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讲到汉武帝在建元新政失败之后，面对祖母窦太后的强势，他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转而以声色犬马为乐，消除了窦太后的心理顾虑。但同时，汉武帝并没有自甘沉沦，而是在窦太后能够容忍的限度内，尽力做一些有为之事，为今后一展宏图做准备。
上一讲讲到汉武帝在建元新政失败之后，面对祖母窦太后的强势，他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转而以声色犬马为乐，消除了窦太后的心理顾虑。但同时，汉武帝并没有自甘沉沦，而是在窦太后能够容忍的限度内，尽力做一些有为之事，为今后一展宏图做准备。
首先是人才储备。
前面已经讲到，汉武帝在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时，招揽了一些文学之士，表面上和他们饮酒赋词扯闲谈，窦太后也就懒得去管他，实际上他是暗暗在为自己今后尊崇儒学做人才储备。
比如这一时期招来的朱买臣，就是个难得的儒学人才，本是会稽吴县人。他早年穷困，靠打柴禾卖为生，但刻苦读书，一边担柴，一边背书。他老婆觉得丢人，非要离婚。朱买臣无奈，只好给她写了休书。后来老乡严助向汉武帝推荐了他。严助是汉武帝搞建元新政时推荐出来的贤良人士，习纵横术，心思敏捷、口才极好。他和朱买臣是老乡，所以向皇帝做了推荐。汉武帝招来一面试，果然满腹经纶，精通儒家经典《春秋》，就任命他为中大夫。再后来汉武帝对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干脆派你回老家当会稽太守吧！”朱买臣衣锦还乡，见到前妻，感慨万千。叫她把一盆水倒掉，再叫她把倒掉的水收起来，如能办到一切好说，否则一切免谈。这就是“覆水难收”的典故。
汉武帝招的这些人都是些有政治头脑的人，不是那种只知道附庸风雅、百无一用的书生，一旦时机成熟，都能派上用场。
其次是尽量从事政治实践。
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得知一个重要消息：原来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大月氏国屡遭匈奴侵袭，国王也被匈奴单于杀了，头颅被做成了酒具。月氏国无法与匈奴抗衡，只得一路西迁，迁到了西域。但月氏国不忘国耻，一直寻机报仇。武帝认为能联合月氏共同对付匈奴，是今后战胜匈奴最好的外交军事策略，决定派人前去联络月氏，并公开招募出使月氏的使者。
郎官张骞前来应聘，史称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汉书·张骞传》）。与他一同来应聘的还有一位堂邑氏的奴隶叫“甘父”，《史记》《汉书》都称他“堂邑父”。他原本是匈奴人，擅长骑射。武帝选中了他们，派他们带领一个百十号人的使团出使西域。经过十三年的艰难险阻，张骞于元朔三年（前126年）回到长安，一百多人的使团，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人。他给汉武帝提交了一篇八百字左右的报告，这是中国历史上对西域第一次真实的记载，他的这次出使，开辟了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成为开通“丝绸之路”的第一人。
汉武帝决定出使西域，说明他在外交上是极有远见的，为今后反击匈奴做了必要的准备。对这次出使，窦太后没加阻拦。
建元三年（前138年）七月，地处福建一带的闽越王发兵围攻地处浙江温州一带的东瓯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罪魁祸首吴王刘濞逃到了东瓯国，东瓯王杀了刘濞，将刘濞首级献给景帝；刘濞的儿子刘驹则逃到了闽越国，他怨恨东瓯王杀了老父，挑唆闽越王去打东瓯。情急之下，东瓯王派人向汉武帝求援。
汉武帝很想派兵援助东瓯，然而建元新政刚告失败，进取心受挫，对是否派兵拿不定主意，就去请教舅舅田蚡。田蚡说：“粤人相攻击，固其常，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汉书·两粤传》）。当时任中大夫的严助坚决反对，武帝下定决心，命严助带着自己的符节前往会稽郡调兵，援助东瓯。闽越王听说汉朝发兵，吓得匆匆撤兵。东瓯国害怕以后闽越国再度侵犯，向朝廷请求内迁。武帝同意，东瓯国人迁居到江淮之间。东瓯国不复存在。
汉武帝上台后首次用兵，就取得了不战而胜的效果，自信心大受鼓舞。对这次用兵，大权在握的窦太后也没有阻拦。
在这一次次实践中，汉武帝的政治、军事和外交能力得到了历练，逐渐成熟起来。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建元六年（前135年）5月，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在痛失亲人的同时，也从巨大的权力束缚中摆脱出来。在此以前，汉武帝总觉得祖母事事都管着自己，让自己施展不开手脚；现在老太太去了，在摆脱束缚的同时，似乎又失去了依靠。
很多人认为，汉武帝即位之初，被窦太后压制了六年，这是太后专权的表现。我个人认为不能单纯地这么看，窦太后对汉武帝的束缚，是有所管有所不管。
其一，只有在是否改变治国方针的问题上，窦太后才会出面干预。
当她听说孙子要用孔子代替老子时，大为光火，出面横加阻拦。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她顽固，我觉得她这样做，不是因为她顽固，而是因为她不放心。她作为太皇太后，难道就不想把国家搞好吗？难道她非要顽固地把大汉搞垮吗？没有这个道理啊！
