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讲到由于国力太弱，汉朝初期的二十余年，面临北方匈奴的骚扰侵略，统治者只能委曲求全，用和亲的办法换取暂时的和平。进入文景时期，还会继续这样忍气吞声吗？这首先得取决于汉朝的综合国力，国力强大，才有望奋起反击，一雪国耻。那么文景时期的国力情况又如何呢？
上一讲讲到由于国力太弱，汉朝初期的二十余年，面临北方匈奴的骚扰侵略，统治者只能委曲求全，用和亲的办法换取暂时的和平。进入文景时期，还会继续这样忍气吞声吗？这首先得取决于汉朝的综合国力，国力强大，才有望奋起反击，一雪国耻。那么文景时期的国力情况又如何呢？
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刘邦和薄姬生的儿子刘恒即位，是为汉文帝。文帝执政二十四年，到公元前157年去世，享年四十六岁，他和窦皇后生的长子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景帝执政十六年，到公元前141年去世，享年四十八岁。这两位皇帝统治的四十年间，史称文景时期。
由于祖上有二十来年的积淀，再经文景时期四十年的经营打造，国家GDP迅速增长，综合实力大为提高，那真是国富民强。
先来说国富。
由于国家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经济发展迅猛，到文景时期，“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国家仓库里的粮食多得吃不完；京师府库里的铜钱多得用不完，长期闲置以至于穿钱的绳子都烂了，散开的铜钱多得无法计算。或许大家认为这是古人在吹牛，有钱还怕数不清吗？矫情！古代铜钱使用方法是这样的，用一根绳子将一千个铜钱串在一起，叫一缗，缗就是串钱的绳子，又叫一贯。一串串铜钱都散开了，确实不好计算它的具体数目。
除了吃的用的，各地户口也大大增加。这和今天不同，现在因计划生育政策，各级政府要求自己辖区的人口越少越好；古代则以户口增加为政绩的表现。刘邦在位期间，大的列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才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因为国家政策好，流民纷纷回归田园，户口迅速繁长；列侯中大的封国有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
再来说民强。
文景时期的土地税，基本上都是按“三十税一”来收的，也就是3.33%。公元前167年，文帝甚至下令免除农民的土地税，“遂除民田之租税”，一直实行了十三年，到景帝二年（前155年）才恢复三十税一的赋税政策（《汉书·食货志》）。低税和免税政策的直接效益，就是让老百姓愿意农耕。愿意农耕使得农产品数量大增，物价下降。刘邦时代的米价要五千钱一石，到文帝初年，粟的价格每石才数十钱，最低甚至十余钱就能买到。
税收负担轻，外加物价便宜，老百姓自然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阡陌田野之中牛羊成群，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民众喂养的马匹，谁要是骑着年轻的母马去参加聚会，别人就会拦着不让进，因为来聚会的人骑的都是高大雄壮的公马，见了母马还不得争风吃醋，引起骚乱啊？住在村庄里的平民百姓，吃的都是大鱼大肉；做小官吏的人爱岗敬业，直到子孙长大了也不会跳槽，不像今天有些人干一行恨一行。“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史记·平准书》）这也许就是中国最早的小康社会，历史上称之为“文景之治”。
国富民强，朝廷还愿意继续推行和亲政策、继续忍受来自外族的欺凌吗？答案当然是“不”。但是外交政策不是老百姓说了算的，关键要看统治者的态度。接下来我们来看汉文帝、汉景帝时是如何对待和亲政策的。
汉文帝一上台，立即与匈奴重修旧好，嫁公主和亲。三年后，即公元前177年，匈奴的右贤王入侵并占领了河南地（指黄河以南的地盘），侵扰掠夺上郡边塞，屠杀汉朝人民。自从第一次和亲以来，汉朝给他们送钱送物送人，他们无不欣然接受。接受之后，却是想遵守和亲条款就遵守，不想遵守就来边境骚扰抢夺一番，“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汉书·晁错传》），得了便宜还要耍横，汉朝则是赔了公主又折财。
第二年即前176年，针对匈奴肆意入侵的状况，以及民众反匈情绪的高涨，汉文帝不得不叫文武大臣讨论，对匈奴究竟是战是和。结果大臣们异口同声地说“和亲甚便”（《史记·匈奴列传》），还是嫁公主当老丈人、不打仗方便些。朝廷上下，都是主和派的天下，人民只有失望了。
老上单于
挛鞮氏，名稽粥（音机遇），匈奴首领，冒顿单于之子。在位时曾攻打月氏，占据全部河西地区。对西汉采取掠夺游击战术，令中原王朝疲于应对，最终迫使汉朝对匈奴沿用“和亲”之策。死后传位于军臣单于。
中行说
西汉文帝时人，原为宫廷太监，后投靠匈奴，成为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的重要谋臣。其人颇富智计，曾劝匈奴单于不要盲目仰慕汉文化，并多次策动匈奴单于发动侵汉战争。
