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讲到，刘彻当太子期间，在黄老无为而治的宽松政策之下，各地豪强势力纷纷崛起，成为威胁汉家天下的不可低估的潜在危机。那么，豪强地主势力对汉家天下有哪些危害呢？
上一讲讲到，刘彻当太子期间，在黄老无为而治的宽松政策之下，各地豪强势力纷纷崛起，成为威胁汉家天下的不可低估的潜在危机。那么，豪强地主势力对汉家天下有哪些危害呢？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豪强地主相当于在汉初经济大潮中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有钱招谁惹谁啦？咋有钱就对国家有威胁，就成了汉家天下潜藏的第二个危机呢？
第一，政治上——抗衡国家权力。
在这些豪强中，“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史记·货殖列传》）。家有千金的豪强，实力和郡太守相当；家有上亿资产的，实力和王侯差不多。由于经济实力雄厚，他们甚至“力过吏势”（《汉书·食货志》），权力超过地方官吏。在一些地方，甚至有“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汉书·酷吏传》）的说法。当地官吏甚至宁愿得罪郡太守，也不愿得罪豪强。最典型要数景帝时期的豪强大侠剧孟。
剧孟是洛阳人，他喜欢打抱不平，扶弱济贫，缺点就是好赌博。他藏匿救助了不少亡命之徒，从不计较身家性命而为他人报仇，因此在各路诸侯王中都很有名气。他的母亲故世时，前来送葬的车达千乘之多。剧孟和当时的大臣袁盎也有过交情。他去拜访袁盎，袁盎热情接待。有一个安陵的富人劝袁盎说：“我听说剧孟不过是一个赌徒，您身为将军，怎能和这种下三滥往来呢？”袁盎说：“剧孟虽然是赌徒，但他母亲去世时，前来送葬的车辆数以千计，他肯定不是一般人，必有过人之处。人总会有个缓急之事，一旦碰到，亲戚又靠不上时，就得依靠剧孟这种朋友了。像你这样有几个臭钱，屁股后面经常跟着几个随从，这在平时还过得去，一旦有个啥事，你能依靠谁呢？”从此以后，不再和这位富人交往，周围的人也认为袁盎做得对（《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刘濞联合楚、赵、胶东、胶西、济南、菑川六国，以清除晁错为名，发动了叛乱。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带兵出征。周亚夫星夜兼程赶到河南，会兵荥阳。他到洛阳后，见到剧孟，“大将军得之若一敌国云”（《汉书·游侠传》），大喜，说：“荥阳以东不用发愁了，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助剧孟，可见他们成不了气候。”三个月内，叛乱平定下来。
后世文人对此多有感叹，李白在《梁甫吟》中赞道：
“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咍尔为徒劳。”
可见豪强大侠在地方影响有多大，如果他们能支持中央政府，就是国家的得力助手；如果他们稍有二心，与地方诸侯联手，则会成为朝廷心腹之患，从政治上威胁国家的统治秩序。
第二，经济上——加剧贫富分化。
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土地兼并已经较为严重。豪强地主只要有了钱，就会把绝大部分资产用来购买土地，因为购买土地是最保险的投资。汉朝税种有两种：一是土地税，二是人头税。
汉初土地税较低，高祖时定为“十五税一”，文帝曾有过十一年不收税，景帝（前155年）时定为“三十税一”，即按收获量的3.33%向国家交赋税。而地主把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农民要向他交一半的租税，“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汉书·食货志》），即按收获量的50%向地主缴税。这样一来，地主把国家的税交了，中间还有巨大的利润空间，收益为46.67%。所以他们投资土地越多，获利就越多。正是这种利益驱使，使得土地兼并越演越烈，直至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局面（《汉书·食货志》）。
汉初的人头税为每人每年给国家交一百二十钱。农民大量丧失土地，沦为无地农民，只能去给地主种地，接受高额地租的剥削。生活十分贫困，还得给国家交人头税，这就导致了大量农民逃亡，以躲避人头税。景帝时晁错就指出了这种现象：土地兼并的加剧，“此所以商人兼并农人，农人所以逃亡也”（《汉书·食货志》）。而农民逃亡，往往是逃到其他地方的豪强地主手下，卖身为奴，帮他们炼铁、煮盐、铸钱或耕种放牧什么的。豪强们则隐匿他们的户口，不向中央缴纳人头税，也不承担国家的徭役。
