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讲到刘彻在当太子期间，汉家天下已显露出诸侯坐大、豪强横行、匈奴犯边等种种危机，这正是刺激刘彻在思想上从黄老道家转向儒学的重要原因。那么汉景帝在其执政的最后十年，也就是刘彻当太子的十年，他会不会转变思想，想法消除这些危机，以便为刘彻登基创造更好的政治环境呢？
上一讲讲到刘彻在当太子期间，汉家天下已显露出诸侯坐大、豪强横行、匈奴犯边等种种危机，这正是刺激刘彻在思想上从黄老道家转向儒学的重要原因。那么汉景帝在其执政的最后十年，也就是刘彻当太子的十年，他会不会转变思想，想法消除这些危机，以便为刘彻登基创造更好的政治环境呢？
就在刘彻被立为太子后两个月，即公元前150年6月（《汉书·百官公卿表》），在丞相位置上待了六年、碌碌无为的陶青被免去了相位，一代名将周亚夫被任命为丞相。
刘彻此时虽然只有七岁，但对周亚夫的英雄事迹早听大人说过，对他有一种崇拜感。周亚夫当丞相，刘彻心里自然是很高兴的。
周亚夫（公元前199年—前143年）是西汉开国元勋周勃的儿子，早年有个叫许负的老太婆给他看相说：“你三年后封侯。以后还会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再往后就会被饿死。”周亚夫笑道：“我哥哥周胜之已接替父亲的侯爵之位，我已经没有机会了。你说我要大富大贵，又说要饿死，岂不是自相矛盾吗？”许老太指着他的嘴巴说：“你脸上有纵向纹理直入口中，这就是饿死的相法。信不信由你。”三年后，即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年），周胜之因杀人罪被废掉侯位。文帝感念其父周勃拥立自己为帝的功劳，不愿让他家的皇恩从此中断，另选周亚夫接替侯位，封为条侯。
公元前154年，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周亚夫担任太尉，为平叛总指挥，三个月平息叛乱，建立了不朽功勋。从此，周亚夫在朝廷内外享有极高的威望，到公元前150年汉景帝终于任命他做了丞相，那可真是实至名归。
周亚夫是一代名将，有能力，是个激进派。这样的人事变动，无疑给黄老思想笼罩下死气沉沉的政坛带来极大的震动。汉景帝的这一动作，是不是意味着他在政策上要改弦更张，要用有为之人、行有为之政呢？没想到周亚夫只干了四年，到公元前147年就下台了。
周亚夫被免掉相位，那么接替他的又是什么人呢？是不是比他更激进、更能干呢？
三公
汉代职衔最高的三位高官的统称，在西汉指丞相、御史大夫（大司空）、太尉（大司马），在东汉指司徒、司空、太尉。
接替周亚夫当丞相的人叫刘舍，与他搭档的御史大夫则是卫绾。卫绾当了三年太子太傅，现在升官去做御史大夫。西汉初年皇帝之下的班子是“三公”，包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三巨头，是最高决策层。此时朝廷的三公，太尉的位子空着，景帝把这两人提拔进三公。那么这两人能力如何呢？
司马迁评价说：刘舍这人，和周亚夫的前任陶青一样，都是借了祖上的光，继承了贵族爵位，“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史记·张丞相列传》）。民国时期写演义小说的蔡东藩先生，更是把刘舍说得一钱不值，说他“就职五年，滥竽充数，无甚补益”（《中国历代演义》）。司马迁对卫绾的评价是“终无可言”（《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可见这一届领导班子远不如周亚夫。
这一届不行，那么下一届领导班子会不会有什么新气象呢？
公元前143年刘舍被罢免，由御史大夫卫绾升任丞相，补充直不疑为御史大夫。
直不疑是南阳人。文帝时任郎官，即皇帝的侍从官。这个人不但品行忠厚，还是位帅哥，长得高大英俊，后来又升官做到了太中大夫，级别为千石，工资较高。用今天的话来说，属于“高富帅”一类，所以招人妒忌。在一次上朝的时候，有位官员诽谤他说：“直不疑相貌长得很美，可惜却偏偏要与自己的嫂子私通！”直不疑听后，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我乃无兄”，我没有哥哥！没有哥哥哪来的嫂嫂呢？谎话不攻自破。
直不疑虽然品行上有许多亮点，但行政能力确实一般般。蔡东藩先生说：“卫绾为相，不疑便超补御史大夫，两人都自守本分，不敢妄为。但欲要他治国平天下，却是相差得多呢！断煞两人。”（《中国历代演义》）这又是一届死气沉沉的班子。
从景帝对三公的任用来看，那就是麻袋换草袋——一代不如一代！上面说到的四届“三公领导班子”的更换情况，用图表显示如下：
时间丞相御史大夫
公元前155年—前150年陶青
公元前150年—前147年周亚夫
公元前147年—前143年刘舍卫绾
公元前143年—前140年卫绾直不疑
