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讲到，汉武帝通过元光对策，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那么这一思想能不能层层贯彻落实下去，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呢？如果不能被社会所接受，儒学治国就只能是空谈；只有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可，儒学治国才能变为现实。
上一讲讲到，汉武帝通过元光对策，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那么这一思想能不能层层贯彻落实下去，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呢？如果不能被社会所接受，儒学治国就只能是空谈；只有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可，儒学治国才能变为现实。
汉朝初年，为了医治战争创伤，国家以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作为治国方略，在政治上，提倡统治者少私寡欲，厉行节俭；在法制上主张约法省刑，减少法律的打击面；在经济上要求轻徭薄赋，减轻对民众的剥削，以此来与民休息。在无为而治思想的指导下，汉初六十余年间，经济生产得以恢复，民众生活日见改善，打造出“文景之治”的盛世太平景象。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危机也日益显现，诸侯势力膨胀，各地豪强横行，严重危害着中央的统治；北方的匈奴长期侵扰大汉边境，国家主权受到威胁。面对这些内忧外患，倡导“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却束手无策。要解决这些危机，必须在思想上改弦更张。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上台后，大力推行新政，力图抛弃消极无为的黄老思想，转用积极有为的儒家思想来作为治国之策，结果却受到了以窦太后为首的黄老势力的重重阻拦。直到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才放开手脚，大肆推崇儒学。
公元前134年（元光元年），董仲舒为汉武帝献《天人三策》，提出了“《春秋》大一统”的治国方略，史称“元光对策”。主张用“孔子之术”来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行为，做到思想上的一统；主张用“尊王攘夷”的理论来对付内忧外患，对内打击诸侯、豪强，维护政权的一统；对外反击匈奴四夷，维护主权的一统。这种“大一统”的思想引起了汉武帝的强烈共鸣。于是，年仅23岁的汉武帝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一个在中国政治史、法律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那么，汉武帝做出这一决定后，又是如何运用儒术来治理他的国家的呢？
总的来说，汉武帝对儒学的运用，造就了他统治时代辉煌的“文治武功”。所谓“文治”就是治理国家有贡献；“武功”就是用兵打仗有成绩。
在文治方面，汉武帝将儒学运用于政治建设、文化教育、司法审判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首先来看看汉武帝在政治建设上是如何运用儒家思想的。
政治建设的重点之一就是人才选用的问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大力推行人才战略，网罗了不少人才。
相传汉武帝一天碰到一位须发皓白的老郎官，感到诧异。郎官一般都是年轻人担任，汉武帝就问他：“您什么时候开始当的郎官呀？怎么这么老呢？”
那人回答：“臣叫颜驷，文帝时就当郎官了。”
汉武帝困惑道：“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得到提拔呢？”
颜驷长叹道：“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又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所以三朝都得不到提拔啊！悲剧啊！”
武帝感叹良久，任命他为会稽都尉，以表安慰（《太平御览》）。这个故事说明汉武帝确实喜欢选拔勇于开拓进取的年轻有为之人，为他推行大有为之政服务。但总的来说，汉武帝的用人策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什么样的人才他都要收罗在身边。班固评价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汉朝对人才的任用，武帝时是最兴盛的。
汉武帝重视选拔人才，正是得益于儒家思想的启迪。
儒家提倡“为政在人”，特别强调人在政治实践中的积极主动作用。孔子就说要“举贤才”，要推荐贤能之士来帮君主治理国家，才能把国家治好。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汉武帝决定在政治建设上大力推行人才战略。
就在元光对策后不久，为了招贤纳士，汉武帝就对旧有的选官制度进行大胆改革，以拓宽选拔人才的渠道。