黄老思想在汉初施行六十余年，窦太后亲眼看到它是如何指导汉家天下一步步富强起来的，她对黄老思想的崇拜是建立在自己亲身经验上的。至于儒学，此前并没有成功的治国实践。换了任何人，也不敢轻易抛弃已经成功的黄老思想而选用尚无业绩的儒学。现在孙子非要搞儒学治国，效果怎样谁也难以预料。要么治好了，当然皆大欢喜；要么搞砸了，祖宗和后人或许不会怪罪年轻无知的孙子皇帝，只会怪罪我这个实际掌权的老太婆啊！所以她才要阻拦。
其二，在治国方针以外的其他很多事，窦太后并没有多加干涉。
上面已经讲到，汉武帝对西域、对闽越采取的外交、军事策略，窦太后并没有插手。不仅如此，汉武帝成天打猎游玩，喝酒扯淡，还和韩嫣搞同性恋，“嫣常与上共卧起”（《汉书·佞幸列传》），她可以不在乎；甚至于汉武帝另寻新欢，宠幸卫子夫并怀上身孕，危及到自己外孙女陈阿娇的皇后宝座，她也不在乎。因为在她心里，皇后不能生育，总不能让皇上绝种嘛！必须有继承人才能让汉家天下传之无穷，这是大体；外孙女失宠不过是宫中细节，老太太是识大体之人，怎么会因小失大呢？所以她对此也没有横加干涉。
综合而言，窦太后对汉武帝的束缚，是有收有放的，不是一股脑儿管死，这对汉武帝的成长是有帮助的。这与其说是压制，倒不如说是历练。
这世上的很多东西，只有失去后才知道它的可贵。
窦太后死后，汉武帝或许没有脱离羁绊的喜悦，反倒有失去靠山的孤独。或许他才深深地体会到，奶奶对自己的管束，其实也是一种爱。但年轻有为的他，是不会因为爱而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也不会因为爱而改变自己对儒学的一贯追求。
为了大力推崇儒学，年方二十二岁的汉武帝，接连采取了两大措施。
一是做人事调整，为推行儒学治国做准备。
窦太后去世不久，他就以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青翟办理窦太后的丧事不卖力为由，免掉了他俩的职务。因为许昌和庄青翟本来就不是他愿意用的，是迫于窦太后的压力才委以重任的，这次很可能汉武帝是故意找茬，把这俩人给开掉了，以便腾出空位来安排自己满意的人，为推行儒学治国铺路。
接下来，汉武帝就安排了田蚡为丞相，韩安国为御史大夫。田蚡前面已经介绍了他的基本情况，那韩安国又是什么人呢？
韩安国，字长孺，此人文武兼备，足智多谋，“死灰复燃”的成语就出在他身上。他早年在梁王刘武手下为官，因犯罪被打入大狱。狱卒田甲经常侮辱他。他气愤地说：“你就不怕我以后报复你吗？难道死灰就不能复燃吗？”田甲不屑地说：“燃即溺之”（《汉书·韩安国传》），死灰要是能复燃的话，我就能撒泡尿把它浇灭。不久，梁国的内史官缺位，窦太后指令刘武用韩安国当了内史。田甲得知消息后赶忙逃走了，韩安国下令把他找回来，笑着对他说：“我这团死灰已经复燃，你可以撒尿了。”然后让田甲继续做他的狱卒，并且善待于他。韩安国的才干远在庄青翟之上，这次汉武帝用他做御史大夫，也可以成为自己的好帮手。
这届三公班子由田蚡、韩安国组阁，为武帝崇儒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史称：“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史记·儒林列传》）。意思就是，窦太后死后，田蚡做了丞相，排斥黄老、刑名等各家思想流派，招揽了数百名儒生。曾经一统天下的黄老思想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从而为儒学治国做好了准备。
在黄老思想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有必要对它做一个客观的总结。汉武帝从小就接触了两种思想：黄老和儒学。这两种思想就好比两个女人，黄老是父母为他包办的原配，而儒学则是他自己看上的情人。他对黄老总也看不顺眼，而对儒学却情有独钟。这并不是说黄老思想就不好，它自有其独特的价值。
黄老思想是医治战争创伤的法宝，在政治上提倡统治者节制欲望；在法制上要求约法省刑；在经济上主张轻徭薄赋，这对推进政治、法制文明的进步，对改善民生，都是有帮助的。黄老思想提倡少私寡欲、顺其自然，对个人修身养性、调节身心也是潜藏着极大的智慧。
但是一个国家和个人是一样的。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身体发生变化，会得病；国家也会随时间变化而出现社会病。个人因身体状况的变化就要改汤换药，国家也要因社会的变化而改弦更张。黄老思想在汉初推行了六十余年，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退出历史舞台正符合时代的需求，同时也符合道家“功成身退”的一贯主张。
二是“元光对策”确立了新的治国方针。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改年号为“元光”。元光元年五月，汉武帝下令，天下的贤良文学就如何治理好国家提出自己的对策，发表自己的见解。一时间从者如云，应征参加对策的贤良文学很多，其中董仲舒的对策引起了汉武帝极大的关注，促使他在治国思想上做出了重大决策。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是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收藏了很多书籍，他无不刻苦钻研，对儒家经典很熟悉，尤其对《春秋公羊传》更为用功，几乎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境界。民间有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传说，他因沉溺于读书，三年都没踏进自家的后花园去看看。今天看来，像他这样长期伏案，是不利于健康的，是会得知识分子常得的病的。甚至古人也认为，此言不足信。东汉王充（27年—约97年）对此就曾表示过异议，他说：“安能用精三年不休？”（《论衡·儒增》）又不是机器人，哪有三年都不休息的呢？但不管怎样，经过努力，董仲舒成为当时“公羊学派”最著名的大师，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口才也好，是个全才。