公元前174年，冒顿单于去世，其子稽粥即位，号称老上单于。新单于上台，汉文帝连忙讨好，送去一个宗室翁主冒充公主，给他当老婆，还派宦官中行说陪同前往，做“公主”的师傅。中行说不愿到大漠去受苦，说：“非要派我去，可别怨我变成大汉的祸害哟！”文帝以为他说的是气话，就算不是气话，他一介阉人，算不得真男人，能生出什么大患来，强行派他去了。中行说虽然算不上男子汉大丈夫，却也来了个说到做到。来到匈奴，果真投靠老上单于，为他出谋划策，教他如何对付大汉王朝，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奸，也许还是中国第一个汉奸。因为汉朝以前叛国投敌的，可以叫秦奸、赵奸什么的，还不能叫汉奸。前160年，老上单于死，其子军臣立为单于（前126年死），“中行说复事之”，继续担任他的智囊。
中行说当汉奸的时期，正是汉文帝执政之时，他为老上单于和军臣单于的所作所为，一方面展示了他变节投敌的丑恶嘴脸，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汉匈双方在外交上的强弱态势。中行说的行为归纳起来有这几点：
其一，劝说单于不要改变匈奴固有的生活方式。
中行说看到匈奴人上上下下都喜欢汉朝送来的丝织品和食物，就对单于说：“匈奴的人口比不上汉朝的一个郡，却很强大，就是因为衣食都和汉朝不一样，不需要依赖汉朝供给。如果人人都爱穿汉朝的衣服，爱吃汉朝的食物，长此以往，汉朝只需用十分之一二的物质输入，就能让咱们改变生活方式，咱们就会被和平演变。”当然他这种说辞，肯定会引起有些人的反对，明明汉朝的东西比咱们好哇！就像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人一样，看到西洋人的坚船利炮，就说它是奇技淫巧。
中行说还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证明他的观点，他说：“汉朝的丝织衣服是好看啊，但是你穿着它在杂草和荆棘丛中奔驰，就会被挂破，不信走两圈，不信走两圈？哪里比得上我们的毡裘皮革耐用。汉朝的食物是精致可口，哪里比得上我们的乳酪有营养？您看看，咱们都长得牛高马大，不都是这些乳酪给喂壮的吗？所以才打得他们屁滚尿流。”为了证实自己说的不假，中行说还“教单于左右疏记”，就是算术。以前匈奴不懂算术，只晓得结绳记事，现在懂得这种方法，算起人畜数字方便多了，自然相信他。
其二，教单于和汉朝皇帝打口水战，展示匈奴的强硬外交。
汉朝皇帝和单于之间往来书信，都写在木片上，长一尺一寸，叫做“木牍”；印章也有一定的规格，措词也有固定的格式。比如汉朝皇帝写给单于的，打头就写：“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后面再附上要送给匈奴的物品清单。中行说则告诉单于，给汉朝皇帝写信要用一尺二寸的木牍，比他长；印章也要“广大长”；打头则写作：“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史记·匈奴列传》），后面再附上要送给汉朝的物品清单。反正是处处都要压过汉朝，从心理上压倒汉朝执政者。
这种做法虽然有点像小孩儿斗气，但又和今天的外交辞令差不多，奉行弱势外交的，往往都会使用“我国对此深表遗憾”一类的词汇；奉行强势外交的，则会使用“我国不惜采用武力”之类的词汇。古往今来物是人非，但在外交上的态度，总是可以从细节上看出猫腻的。
其三，为匈奴文化做曲意辩解。
汉朝使者来到匈奴，老是会指责匈奴文化不尊重老年人。中行说反驳道：“匈奴素来崇尚攻战之事，老弱不能上阵打仗，只能把有限的衣食供给少壮子弟，让他们去打仗，去保家卫国，怎么说得上轻视老年人呢？”
汉使又说：“匈奴父子都睡在一个帐篷里。父亲死了，儿子娶后母为妻；兄弟死了，娶兄弟的妻子为妻。违背天伦，也没有冠带之类的服饰礼节。”
中行说批驳道：“匈奴的风俗，父子兄弟死，娶他们的妻子为妻，是为了保全种姓。哪像你们，嘴里喊的是伦常，实际上亲属关系疏远的时候就互相残杀，竟而至于改朝易姓。你们别以为自己戴了帽子就跟禽兽不同了，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中行说这一套歪理邪说自然辩不过汉朝使者，但他最大的本事是小人得志、翻脸耍横，一旦辩论不赢，他就会使出杀手锏，说：“说这么多有用吗？没有用的。只管叫你们汉朝天子送来的衣食物品保质保量就行了。否则，‘则候秋孰，以骑驰蹂乃稼穑耳。’”（《史记·匈奴列传》）不然到秋天成熟季节，俺匈奴铁骑就会去打劫没商量啰！
中行说这种丑恶行径，激起了汉朝民众对他的仇恨，公元前173年，贾谊在《治安策》中就说到“伏中行说而笞其背”，恨不得抓住中行说，再扒光他的衣服狠狠抽他（《汉书·贾谊传》）。
当然，中行说这些搞法，从眼前的利益来看，就是要讨好匈奴单于，巩固自己在匈奴的地位，换来了“单于爱幸之”（《汉书·匈奴传》）的态度。
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无异于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使得匈奴自以为不可一世，以自己作为一个野蛮民族为荣，丧失了发展的机会。如果他们能趁着自己强大，真心接受汉朝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后劲儿还大着呢！以后鹿死谁手，还难以预料！结果他们以为中行说说的是正确的，在经济、生活、生产方式上不愿意汉化，只能故步自封，最后为自己的衰弱和灭亡挖好了坟墓。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行说是目光短浅的！最终还帮了大汉王朝，真是不经意间做了汉朝的王佐！
然而，最现实的一点是，中行说的这种种表现说明，汉文帝时期，匈奴对汉朝是强势的，汉朝的统治者对匈奴的外交是弱势的，只知道用和亲的办法换取苟安。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去世，汉景帝即位。新人上台，会不会对匈奴强硬一点儿呢？