豪强地主的圈地运动，不但使得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也使得国家的赋税收入大受影响，从经济上威胁着汉家天下的长治久安。
第三，司法上——破坏法律尊严。
汉朝初年有一个大侠客，叫做朱家，生活过得十分简朴，却喜欢救人于危难，在鲁国影响很大。项羽有个部将叫季布，楚国人，非常武勇又很守信用，当时楚国流行一句谚语：“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千金一诺”的成语就是由此而来。在楚汉战争时，季布经常追得刘邦东奔西跑，如丧家犬一般。刘邦一统天下后，悬赏千金捉拿季布，同时颁布一条命令：谁敢藏匿季布，株连三族。季布在濮阳一户周姓人家里躲藏。周家人知道自己难以保全他，和他商量后，把季布的头发剃掉，用铁箍束住他的脖子，将他和周家的几十个奴仆一同卖给了鲁地的朱家。
朱家心里知道这个人是季布，表面上假装不知，便买了下来安置在田地里耕作，并且告诫他的儿子说：“田间耕作的事，都要听从这个佣人的吩咐，一定要和他吃同样的饭。”然后自己坐车到洛阳去拜见大将夏侯婴，通过夏侯婴劝说刘邦放过季布。最后，刘邦果然赦免了季布，后来还任命他做了郎中（《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由此可见，豪强的能力可以上通王侯，达到包庇罪犯的目的，其势力岂能小瞧？汉家法律在这里是不管用的。
豪强地主从政治、经济、司法方面威胁着大汉王朝，莫非政府就熟视无睹吗？会不会采取措施加以打击呢？
在汉初无为之治的宽松政策下，朝廷虽注意到豪强横行这一严重社会现象，但是从高祖，经汉惠帝、吕后，到文景时期，都没有下力气对此进行打击。
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汉景帝担心地方诸侯和豪强势力强强联手，不得不采取措施进行打击。公元前153年，恢复“过关用传”制度，这对日益强大的豪强势力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光靠这一招是远远不够的。比如江淮之间的王孟、陈国的周庸，皆以豪侠著称，势力强大。山东济南的瞷氏家族，更是“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史记·酷吏列传》），地方官拿他们没有办法。
看来只有派强硬派人物，才能对已经形成气候、威胁一方的豪强地主进行有效打击。选谁最合适呢？汉景帝想来想去，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郅都。此人在汉文帝时被选为郎官，景帝时晋升为中郎将。“（郅）都为人勇，有气力，公廉”（《史记·酷吏列传》），为人刚勇，力气也很大，估计武功高强，为官公正廉洁，办事雷厉风行。汉景帝考虑：只有派郅都这种勇猛不怕事的人去，才能解决问题。于是任命郅都为济南郡太守。
郅都来到济南，采取了以暴制暴的手段。到任即捕杀瞷氏家族的首恶，用铁血手腕打击当地豪强黑恶势力，开西汉以严厉手段打击豪强之先河。瞷氏首恶被诛，“余皆股栗”，其余豪强吓得大腿抽筋，不敢再与官府对抗。郅都在济南打击豪强迅速取得辉煌战果，还得益于他有一个好搭档。这个人叫宁成，也是个铁腕人物。“好气，为小吏，必陵其长吏”，做别人的下级，还敢欺压领导；为人的领导，对下级管理严格，智商高又有威信。担任济南都尉，成为郅都的下属。郅都早已听说过宁成的为人和能力，对他委以重用，联手开展打击豪强的斗争。
郅都在济南干了一年多，敢作敢为，致使“郡中不拾遗”，治安状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善，周围十几个郡的太守对他衷心敬服，视他如上司（《史记·酷吏列传》）。汉景帝得知郅都在济南干得很好，于公元前150年，晋升他为中尉，掌管京师治安。京师治安也随之好转。
正当郅都在仕途上一帆风顺的时候，一桩灾难正悄悄降临在他的头上。这是什么事儿呢？
前面讲到，刘荣原本是太子，因母亲栗姬失宠于景帝，被废了太子之位，转封为临江王。公元前148年，刘荣在扩建临江王宫时，打通了相邻的文帝庙的外墙，构成了侵占庙地罪。景帝令他来京师受审。刘荣到了京城，一看父皇不招见，再一看自己的案子也不是由廷尉审，而是由著名酷吏郅都来审，心知这下完了，便在中尉府狱中自杀了。