但是董仲舒对策的时间，有的学者认为在建元元年（前140年），有的认为在元光元年（前134年）。我个人认为也应该是在元光元年，理由有二：
第一，董仲舒对策是汉武帝做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决定的关键。建元元年，窦太后还健在，当时正奉行黄老治国的方针，窦太后对汉武帝干什么都可以容忍，唯独不许他尊崇儒术，一有动静，就会施以打压。所以在建元元年，窦太后不可能允许他搞这么大的动作来推崇儒学。
第二，《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元年五月，汉武帝下诏令贤良文学提出对策，“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这里引起人误解的就是公孙弘，因为人们都知道他是建元元年出来做官的，既然董仲舒和他同时出来，就应该是建元元年。殊不知，公孙弘当时出来被任命为博士，后来又派他出使匈奴，归来后陈述的情况不合帝意，武帝认为他无能，将他免职。这次很可能是他再次复出。此外《汉书》的《儒林传》《礼乐志》记载，董仲舒对策都是在窦太后去世之后。
综合起来看，董仲舒对策只能是元光元年，所以叫“元光对策”。
那么董仲舒在元光对策中给汉武帝提供了什么建议呢？
这次提对策的人很多，汉武帝觉得董仲舒提出的建议最好，就不停地提问，董仲舒就不停地作回答，反复有三问三答。因为第一策谈的是天人关系，第二、三策才谈的如何治理国事，史称《天人三策》。《天人三策》被班固全文收录在《汉书·董仲舒传》中。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方法，其中最能引起汉武帝共鸣的，是他的“大一统”思想。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意思就是《春秋》大一统思想，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古往今来最正确的统治方法。
要做到国家的大一统，主要做到如下三点：
其一，思想上一统：独尊儒术。
汉武帝提出疑问说，自然界怪相频出，人世间思想混乱，价值观倒错，没有是非曲直的判断。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有人为了获取利润不惜制造、贩卖假冒伪劣、有毒有害的食品；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不惜炮制大量三俗文化产品。只管捞取名利，没有是非标准，没有道德底线。
董仲舒针对汉武帝的问题回答说，这正是“百家异说”造成的。各家各派的师承不同、主张不同，上面没有统一的思想标准，法律制度也朝令夕改，下面的人不知道该遵守什么才对，思想上自然就乱了。思想一乱，行为随之而乱，难以统治。解决的对策就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六艺”指儒家的“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术。除了儒家之外的其他思想流派，国家不予提倡，不许其进入政治领域。大家共同推崇孔子的学说，这样思想就能统一，法度得以明确，老百姓就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逐渐就有了是非标准。这样国家就好治理了。
其二，政权上一统：尊王。
“尊王攘夷”是《春秋公羊传》中提出的主张。其中“尊王”就是要强调天子的最高权威。用今天的术语讲，就是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弱臣势”（《春秋公羊传》），就应该压制诸侯、打击豪强，防止其对中央集权产生威胁。
最后，主权上一统：攘夷。
对周边少数民族夷狄之人，“不与夷狄执中国”（《春秋公羊传》），不能让他们来控制中原，必要时可以采取武力征服，使其一统乎天子，使四海“来臣”。
董仲舒的这些话，让汉武帝眼睛一亮，那真是“董教授说得对”。汉武帝在做太子时，诸侯坐大、豪强横行、匈奴犯边，这三大危机常常让自己焦虑不安，知道这与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密切相关，从而刺激自己在思想上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学；上台后推行建元新政、搞崇儒试验，结果因人为阻力而失败；现在听了董仲舒的见解，对自己推行儒学治国的政治策略充满信心。
他坚信只有抛弃黄老思想，转而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方针，才能有效地应对既有的社会危机，才能推动大汉王朝进一步繁荣。于是他果断做出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那么汉武帝在做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策之后，又是如何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来治理天下的呢？儒家思想又是怎样推动着一个泱泱大国崛起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