先简单介绍一下以前选官的老办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
其一，征召。自上而下的选官方法。皇帝可以凭自己的喜好和判断，直接选择某人为官。
其二，察举。自下而上的选官方法。各级官员向皇帝推荐人才，“举贤良方正”就是主要形式。
汉武帝觉得光靠旧有的选官制度来选拔人才还不够给力，于是他创设了一些新的用人制度，其中对历代政治建设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举孝廉、举秀才的制度。
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率先制定了“举孝廉”制度。
什么是孝廉呢？“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汉书·武帝纪》）举孝廉就是推荐孝顺、廉洁的人出来做官。后来汉武帝还出台了配套规定，凡是负有推荐义务的二千石官员，如果拒不举孝廉，按犯罪论处。不举孝的处死，不察廉的免职。
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又制定了“举秀才”的选官制度。
秀才，就是指“才之秀者”。“秀”在汉字中，指超出别人的那部分，有点“木秀于林，风必吹之”
的意思，因为你超出了别的树，比别的树高，所以风先吹着你；还有点“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意思，和英语里面那个“show”发音相同，而且意趣相通，意思是你有什么超人之处就拿出来“秀”一下、表演一下。所以，秀才就是才华超出一般人的人才，汉武帝要求各级官员推荐这样的人出来做官。
汉武帝在举秀才的诏令中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汉书·武帝纪》）要想成就非同寻常的伟业，必须依赖非同寻常的人才。
汉武帝选拔人才，既有老办法，又有新制度，所以在他统治的时代，出现“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的可喜局面。意思是：成群结队的有识之士都倾慕向往得到国家的重用，各式各样的特殊人才纷纷出来为朝廷效力。
汉武帝人才战略的成功，既是运用儒家“举贤才”思想的结果，又反过来推动了儒学的繁荣。因为现在儒学已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学习儒学就可以成为人才，就能得到国家的重用，所以往儒学这个圈子里钻的人就越来越多，在汉武帝身边聚集的儒生越来越多。
人多了就会产生争斗，以前儒生主要是和黄老学者斗，现在就变成了儒生内部的争斗。主父偃暗害董仲舒就是其中的典型。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汉武帝召见了他，然后任命他做了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江都国的国都在广陵（今扬州），治理原来的吴国。
此前董仲舒只是个博士，级别六百石；诸侯国相秩比太守，级别为二千石。汉武帝任命他为江都相，算是提拔重用了。汉代用人，在思想上和今天有相通之处，那就是先要到地方基层去干干，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然后再回朝廷工作，逐渐委以重任。现成的例子就是韩安国，先任梁王刘武的国相，后来回到朝廷，而今已升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董仲舒在江都干了一段时间后，汉武帝便调他回朝中做中大夫。汉武帝对董仲舒的安排，或许正是这种思路。
那主父偃又是谁呢？
主父偃是齐国临菑（今山东临淄）人。此人出身贫寒，早年学习纵横之术，擅长游说。到中年时，听说汉武帝重视儒术，于是改学《周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学成后在齐国老家的知识分子堆里游走，结果人人都排挤他。由于家里太穷，想借一分钱也没人借给他。无奈他只好“北漂”，到燕、赵、中山等诸侯王国去游说，以谋取富贵，也没人待见他。估计一方面是人长得太挫，别人一看都不愿和他打交道；另一方面是自己名声一贯不好，要不怎么会走一方黑一方呢？
元光元年（前134年），主父偃来到长安。不知他通过什么关系，见到了汉武帝的小舅子、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希望卫青能向当今皇上推荐自己。卫青多次向武帝引荐，但无结果。眼看口袋里没几个子儿啦！吃饭都成问题了，“留久，诸公宾客多厌之”。待的时间久了，留宿他的人也开始讨厌他了。主父偃决定孤注一掷，直接给汉武帝写信自荐。
有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主父偃早上给皇帝上书，下午汉武帝就传令召见他。可见这汉武帝的办公效率实在是太快捷，太“便民”了，简直令人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主父偃在上书中谈了九件事，其中八件事是关于律令方面的，一件事是劝谏皇上不要去讨伐匈奴。
汉武帝一看，此人虽然不是抵御外患的人才，却精通法律，今后可以成为惩治内忧的人才。与主父偃同时上书自荐的还有儒生徐乐、严安，汉武帝一同召见。再一交谈，非常投机，不由得大为感叹说：你们几位以前都跑哪儿去了？“何相见之晚也？”成语“相见恨晚”就是由此而来的！当即任命这几人为郎中。
