合而已，而文明自身也只不过是组成社会的男人、女人、孩子完善个人的问题罢了。
国家的进步是社会个体勤勉、能干、正直的结果，正如国家衰败是社会个体懒惰、自私和邪恶的结果。我们通常所谴责的社会邪恶，在很大程度上，却源于我们不断堕落的生活。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尽量减少或根除它们，但是，它们却会以另外的某种形式重新复苏，除非个人生活及民族天性赖以存在的环境得到彻底的改进。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得出结论是：最高爱国主义和博爱主义不在于改变法律和修改制度，而在于帮助和激励人们通过他们自己自由且独立的个人行为来提高自我。
一切事情都由个人的内因所决定，外因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最大的奴隶并不是被暴君所统治的奴隶（尽管这种统治是极大的罪恶），而是自身道义上无知、自私、邪恶的奴隶。一个充满奴性的民族仅通过统治者或制度的改变是无法获得自由的。只要这种致命的幻念盛行，自由将仍由政府掌控。即使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这种改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曾经身处奴化幻觉的人们，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实际和持久的效果。个人的天性是自由的坚实基础，也是社会安定和国家进步的可靠保证。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说得很对，“只要允许个性的存在，即使是专制主义也不会产生最恶劣的后果；任何毁灭个性的东西都是专制主义，不论它以什么名义出现”。
关于民族进步，时常涌现一些古老的谬论。有些会呼唤恺撒式的救星，其他人则呼唤国家作为救星，另外还有些人则寄希望于议会法令。我们在等待恺撒，然后我们发现“谁承认并听从于他，谁就幸福”这条教义简单来说就是，任何事情都不是由人们自己做主。如果这样的教义被作为指导，社会的自由良知将被破坏，它将迅速为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铺平道路。恺撒主义是人类偶像崇拜中最坏的形式——对权力的绝对崇拜。其产生的效果与绝对崇拜财富产生的效果一样。另一个对人们起谆谆教导作用的更加健康的教义便是自立精神。一旦它被完全领悟并付诸行动，恺撒主义将销声匿迹。自立精神与恺撒主义是直接对立的，正如雨果对笔和剑的论述，“其中一个会杀死另外一个”。
至于国家和议会法令的力量，也只不过是普遍的迷信罢了。爱尔兰一位伟大爱国者威廉达刚曾在首届都柏林工业博览会的闭幕式上讲道：“说实话，在我的印象中，从未听到我的同胞提及‘独立’一词。我听得最多的是，如何从这里、那里或其他什么地方去获取独立，如何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边的外国人身上等论调。当我以最大限度去衡量通过这种交流给我们带来的利益时，我的内心常深深地感到，我们工业的独立必须依靠我们自己。我相信，只要把精力放在勤奋刻苦和精益求精上，我们将会比任何时期都有更好的机遇和光辉的前景。我们已经迈出了步伐，但坚忍不拔才是成功的巨大动力。只要我们以饱满的热情前进，我深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将达到一个共同舒适、幸福、独立的状态，并把这种状态带给其他人。”
任何国家都是无数代人思想与劳动的结晶。生活在各个阶层及条件下的坚忍的劳动者们，包括土地的耕耘者、矿山勘探者、发明家、探险家、制造业者、机械工、手工业者、诗人、哲学家和政治家，都为缔造自己的国家作出奉献。他们一代接一代地努力，并把劳动成果不断推向更高的阶段。这些不断延续的伟大劳动者——文明的缔造者——在混乱的工业、科学、艺术中创造了秩序。因此，生存着的种族，在自然的演化进程中，成为通过我们祖先精湛技艺和辛勤劳动所创造宝贵财富的继承者。这些财富在我们的手中得以耕耘，并下传给我们的继承者，在此过程中，它非但毫发未损，反而会得到更大的完善。
自立精神，正如它在充满活力的个人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它在任何时代都是英国人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衡量国家力量的真正标准。通常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个人，在做了群众的领袖之后，获得公众的尊敬。但是我们的进步同样归功于成千上万的无名小辈。在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战役中，尽管只有将军们名垂青史，但在很大程度上，战争的胜利是通过士兵们发挥个人的勇猛精神和英雄主义才赢得的。
同样地，生活也是一场“士兵的战斗”。——人类在任何时候都是最伟大的劳动者。其中绝大多数人们终生默默无闻，他们对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影响力虽然无法与那些有幸名垂青史的伟人们相比，但是，即便是最卑微的人，只要他在勤奋、节俭、对生活保持公正诚实的态度等方面在其同胞面前作出榜样，那么，他对他祖国的美好生活就产生了现实和长远的影响。因为他的生活和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人，并在未来的时代被推崇为好榜样。
日常经验表明，充满生机的个人主义对他人的生活和行为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真正的实效教育。与此相比，小学、中学、大学给予人们的教育只能算是最简单的文化启蒙而已。来自我们家庭、街道、商店柜台、生产车间、织布机坊、耕地间、财务室、手工作坊、拥挤嘈杂的人群的日常生活教育，却更加具有影响力。这是作为社会成员的最后的指导，即席勒所谓的“人生历程的教育”，它表现在人的行为、品行、自我修养、自我驾驭等方面，所有这些都在于正确地指导人们，使他们在人生责任和事业上作出适当的行动。这种教育是无法从任何书本或大量学术训练中获得的。培根用他那惯有的颇具分量的语言说道：“学习并不能教会人们怎么用它们，那是一个属于学习之外并超越学习的智慧，它只能通过亲自观察实践来获得。”这句话既适用于实际生活，也适用于对才智本身的培养。所有的实践都证明并增强了它的合理性，一个人的自我完善是通过工作而不是通过读书得来的——是生活而不是文学，是行动而不是研究，是性格而不是遗传，它在永久地完善人类。
伟人的传记，特别是那些品行良好的伟人传记，在为他人提供帮助、指导和动力等方面，仍然是最具启发和最有效的。有些佼佼者的传记无异于给人类带来的福音——教给人类和世界一种高尚的生活、高尚的思想和充满活力的行为。这些有价值的榜样充分展示了自立、耐心、奋斗和坚守良知的伟大力量，这种力量存在于形成高贵品质的过程中。它所展示的语言不会让人误解他们获得成功的力量，它以铁的事实证明了自尊和自助的效力：它能使那些地位最卑微的人为自己赢得令人尊敬的实力和崇高的声望。
科学、文学和艺术界的伟人——伟大思想的传导者和宽宏心灵的使徒——他们并未脱离社会阶层，他们同样来自学校、车间、农舍——来自穷人的茅草屋或富人的高楼大厦。甚至某些上帝的最神圣的使徒也是来自“社会阶层”。最穷苦的人有时也会位及巅峰，在他们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没有困难被证明是根本无法战胜的。这些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他们最好的帮手。因为这些困难能激发他们勤劳和坚忍的能量，并把这种能量转化成生存的本领和技能。现实中通过克服困难取得成功的例子不计其数，这也是箴言“有志者事竟成”的最好的证实。著名的例子有：出身理发师的最富有诗意的神学家杰勒米泰勒；发明珍妮纺纱机并成为棉纺织业奠基人的理查德阿克莱特爵士；英国上议院最卓越的大法官之一腾特顿；最伟大的风景画画家特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