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讲到,元光五年(前130年),汉武帝再一次下诏召集天下儒士。在这次招来的百余人中,有一个为弘扬儒学做出巨大贡献的人,这个人是谁呢?
上一讲讲到,元光五年(前130年),汉武帝再一次下诏召集天下儒士。在这次招来的百余人中,有一个为弘扬儒学做出巨大贡献的人,这个人是谁呢?
假如我们能用时空望远镜回望到两千年前的人和事,就会看到一个长相俊美、身材伟岸、白发飘逸、举止儒雅的老帅哥正闪亮登场。这个人就是来自齐国的公孙弘。
此时公孙弘已经七十岁了,是地方政府强行推荐他出来的。公孙弘年轻时在淄川薛县做狱吏,相当于现在的监狱警察,因为犯罪被开除。由于家里太穷,他长期在海边为有钱人放猪,以此谋生,但他不甘心终老于乡里。后来听说著名儒学大师胡母生告老还乡,急忙扔掉放猪的木棍,追随胡母生学习《春秋公羊传》,成了胡母生的弟子。这时他已经年过四十,虽然学习年龄偏大,但他十分刻苦,勤奋好学,终于成了淄川一带著名的学者。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第一次招贤时,公孙弘就被推荐出来做了博士。后来汉武帝派他出使匈奴,没想到他是个空心花萝卜,中看不中用,回来汇报情况时没说清楚,武帝不满意,便罢了他的官。
元光五年这次招贤,公孙弘本来不愿来。但地方官觉得他学问大,坚持推荐他去。此时的公孙弘穷困潦倒,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还是好友邹长倩脱下身上的衣裳、帽子和鞋子送给他,他才来京参加对策(《西京杂记》)。
这次参加对策的有百余人,太常评判对策时,把公孙弘的对策打了个“末等”。武帝亲自批阅对策时,觉得这张卷子答得好耶,也不知道是谁的,又把他提升为第一,再招来面试。
公孙弘在面试之前,我估计他心里肯定是七上八下的,因为汉武帝认识自己,以前因出使匈奴的事被他骂过,还被开除了公职。现在一看我又来了,他会不会不高兴,说我这老东西脸皮厚呢?会不会立马把我赶回去呢?结果汉武帝一看公孙弘“状貌甚丽”,风度翩翩,长得太美丽啦,是个老帅哥耶!汉武帝也是个帅哥,顿生帅哥惜帅哥之意,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龙心大悦,当即便任命他为博士。
说到这儿,朋友们或许会提出疑问:公孙弘仅仅作为一个博士,没有什么实权,年纪也一大把了,他凭什么能为弘扬儒学做出巨大贡献呢?他又为儒学做出了什么贡献呢?
公孙弘之所以后来能为弘扬儒学做出巨大贡献,主要取决于他在汉武帝儒治天下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首先,是他官当得大,占据了强大的政治资源。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成败”,这话说得一点没错。公孙弘以前受过很多苦,做过下人,早已没脾气了;再加上年龄又大,就更没脾气了,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觉得把这句话放在为人处世上,可以这样理解,那就是七十岁以后的人,随便怎么说话都不会出格;随便怎么处世都不会得罪人。丰富的人生阅历早已磨平了他的棱角,所以他的性格十分圆滑,并且他把这种圆滑的性格完全融入了他的言行学问之中,这就决定了他在官场上能平步青云。
从“言”讲。公孙弘说话十分圆滑,而且“辩论有余”,口才很好,所以总能讨好汉武帝。不是说他之前出使匈奴回来没说清楚,被汉武帝给开了吗?怎么又说他口才好呢?我估计是他吃了这次亏后,刻意在这方面练过。他经常感叹说:人主的毛病在于器量不够宏大,怎能和他对着干、顶他的肺呢?所以他致力于拍马屁,每次开会,总是顺着汉武帝的意思发言,从来不“面折廷争”,绝不和皇上在朝廷上争论。拍得年轻的汉武帝虚荣心大受满足。
他曾经和公卿大臣约好如何向皇帝奏事,等到朝堂上,其他人都按事先约好的调子奏事。结果他一看,皇帝对前面人说的调子不高兴,于是他立即违背约定,顺着汉武帝的意思去奏事。主爵都尉汲黯实在看不惯他,因为他是个出了名的直肠子,当廷诘问他说:“都说齐人狡诈不老实,开始大家都约好这么说,你怎么出尔反尔?你这是不忠。”汉武帝就问怎么回事。公孙弘谢罪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他这句话,简直就像《诗经》中那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很有哲理,玩儿起了高深,那意思是“谁懂我啊!”结果汉武帝懂他,觉得他说得对,反而对他越来越好。
从“行”讲。公孙弘的行为,也体现出他圆滑的一面。他生活很节俭,长期盖的是布铺盖,从不购置绫罗绸缎。一次汲黯又在朝廷上指责他说:你公孙弘都当了御史大夫了,工资高得很呐。然而却盖布被子,“此诈也”,你这不是装吗?汉武帝就问公孙弘有没有这事。没想到公孙弘很爽快就承认了,说:“有啊。在九卿中我与汲黯关系最好,他今天这样说,那是切中了我的毛病。我作为三公之一而盖布被,确实有欺世盗名之嫌,有损汉官威仪啊!是该批评。而且没有汲黯这样的忠诚,陛下又怎能听得到这样的真话呢?”天子认为他很谦让,对他更是看重。
