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身份的高低，是由他周围的朋友决定的。朋友中贤者越多，意味着你的价值越高，对你的事业帮助越大。朋友中的贤者是你一生不可缺的宝贵财富。因为朋友中的贤者激励和相助，你才会战无不胜，一往无前。人生的奥妙之处就在于与人相处，携手同行。生活的美好之处则在于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等车
从市区到楚州，因为就近，我每次都是从人寿保险公司站乘车的。当走到淮海东路路北侧时，眼看着69路车从对面站台启动，我拿出了青年时代在学校夺百米冠军的力气追，一边挥手一边大声喊：“师傅，请停一下，等等我！”耳边好像听到车上有人在回应：“悟空，你别追了……”
车子没有停。
自从随女儿住到市区，公交车多了起来。淮海东路上的公交有近十个班次，但到楚州只有8路和69路。8路从外围直达车站，69路则是从楚州市区内经过，终点站是商贸城。我楚州的房子坐落在南门菜场附近，所以，得乘69路车。城市的公交车因为等的故事多，所以在作家的笔下有如下的描述，“爱情就像公共汽车，你等的那辆怎么也不来，而其他的却络绎不绝。”现实就是这样的，好多车过去了，就是我要的69路怎么也不来。
偶然遇到一位熟人，他也到楚州的南门。我们在那不知不觉又等了10多分钟，一辆8路车开过来了，我对他说，“先上这一辆吧，然后到那儿转车。”他摇摇头，我可不管他了，尽管那车内拥挤不堪，我还是挤了上去。
车开得很顺利，到了礼字坝我就下了车穿过马路到另一站等楚州区内的63路。我气喘吁吁地跑到那还没站定，一辆69路车从不远处开来，经过我面前时还从窗口伸出一只手向我打招呼，噢，是与我一起等车的那个熟人。看来，我虽然比他先上了车，但他却必在我之前到达目的地。我知道是我的耐心出了问题，做了不恰当的选择。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与等车相似的事还有很多。比如教育，比如婚姻。即使人生，也需要选择最适合自己路线的那一辆车。为此，你必须等待。除了机遇，还要有耐心。
给野草正名
北京给野草“平反”，将与城市人工草“享受”同等待遇。
一条短信，是朋友发的。我发短信问他人在哪，怎么想起发这个的？他回答他在北京，看到这条消息就忍不住发了；他认为这条消息有价值。
朋友的短信，让我如同身临天坛公园。多少年来，天坛公园的整个西区和南区的一部分基本都被野草“占据”着。草地间虽没有人工草坪整齐、浓绿，但野草却顽强地覆盖了每个角落。春天，这里的二月兰成了赏花盛地；二月兰开败后，狗尾草、蟋蟀草、紫花地丁、蒿子等近20个品种的野草就会相继登场。不怕踩踏的野草让人们更加亲近公园。
北京给蒙受了几十年不白之冤的野草“平反”，让人高兴。其实，绿化的最高境界，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野草也罢，人工草也罢，只要利用得当，都能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那种人工痕迹太重的绿化，未必就能达到美观的效果。而野草自有野趣，不见得就比人工种植的难看。更何况，“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不用浇水都能生长，难道这不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赏赐吗？
说到野草，竟让我想到了农民工。在当今，无论哪个城市，农民工在它的发展历史中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而特殊的角色。一幢幢高楼的崛起，一条条大路的延伸……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到处留下了农民工劳作的身影。然而，他们却像野草一样，在城市一直处于一种默默无闻的地位。他们是极普通、极普遍也是最真实的生命。他们的才能和勤劳肯干的精神，像野草一样极不惹眼，却是实实在在的城市建设者、美化者。
城市需要野草，更需要农民工。为野草“平反”，为农民进城开绿灯放行，既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体现，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如果说，给野草“平反”，是一种正确认识自然规律的绿化理念回归的话，那么，让农民工享受城市人的待遇则更是时代的呼唤。
清河麻将
麻将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人打麻将无论是竞技水平还是普及程度都可以说是独步天下。
老妻爱上麻将已近二十年了。胡适老先生曾说过：“惟有打麻将可以忘记读书，惟有读书可以忘记打麻将。”胡适先生打麻将的时候有没有玩点彩头我不得而知，但麻将的诱惑力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麻将有如此大的诱惑，使妻对麻将到了一天不看就很难过的地步，甚至对麻将的感情很多时候要超过对我这个做丈夫的。她自到市区以来的半年多，除假日抽空回去看上半天外，就整天困在楼上，很寂寞。不久前，在楼下一位老太太的带领下，在社区的活动室里玩起了麻将。自此，她的情绪就判若两人。