这一系列的政治权力更换，太子刘彻都亲眼目睹，到最后一次换届，他已经十四岁了。虽然年龄并不大，但换届所带来的前后反差，却让他深深地感到失望。他对当朝政治甚至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父皇不可能真正转变思想，用有为之人、行有为之政。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刘彻才十几岁，不过一毛头小子，他能有什么自己的想法？非也非也。此时的刘彻已经较为成熟，理由有二：
其一，他作为太子，政治上的接班人，不能不关心时事政治，不能每天都只顾玩儿。
廷尉
官名，秦置，为九卿之一，掌刑狱。秦汉至北齐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吏，曾更名为大理，至北齐罢废。为汉书作注的史学家颜师古曾释义说：“廷，平也。治狱贵平，故以为号。”
其二，由于长期在宫廷生活，对权力角逐的事情见得多了，必然刺激其思想上的早熟。
再用实际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在刘彻十四岁那年，廷尉上报一宗案子请景帝审批。这是一桩凶杀案，凶手名叫防年，因继母陈氏杀死了防年的生父，防年就杀死了继母陈氏。廷尉的意见是：“依律，杀母，大逆论。”按照汉朝法律，杀死母亲的定大逆罪，本犯处腰斩之刑。腰斩就是用斧头将犯人拦腰斩断，斩断之后，犯人的上半部分还有知觉，非常痛苦。景帝对此案也充满疑虑，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就叫在一旁的太子刘彻谈一谈他的看法。
刘彻侃侃而谈，说：“夫继母如母”，继母之所以叫继母，就是要表明她和亲生母亲不同。只是因为父亲爱她，所以叫继母。此案中的继母不讲情义，亲手杀了父亲。其下手之时，儿子已和她恩断义绝，她也不再是儿子的继母了。防年的行为，应该和一般的杀人行为等同，不能以杀母的行为定大逆罪。
景帝觉得刘彻说得对，只按照一般的杀人行为处防年以弃市之刑。在场参加讨论的大臣无不称赞刘彻见识不凡。（《汉武故事》）
由此可见，这时的刘彻，不再是一般的毛头小子了，已经较为成熟，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了。他从这几届班子的更替中，深深地感受到黄老思想的根深蒂固。
刘彻自幼被强求学习黄老，对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有深刻的认识。从广义上讲，无为而治确实是医治战争创伤的治国法宝。但具体到用人的问题，无为而治则主张任用因循守旧的人。老子《道德经》第五十八章讲到：“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施政执法的人宽厚昏昧，老百姓反而淳朴忠厚；施政执法的人过于精明能干，老百姓就会变得狡诈、抱怨。
在这种思想的统治下，保守无为的人容易坐上高位，积极有为的人反而难以适应这样的政治气候，显得格格不入，很难得到长期的重用。刘彻看到的四届领导班子就是明证：陶青、刘舍、卫绾、直不疑四人都属保守型，只有周亚夫一人属激进型。为什么像周亚夫这样积极有为的人就不适应黄老治国的政治气候呢？表现有三：
首先，黄老道家提倡因循守旧，而周亚夫却喜欢积极创新。
公元前158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关，朝廷委派周亚夫（当时他还是河内太守）为将军，驻守细柳(今陕西咸阳西南)；另外委派宗正官刘礼驻军霸上；祝兹侯徐厉驻军棘门，以防匈奴入侵。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到了霸上和棘门的军营，一直骑马进去了，将领们纷纷下马来迎接，走时将军们又亦步亦趋地送行。到了细柳军营，营中将士个个披坚执锐，戒备森严。文帝的先导官驱车门下，不让进。先导说：“天子就要到了！”守卫军门的都尉说：“将军有令：军中只听将军命令，不听天子的诏令。”等文帝到了，又不让入营。于是文帝派使者手持符节诏告将军：“我要入军营慰劳军队。”周亚夫才传令打开营门。营门的守卫士兵对皇帝随从人员交代说：“将军规定：军营中不准车马奔驰。”于是文帝的车便控着缰绳，慢慢走。到了营中，将军周亚夫手持兵器向文帝拱手说：“甲胄之士不行拜跪之礼，请允许我以军礼参见。”
整个劳军过程十分庄重，出了营门，群臣都为周亚夫捏了把汗，没想到文帝称赞道：“嗟乎，此真将军矣！”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呢！至于霸上、棘门的军营，简直就像儿戏一样，那里的将军完全可能被敌军偷袭而成为俘虏，而周亚夫的军营，绝不给敌人以可趁之机，谁也没法去偷袭。此后，文帝长期对周亚夫赞不绝口，临死之前，告诫太子刘启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周亚夫这种不同于常人的作为，之所以能得到汉文帝的赞许，因为那时是战争时期，不靠他这种人就玩不转。到了和平时代，这种人就不一定吃得开了。
其次，黄老道家提倡谦柔不争，而周亚夫却喜欢据理力争。
一次，窦太后想让景帝封皇后王娡的哥哥王信为侯，景帝说：“老妈呀！您的侄儿窦彭祖、弟弟窦广国，先帝在时没封侯，还是我上台后才封窦彭祖为南皮侯、窦广国为章武侯。现在您又要我封王信为侯，一下子封太多了，恐怕不好哟！”