主父偃解决了生计问题，在长安立住了脚，也尝到了上书的甜头，于是动不动就给汉武帝上书。每上一次书，汉武帝就召他面谈一次，就升一次官。“一岁中四迁偃”，汉武帝一年之内提拔他连升四级。主父偃在仕途上真是“矮子爬楼梯——步步升高”，依次由郎中升为谒者、中郎，最后做到了中大夫。
董仲舒因为是大儒当上中大夫，主父偃因学儒术也当上了中大夫。所谓“同行相妒”，主父偃和董仲舒官位相同、专业相同，而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的大师，被后世奉为“儒者宗”“群儒首”，是汉代儒学的宗师、群儒的首领；主父偃中年才开始学习儒学，不过是个二把刀。有董仲舒在，就难有主父偃的出头之日。所以主父偃对董仲舒是怀恨在心。
主父偃和董仲舒都是汉武帝身边的中大夫，两人是同事，难免相互有走动。有一天主父偃去拜访董仲舒，无意间看到了董仲舒写的一篇文章，心想这可是整倒老董的杀手锏，就把它给偷走了，可见此人确实太不地道，难怪以前没人和他打交道。
那么董仲舒写的是一篇什么文章呢？
董仲舒平时上班处理公务，闲暇时爱写点文章。早在建元六年（前135年），辽东高庙和长安的高园殿先后发生火灾。董仲舒就用天人感应中的“灾异谴告说”来解释这两件事，并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了一篇名为《灾异之记》的文章。
所谓灾异谴告说，是董仲舒综合殷周以来的天命论思想，又结合阴阳五行等思想，提出来的一种学说。他认为天与人之间充满着气，人，特别是皇帝这样特殊的个人，思想和行为会通过气传达到天上去，上天对这些信息会作出反应。皇帝做了好事，上天就高兴；皇帝做了坏事，上天就不高兴。上天高兴，就降下吉祥瑞兆，表示嘉奖；上天不高兴，就使气混乱，出现灾异，警告统治者。这就是灾异谴告。
董仲舒在文章中说两次火灾是老天爷给人类的灾异谴告，言下之意就是表达对当朝政治不满。不过，现在的文章还是草稿，并没有公开。
当主父偃把这篇文章拿给汉武帝看后，汉武帝大为光火，心想我对你董仲舒不薄啊，你还要写文章来诽谤朝政。于是专门找来一帮儒生来讨论文章的好坏，其中有个董仲舒的弟子，叫吕步舒，他不知道这是自己恩师的文章，看完后说：“大愚。”汉武帝一想：这下好了，连你弟子都是这种评价，你这分明就是诽谤朝政嘛！“于是下仲舒吏”，将董仲舒交有关部门依法审理。
就这样，董仲舒被关进了监狱。
正当大家以为董仲舒必死无疑时，汉武帝突然下诏赦免了他。那么，汉武帝赦免他总是有原因的吧，不可能心血来潮把他抓了，又心血来潮就把他放了。我估计，汉武帝很可能是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才赦免了董仲舒的。
第一，董仲舒的地位。他是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设计师，对自己在国策上改弦更张是有大功劳的，怎么能说杀就杀呢？而且今后还得继续推行儒学治国，董仲舒是儒学大才，少不得仰仗于他，留下他说不定还能派上大用场哩！
第二，灾异谴告说的特点。董仲舒的灾异谴告说是他天人感应理论中的一部分，汉武帝对天人感应学说是很感兴趣的。当初董仲舒就是用这套理论来论证大汉政权合理性的，他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意思是您就是老天爷的儿子，只听它的命令，天下万民则听您的命令。更深层的意思则是：咱刘家的天下是天命安排的，是神圣的，谁也甭想来打主意。真是说得好啊！董教授就是高！我汉武帝不能只听好的，不听坏的嘛。不能一听到好话就赏他官做，一听到不好的就杀他的头啊！这不成了昏君了吗？
第三，灾异谴告说没造成危害后果。董仲舒说的火灾，那也是建元年间的旧事。自元光元年以来，朕不是改行新政了吗？既往不咎，法律不溯及既往，才是明君之所为。何况董仲舒的文章也只是草稿，并未公开，也没造成危害后果嘛！
汉武帝或许正是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赦免了董仲舒。董仲舒被赦免后，继续做他的中大夫，但从此以后，“不敢复言灾异”（《汉书·董仲舒传》），再不敢鼓捣他那一套灾异谴告学说了。
通过主父偃和董仲舒之间的争斗，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官场的险恶，你不整人，难免别人不来整你，名气越大，越容易遭人整；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当时儒学兴盛的景象。说白了，这二人的斗争，实际就是儒学走向兴旺的必然产物。
现在儒学已经成为一块巨大的利益蛋糕，儒生们都能从中分得一块，但你分得多了，我的势必就少了，就难免你争我斗。一旦人人都围着儒学这块蛋糕转时，儒学就会更加宏大昌盛，当然也会引起儒生之间更多的矛盾。
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哥怕的是寂寞，而不是争斗。争斗越凶，说明自己网罗的人才也越多。只要善于控制，就能用人之所长，为自己的大有为之政服务。董仲舒事件平息后，汉武帝继续推行人才战略，广招儒士。
元光五年（前130年），汉武帝再度下诏，征集小吏、民众中“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即懂得时事政治、研习圣贤学说的人，国家将量才录用。
这次前来应征的儒士有百余人，汉武帝从中选拔了一位为贯彻落实“独尊儒术”思想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又为弘扬儒学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