窦太后得知自己大孙子的死讯，大怒，恨死了郅都，非要杀掉他。汉景帝得知信息，急忙将郅都罢官还乡，随后却派使者持节任命他为雁门郡太守，不必到长安领旨，以免遭受太后毒手，令其直接赴雁门上任。雁门靠近匈奴，匈奴听说郅都来当太守，从此不敢再来骚扰。后来，窦太后得知景帝偷偷重用郅都为雁门太守，愤怒异常，立即下令逮捕郅都。景帝替郅都辩解说：“郅都是忠臣。”窦太后说：“我大孙子临江王刘荣难道就不是忠臣吗？”在她的干涉下，郅都终于被杀。
郅都之死，有运气不好的偶然成分，谁叫他碰上废太子自杀这桩倒霉事儿呢？更有其必然性。在那个时代，黄老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为官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像郅都这种敢作敢为的官儿是不合时宜的。
首先，郅都在调来京师当中尉时，便以手段强硬、不畏权贵著称。当时条侯周亚夫功高盖世，人人见他都得顶礼膜拜，郅都见他仅仅拱个手、作个揖以示客套；然后郅都执法又不开后门，“致行法不避贵戚”，搞得京师的达官贵人都怕他，“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这些人都不敢正眼逼视他，还给他送了个外号叫“苍鹰”。做人为官过于正直，往往成为众矢之的，人人恨不得他早点倒霉，一旦有事，必然群起而攻之。
其次，出了刘荣事件后，窦太后之所以大怒，除了是因为自己死了孙子而伤心外，更重要的则是她喜欢黄老无为之术，早已看不惯郅都这种强硬作风，再加上宗室贵族时常在说郅都的坏话，所以非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哪怕儿子景帝多次为郅都开脱，说他是英雄、忠臣，窦太后仍然紧追不舍，说不定她心里正在狠狠地说：“我就是要搞掉你这英雄。咋地！”
郅都一死，景帝时代打击豪强地主势力的运动也就告一段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问题仍然很严重。因为官场中的人，大家都看到了郅都的下场，谁还敢重蹈覆辙？谁还愿玩儿命去干？
所谓“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从郅都之死，到公元前141年景帝去世，大致就是刘彻当太子期间，国家打击豪强势力的力度自然减弱。打击力度一减，豪强势力自然会疯狂反弹。史称“郅都死，后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史记·酷吏列传》），铁腕人物一死，长安内外的豪强势力又开始抬头，作奸犯科无所顾忌。
不但京师的问题显露出来，地方上存在的问题更不容乐观。各地的豪强纷纷崛起。
卓王孙
生卒年不详，蜀郡临邛（今四川成都市邛崃）人，著名西汉时期巨富。卓王孙是冶铁世家，富可敌国。其女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之间传奇的爱情故事千百年来被奉为佳话。
代国（今河北、山西一带）——白氏；
轵县（今河南济源市）——郭解；
阳翟（今河南禹州市）——薛兄；
颍川（今河南禹州市）——韩孺；
梁国（今河南商丘一带）——韩无辟；
蜀郡临邛（今四川邛崃）——卓王孙。
如此种种人物，都是全国知名的豪强。其中那位令太子刘彻听起来爱恨交加的郭解，正是这些豪强中典型的典型，代表的代表。
如果说以前的地方豪强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现在已经有了向周边郡县乃至全国范围辐射的势头。看来豪强横行之祸，确实到了不得不整顿的地步了。
豪强势力的横行，追根问底，一方面是和汉文帝、汉景帝的性格有关，因为这两位皇帝都很宽厚，对地方各种势力都是放任自流，不可能采取强硬的措施来进行打击；另一方面就是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造成的，因为黄老提倡顺其自然，对地方上的各种势力采取包容的态度，所以对豪强就不可能及时进行压制和打击。如果是儒学治国，那情况或许就不一样了。儒学提倡“尊王”，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就是一切公权力都应该出自天子，其他人不能分享，不可能来分一杯羹。谁想要分一杯羹，谁就是黑社会，就要及时压制他、打击他，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然而现在是黄老治国的时代。这种大政方针不变，就难以彻底根除豪强的隐患。
作为太子的刘彻，耳闻目睹了豪强横行的种种事迹，这正是促使他从思想上抛弃黄老而转向儒学的第二个外因。
如果说豪强横行是汉家天下的第二大危机，那么，除此之外，当时的国家还潜藏着什么其他危机呢？又是如何促使刘彻的思想发生变化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