太后说：“当皇帝的嘛，就是要趁自己在位时赶紧给亲戚朋友搞点好处噻！比如我的哥哥窦长君，在世时没封侯，他死后才封他儿子窦彭祖为侯，弄得我心头一直很后悔。你赶紧、赶紧的，封王信为侯，别磨蹭了。”
景帝本不情愿，说：“我总得和丞相商量商量吧！”此时的丞相正是周亚夫。周亚夫说：“高祖曾经约法：‘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王信虽然是您的大舅哥，但没有功劳啊！如果封他为侯，违背了先祖的誓约。景帝这个人很隐忍，自己不去说得罪人的话，内心想法常常借别人之口说出来，于是名正言顺地拒绝了太后的请求，同时又把从中作梗的责任推到了周亚夫头上。我要是周亚夫，一看要封的人是皇帝的大舅子、未来接班人刘彻的舅舅，肯定会圆滑地说：要得要得，老太后说得对！这在政治上就叫：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一定要做墙头草——风吹两边倒。周亚夫倒好，抬出刘家的祖训做依据，搞得别人无可辩驳。说你好话，叫原则性强；说你坏话，那就叫不识时务。
又一次，匈奴将军唯徐卢等五人归顺汉朝，景帝非常高兴，想封他们为侯，以鼓励其他人也归顺汉朝。周亚夫坚决反对说：“如果把这些背叛国家的人封侯，那以后我们如何处罚那些不守节的大臣呢？”景帝听了很不高兴：“丞相议不可用！”然后将那五人都封了侯。
周亚夫见景帝不听自己建议，气得托病辞职。景帝也顺水推舟批准了他的辞呈。时间在公元前147年。
最后，黄老道家提倡微妙圆通、深不可测，周亚夫却喜欢张扬个性。
周亚夫被撤职后一段时间，景帝想试探他脾气是不是改了，就把他召进宫中一块儿吃饭。周亚夫一看，只有一大块肉，没有筷子，顿时心头火起，回头叫管事的拿筷子来。景帝笑着对他说：“莫非这还不能让你满意吗？”周亚夫羞愤不已，不情愿地向景帝叩头谢罪后就走了。景帝望着周亚夫的背影感叹道：“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这种狗脾气的人，哪里是辅佐我儿子的大臣呢？
周亚夫以上三方面的行为，都与黄老道家的处世原则格格不入，自然很难得到长期的重用；加之他又是功臣、英雄，在朝廷内外有极大影响力，功高震主啊！留下他是个祸害。于是景帝决意要做掉他。
事情也巧得很，时过不久，周亚夫的儿子去尚方买了五百件甲楯，以便父亲死后做陪葬用。尚方是朝廷管器械制造的专门机构，是典型的国营单位。交货之时，没有给中间人佣金。中间人就把这事儿给告发了，因为盗买官府制作的器械是犯罪。景帝正愁没有机会，这下可好，立即下令将周亚夫一干人等打入大狱。
周亚夫不知究竟，再加上自己功高，狱吏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简直就像现在的犯罪嫌疑人，动不动就给你来一句：“我有依法保持沉默的权利。”狱吏把周亚夫的态度汇报给景帝。景帝大骂说：“吾不用也。”我用得着你开口吗？同样可以整死你。把他交给廷尉来审，那时的廷尉，是“九卿”之一，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廷尉问他：“你买这些甲楯，是要造反吗？”周亚夫说：“买这些甲楯，是我死后用来陪葬的，怎么是造反呢？”廷尉说：“你这种犟种，纵然活着的时候不在地上造反，死了以后也会在地下造反。”
周亚夫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在狱中绝食五天，最后终于饿死，应验了看相的许老太婆的话。这时是公元前143年。
周亚夫的死，在太子刘彻心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不知道父皇这样做是为他今后做平安天子排除障碍，在他眼中周亚夫是个英雄，英雄末路竟是如此的凄惨！他或许会这样设想，假如周亚夫生活在儒学治国的时代，命运将会有大大的不同。孔子提倡“举贤才”（《论语·子路》）；《易经》中说“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不像道家，它推崇刚健有为之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周亚夫这种人将会有更大的发展，也可以为汉家天下做出更大的贡献，可惜他生不逢时啊！
通过一系列的官场风云，刘彻清楚地认识到：在黄老之术一统天下的思想格局下，父皇只可能长期重用陶青、刘舍、卫绾、直不疑这样的老好人，不可能重用周亚夫这样的人才，反而会加以打击、残害。现在汉家天下已潜藏各种危机，不在思想上改弦更张，不在用人策略上重视人才，如何才能应对这些危机？又怎能推动大汉江山的进一步繁荣呢？看来改弦更张的重任只能落到自己的肩上了。
那么刘彻上台后，是怎样在思想上抛弃黄老道家而选择儒学的呢？过程中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阻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