此时的汉家天下，诸侯坐大的危机已经显露。要想集中精力对付诸侯，又害怕匈奴趁机入侵；要想集中力量打匈奴，又怕诸侯王趁机作乱，处于两难之中。公元前154年，国内爆发吴楚七国之乱，叛乱国之一的赵国想联合匈奴的军臣单于一起举事。结果汉朝仅以三个月时间就平定了叛乱，“匈奴亦止”（《史记·匈奴列传》），匈奴见汉朝国内没闹成事儿，只好停止了军事行动。对匈奴这种趁火打劫的卑劣行径，大汉本应趁着国内平叛的胜利，还以颜色，结果却令人失望。前152年“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翁主，如故约”（《汉书·匈奴传》）。
汉景帝重新与匈奴和亲，开通汉匈边境的贸易市场、互通有无，每年汉朝给匈奴免费送去大批生活物资，嫁公主给单于做老婆，一切按照以前和亲的条约办理。
以前和亲，都是用宗室女冒充大汉公主嫁去匈奴，这次汉景帝竟然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军臣单于，看来这个匈奴老丈人，他是当定了！这就意味着，汉景帝对匈奴的外交政策，那更是熟透了的香蕉——只会越来越软弱。
大汉公主远嫁匈奴，这让刘彻非常伤感，因为那毕竟是他的姐姐，亲的呀！虽然他长大后明白了：这是和亲政策惹的祸；但他不能明白的是：高祖、吕后时期，因为国力太弱，不得不与匈奴和亲，那么文景时期，国力已经强大，为什么还要忍气吞声呢？七国之乱以前，因为害怕国内诸侯趁机叛乱，不得不与匈奴和亲，那么平定叛乱后，为什么还要继续忍辱负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呢？这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认为，这主要是国家指导思想造成的。汉初以来，为了医治战争创伤，国家推行黄老无为之术，对经济生产的恢复、民众生活的稳定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到了文景时期，坚持黄老治国已经成为既定方针，统治者也很难从这种思维定势中跳出来。黄老道家对外交有这样两种主张：
首先，黄老道家提倡和平外交。《道德经》第八十章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国家与国家之间应该和平共处，而不是武力征服。统治者最重要的是要把内部的生活质量搞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关注民生，而不是对外争他个你强我弱。
其次，黄老道家提倡用谦柔不争的办法对待国际争端。你想和平，别人非要搞武力又怎么办？《道德经》第六十一章说：“大国者下流。”这里的“下流”，不是我们平常说的道德品质败坏的那个下流，而是说大国应该像水一样，既要柔软，又要在下位流动。这样的话，天下江河的水都会流到你这儿来汇合；你要是处于高位，水就没法流到你这儿来。比如动物里的雌性，就是用温柔处下的办法来征服雄性。所以“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大国用谦柔处下的办法来对待小国，就能以德服人，把小国争取过来。
《春秋公羊传》
又名《公羊春秋》《公羊传》，作者是战国时子夏的弟子，齐人公羊高。《公羊传》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起讫年代与《春秋》一致，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该书宣扬“大一统”思想，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理论体系。
按照黄老思想这样的外交主张，和匈奴搞和亲也没什么丢人的。相反，按照儒家的外交主张，这样做就太丢人了。《春秋公羊传》说：“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即不能让周边少数民族国家来控制中原地区；如果用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方针，我想统治者就很难继续接受和亲这一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遗憾的是，汉文帝、景帝是以黄老思想为治国方针，在外交上继续推行和亲政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讲到这儿，我们有必要对前面讲的内容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就是：在刘彻当太子的十年（公元前150年—前141年），诸侯坐大、豪强横行、匈奴犯边，汉家天下的内忧外患正日益增长。这种种危机虽然各有其产生的具体原因，但总的根源则是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只要国家的指导思想不变，这些危机就很难消除。
刘彻耳闻目睹这种种危机，极大地刺激了他在思想上的转变，这正是他后来抛弃黄老思想转向儒学的外在原因。作为政治接班人的他，面对这些危机，不得不焦虑，或许他心里更希望的是：父皇汉景帝能够在其有生之年转变思想，消除危机，为自己今后的统治铺平道路。
那么，汉景帝在他执政的最后十年，会不会转变指导思想以应对各种社会危机呢？能否给刘彻当皇帝创造更好的政治环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