她自己玩得快乐不说，每天回来还要没完没了地向我作介绍。
她说，那儿是区里专门花钱建起的，里面放二十多张桌子，第一天是在东边的另一活动室看的，那儿更大，放了六十多张桌子。活动室是聚会场所，玩麻将不仅是一种感召，而且是一种释放。中午十一点多一点人就熙熙攘攘的上了，不到十二点位置就满了，全是清一色的老人，最大的与她一起看的是85岁的老太太。
她说，清河麻将，只对不吃，也不讲番，一倒五角，架牌一块，架牌又自给是两块；每人20元底，输光了不要再掏，人家和了不用付账，自己和了照样收账。
她说，那活动室内有人服务，有茶水供应，每张桌子上悬着一日光灯，每人每次仅收一块钱，还不够水电费……
开始，她抱怨刺激不够大。但一周后话竟转过来说了：“这里的麻将好，心理没负担，输光了至多20块钱；每天看三将牌，不累人……”
打麻将带点小彩，这也许是麻将的污点，给麻将批判者以口实，说麻将是“赌具”。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作赌具，比如说高尔夫球。为什么没有人抹黑高尔夫球呢？是因为这项运动有很高的门槛，常人不得入内，它是在比较一致的层次间进行竞技，也就是所谓成功人士吧。打麻将没有门槛，它是一种自发性全民运动。
在中国，打麻将的普及程度是任何一项活动都无法与之匹敌的。你瞧，上到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太，下至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儿，谁都不是等闲之辈。无论你是走在大街上，还是小巷里，或者车间中，都有人在讲昨天的麻将牌局。无论大江南北、黄河上下，无论绅士淑女、贩夫走卒，举国都是麻将爱好者。无论风霜雨雪、春夏秋冬，无论豪宅别墅、平民寒舍，麻将声都声声入耳。好一派独具中国特色的壮观景象！
麻将的“罪过”并非麻将本身之过。既然有如此庞大的麻将人群，特别是当今中国进入老年社会，如何让老年人解除寂寞，有释放的场所，并将其引上健康的轨道，确实是值得当政者去思考、探索的。
清河麻将，我为你壮行！
好人
喜迎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一批好人向我们微笑走来。
这是电视的一个画面。看了，让我首先想到的是，时代需要力量无穷的榜样，他们是社会和谐的中坚，是内心和谐的典范，想着想着，另一个画面出现了，一位好人说：其实我不能算好人。面对多找的零钱也曾怦然心动；面对无人看管的路口红灯我也想奋勇争先；面对被遗失在路上的钱物我也会心中窃喜……但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心绪和举动都被心里的不安所控。
对啊，好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这时，我的脑海中又产生另一个想法：什么样的人是好人。
我竟想到了那个“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的学界泰斗，被世人景仰的季羡林先生。他在谈到好人时，说：“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稍多一点就叫好人。”
季老逝世了。但在最后的时刻，他虽年高多病，经常住院，却仍坚持写作，在《病榻杂记》中说：“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都不要；继而又说：“身上的泡沫洗掉了，还我一个自由自在，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季老讲的是真话，君子坦荡荡，真正的文化人不需要虚名来装饰自己。
好人是一抹晨曦的温暖，好人是一朵花开的声音，好人是一片天空的开阔。
对应季老的“好人观”，王选说：“标准还可以降低一点，考虑别人和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王选已逝世几年，他生前被誉为“当代毕昇，方正之士”。他让汉字印刷“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引领中国进入新的阅读和传播时代，开创了中国印刷新纪元。王选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他说：“一个科学家如果经常在电视上出现，那么他的科学生命就结束了。”他这么说更是这么做的。不上电视，拒绝繁文缛礼，埋头苦干，所以事业有大成。王选晚年的心愿是培养更多的年轻才俊，可惜他刚到七十就走了。