汉朝的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级别都是“一万石”,月俸三百五十斛。汉代一斛等于今天五十二点八斤,三百五十斛就等于今天一万八千四百八十斤,可供六百人吃上一个月。当时发俸禄是发一半粮食、一半钱。公孙弘拿着这么丰厚的俸禄,生活质量却搞得极低,虽然有提倡节俭的美德,却也难免有矫情伪装的嫌疑。公孙弘开有三馆接待宾客,一个叫“钦贤馆”,用来接待最有贤德、能辅佐君主的人。一个叫“翘材馆”,用来接待最有才华、能胜任二千石官职的人。一个叫“接士馆”,用来接待有一技之长、能够处理某方面事务的人。他的一个好朋友高贺,来他这里做门客。结果公孙弘给他这个朋友吃糙米饭,盖布缝的被子。高贺不满,出来到处嚷嚷说公孙弘不耿直,里面穿着华贵的衣服,外面偏偏套上一层麻布衣服;自个儿在家偷偷大吃大喝,表面上却只做一个菜,于是朝野上下都怀疑公孙弘是故意在装节俭。气得公孙弘直捶胸口,说“宁逢恶宾,无逢故人”(《西京杂记》)。
从“学”讲。公孙弘在学问上也会玩儿这套圆滑功夫。他的学术底子是法家思想,面子上又是儒家思想,史称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唐朝学问大师颜师古解释说,“缘饰”相当于衣服的边缘要特殊加以修饰一样。公孙弘身上这件学术外衣,整个布料都是法家的料子,唯独边缘领口等关键的地方用的是儒家的料子,而且还缝得很花哨,引人注目,所以汉武帝才会大大地喜欢。他不但善于缘饰,还会把儒家的精神理念融入实际行为中,他继母去世,他为继母守丧三年。自建元元年推行“以礼为服制”以来,国家提倡子女为父母守丧三年,但并没有人真正执行,公孙弘是履行这一礼制的第一人。儒家提倡移孝作忠,在家是孝子,入仕多为忠臣。对这样的臣子,当主子的又怎能不喜欢呢?
由于公孙弘有这么深的官场太极拳功夫,深受汉武帝赏识。他从元光五年(前130年)出道,用了四年时间,到元朔三年(前126年)就当上了御史大夫。两年后,到元朔五年(前124年),又升官当了丞相。随后又被汉武帝封为平津侯。在此之前,汉朝的丞相必须由列侯担任,没有侯爵直接任丞相的,公孙弘是第一人。
公孙弘靠着儒学起家,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学习儒学的热情。“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之学者靡然乡风矣”(《汉书·儒林传》),公孙弘因为研究儒家《春秋》当了丞相封了侯,天下的学者莫不以他为榜样,纷纷投入到学习儒术的大潮中来。儒学成为众人追捧的热门专业。同时,公孙弘位列公卿,掌握了丰富的政治资源,也为他帮助汉武帝推崇儒学创造了条件。
其次,公孙弘挤走董仲舒,好在汉武帝崇儒的舞台唱重头戏或独角戏。
公孙弘和董仲舒本来有密切的学术渊源。公孙弘的老师胡母生和董仲舒是师兄弟关系,他们都是孔子弟子子夏的第六代传人。胡母生帮着公羊寿第一次将《公羊传》著之竹帛,写成文字,是学问家、经师;董仲舒则擅长义理论事,是思想家,是鸿儒,二人都是公羊学大家。由此算来,公孙弘虽然年龄比董仲舒大,但按辈分,他应该是董仲舒的师侄了。
公孙弘的儒学造诣本来就是个二把刀,对自己这位大师级的师叔,只是表面敬重,内心却十分嫉妒,史称“弘嫉之”,有他老董在,总归是自己仕途上最大的障碍。这就和当年主父偃嫉妒董仲舒是一样的道理,只有扳倒他,才能在汉武帝推行儒学治国的活动中显出自己的重要性。
董仲舒虽然是师叔,学问大、能力又强,但性格太直,“为人廉直”,算得上是个老愤青,管不住自己的嘴,喜欢说直话,难免得罪人。他看不惯公孙弘的圆滑,“仲舒以弘为从谀”,见风使舵,阿谀奉承,一点真正儒生的骨气都没有,简直太丢我儒学的份儿了,忍不住在公开场合批评过他。这下,师叔侄就结下梁子了。
公孙弘这人是表面宽宏大量,实际气量狭窄,心里很灰暗,谁要是得罪过他,或比他强,他都要想法报复,现在董师叔当众揭自己的短,岂能不怀恨在心?但公孙弘整人害人有一条原则,那就是从来不明挑,而是背地里下毒手,属于那种“表面喊哥哥,背后摸家伙”的角色。他要瞅准机会再对董仲舒下手。
有一天,汉武帝要给胶西王刘端选一位相国。刘端是汉景帝和程姬生的儿子,也是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哥哥,他有阳痿病,心理变态,喜欢杀朝廷派来帮他治国的国相。国相一到任,如果不按他的意思办事,他就会“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诈药杀之”(《汉书·景十三王列传》),即找罪状进行诬告;实在找不到罪状,就直接用毒药毒死,由此害死了不少二千石的官吏,杀官成瘾。
公孙弘一想,这可是整死董仲舒的好机会呀!如果让他去当了胶西国相,以他的脾气,肯定会和刘端对着干,那基本上就等于是去阎王殿报到了。于是他就假充好人地给武帝建议说:“胶西王刘端骄纵不法,恐怕只有德高望重的董仲舒老先生去当他的国相,才摆得平啰。”汉武帝没有深究公孙弘的用意,就派董仲舒做胶西国相去了。