看了二老对好人的论述，我想，今天的好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下，应该分层次，不搞一律化，在一元之内宽容多样，不能要求所有好人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利己不损人的也应视作好人。
康德说：“世上有两样东西最使我感到敬畏，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但丁说：“道德常常能填补智能的缺陷，而智能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林肯说：“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在我看来，道德并不一定是最高要求，讲道德恰恰是要求锁住底线，也就是说道德的基本要求是“一些心绪和举动会被心里的不安所控制”，不做不道德的事。
道德公平，不能双轨制，就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样，道德面前也该人人平等。当然，法律是多有他律，而道德则是自律。一个坚守住道德底线的凡人，他一定不会讥讽人间好人的；一个从政的好人（1922年5月13日，由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合签署的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就提议“好人政府”），他绝不会只与大款富豪拉拉扯扯，却与困难群众和道德法律推推搡搡；一个从商的好人，他明白什么是商业道德，明白成思危所说的中国不能容忍资本无道德；一个智识的好人，他一定为真理而说真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好人超脱于职业、职位、贵贱、贫富等复杂的外在因素，注重的是“人”自身的品质。是人之良心美德，显现的是各种社会角色之外的“人性美”的光辉。所以，好人行善无个人的功利性，不是为了自己得到什么，而凭的是为人处世的良心、爱心、忠心，不在乎别人有没有看见，知不知晓，只在乎是否于人于社会有益，只在乎是否问心无愧。
眼光
2002年1月1日，欧元在欧盟各国开始正式流通，中国报纸刊登了一张欧元的照片。温州人却在这张非常普通的照片上，发现了无限的商机。新版欧元比欧盟各国以前所使用的纸币尺寸都要稍微大一点，那现在的皮夹肯定就装不下新币了。很快，大批的适合新币大小的皮夹，从温州出口到欧洲，并且大受欢迎。
这是我从一张旧报上看到的一条旧闻。我没有经过商，所以过去对这类消息从来都不注意。这条两年多前的旧闻让我注目可能是我住进了一个叫温州花苑的缘故。我想，在当时即使是经商的人，看过这条消息的人可能也是无法统计的。同样一张报纸，同样一条信息，看了之后效果为什么会有天壤之别？其实，差别不在于信息本身，而在于眼光——温州人的眼睛如鹰，他们可以从细微末节中刺探出商机，并能在第一时间转化成财富。
《庄子》中也有一则有关眼光的寓言：宋国的一家人，有一祖传秘方，冬天涂在手上不生冻疮，皮肤不会皲裂。这家人靠这个秘方世世代代以漂布为生。后来，吴国人重金买了这个药方，用来装备军队，结果有效地防止了官兵冬天的冻伤，从而屡打胜仗。
美国企业家协会主席说过一句话：“成功企业家的共同特点，首先在于他们都有正确的判断力。”这个“正确的判断力”，我想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眼光”吧。这里面包括战略眼光、政治眼光、科学眼光、商业眼光、艺术眼光……总之，古今中外的一切事都可以与“眼光”联系起来。我们赞美一个人，通常说他“高瞻远瞩”；批评一个人，则说他“鼠目寸光”。
查字典，眼光，见识也，即对事物的看法。“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这是司马迁对眼光的高度表述。棋道如此，商道如此，战争如此，人生亦如此。人，眼光看的远，才能走的远；心里想的远，才能做的长，做的远！
曾有人这样说过：“瑞士人卖的是智慧和技术，美国人卖的是脑子里想出来的东西，日本人卖的是手里做出来的东西，中国人卖的则是地里种出来的东西。”虽说这话有失偏颇，但也说明了一个道理：经营眼光往往决定你的生意能够做多大和你用怎样的方式赚钱。
严格说来，眼光只是一种判断，一种在意识上、情感上，或是交杂于现实与理想间的选择。所谓好的眼光，就是凭着自己的直觉、经验而做出最正确的判断或选择。“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说明眼光对人生选择的重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就是有眼光的选择。
其实，人的眼光受诸多因素影响，如胸怀、见识、胆略等，甚至所处的地位不同，或者站的差异，也会造就不一样的眼光。如果有一块钱，一个商人，他会考虑如何利用这一块钱来循环投资；而一个农民，想的是用这一块钱来购买种子或农具；一个乞丐，想的却是买烧饼还是买馒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