有道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公孙弘既占据三公的高位,又赶走了儒学大师董仲舒,他就成了汉武帝推崇儒学活动中的大佬了。
那么,他究竟为推崇儒学做出了什么样的巨大贡献呢?
公孙弘嫉妒董仲舒这个人,却不嫉恨他的思想。他明白汉武帝一心推行儒学治国,自己既然是靠儒学起家的,就必须在崇儒的活动中做出相应的业绩,才能常保富贵。但是自己又想不出金点子来,只有董仲舒想出来不少金点子,自己该怎么办呢?想不出来不要紧,可以凭借权势去推行董仲舒的那些金点子呀!只要做成了,照样能够赢得皇帝的宠信。从现在职场、官场也能看到这种情况,能想出金点子的人,往往只能当马仔、当智囊;能运用这些金点子的人,才能当老板、当领导。
董仲舒曾经建议汉武帝,要推行儒学治国,光“招贤”是不够的,还得注重“养士”。也就是光选拔人才不行,还得主动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他说:培养人才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搞教育、办太学,“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董仲舒自己一直没有机会亲自兴办太学,公孙弘当上丞相之后,于元朔五年(前124年)六月,给汉武帝上书,请求开办太学。
那这太学该怎么办呢?
首先,由太常选拔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的人来当博士的弟子。早在建元五年(前136年),国家已经设置“五经博士”,即《诗》《书》《易》《礼》《公羊春秋》各设相应的博士官。现在公孙弘建议,为这五经博士官选择五十名弟子,进行教育培养;国家免除这些弟子的徭役赋税,让他们专心学习。
其次,学习一年后进行考试,“能通一艺以上”的,即能精通一门经典的,任命做文学掌故;成绩更好的,直接选为郎中。“不能通一艺”的,相当于不能毕业,罢免回家。
汉武帝同意了公孙弘的建议,太学就这样办起来了。
当年十月,第一批五十名太学生入学。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高等教育从此开始。
兴办太学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首先,兴办太学,是汉武帝运用儒术治国在文化教育上的具体体现,教育事业从此得到高度重视。司马迁说:“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庠序指古代的地方学校,“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孟子·滕文公上》)后来泛称学校或教育事业。意即孔子之后,没有人重视教育了,自汉武帝上台后,从建元到元狩年间(即公元前140年至前117年),教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而兴办太学,则是教育开始兴盛的起点。
其次,兴办太学又反过来刺激了儒学的兴旺。现在的儒学成为朝廷“独占讲席”的官学,学习儒经成为升官发财的捷径,天下人莫不纷纷踏上这条通经入仕的高速公路,史称“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汉书·儒林传序》),即公孙弘设置博士弟子,开办太学以来,学习儒经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在山东邹鲁一带,竟然有这样的民谚:“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给后人留下满筐的黄金,不如给他们留下一部儒家经典,只要他们能熟读经典,博取高官厚禄,那就是坛子里面捉乌龟——手到擒来。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定位:在“独尊儒术”这场思想运动中,董仲舒是设计师,汉武帝是决定者,公孙弘则是践行者。正因为如此,即便公孙弘在人品上很成问题,但他办太学、兴教育的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说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做出“独尊儒术”的决定,只是理论上的独尊,那么兴办太学则使儒学变成了实际上的独尊。道理很简单,学其他思想没甜头,学儒术有甜头。人人都去学儒术,儒术想不独尊都不行啊!至此,儒家思想已经被层层落实,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它不再是束之高阁的华章,而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那么,汉武帝在治国实践中推行儒学,除了大搞人才战略,在文化教育上兴办太学之外,还有什么重要的举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