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范围内，韦克斯纳先后大量捐款给犹太联合捐募协会（UJA）、联合黑人大学基金（UNCF）、哈佛大学和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1991年，韦克斯纳开创了另一新领域，创建了俄亥俄高等教育信托基金。他捐出了2.5亿美元给这个提供捐款的基金会。这一动作使他进入了全国的捐赠巨子之列，而这大概是他的第一项重要创举。
韦克斯纳的捐赠风格已经很与众不同了。那些在非营利机构与他共过事的人称他为“一个有远见、有智慧的捐赠者”，“一个能激发别人的人”。他从不寻求名望或要求公开褒扬他的捐赠，实际上他总是尽力避免这些事。“私下捐钱是非常自在的，公开捐钱就觉得有点尴尬。”他曾这样说过，“但是，当你公开捐赠是为了给别人作出榜样，相信共享自己的经验能对别人起到正面的作用，那我认为也是很恰当的。”
在韦克斯纳看来，“人类最美好的性格就是能去关心你所不认识的人们”。他不赞成“要在钱多得难受的时候再捐钱”。他衡量捐赠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当我捐出一笔钱时，我是否真正感到兴高采烈？如果不觉得，那我就知道捐得还不够。”
在他这样的年龄，拥有这样的资产，韦克斯纳的公益事业大概才刚刚开始。他说，他的目标是为了社会的利益而有效地使用自己的财富。他说：“当你考虑赠予时，你永远不知道你的责任何时到期。我喜欢感到自己总是在履行对个人和对社会的义务。我愿只带着10分钱死去，只要我还活着的时候能看到办成一些好事。”
乔治·索罗斯
也许当今世界上最为大胆、最有想象力的重要捐赠者，就是匈牙利出生的国际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了。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因躲避屠犹暴行从匈牙利逃到英国，之后成为了美国公民，并把自己的总部设在纽约。
在过去的20年中，索罗斯变得极其富有，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创造性的慈善活动。在此期间，他通过公益事业办成的一件大事，就是把一度封闭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门户打开，让外部世界的新思潮和新科技自由涌入。
10多年前，作为他的首批项目之一，索罗斯推行了一系列计划，让故土匈牙利的有为男女青年接触到文化和科学的自由空气。他还促使政府接受一些他捐赠的附加条件。
不久，索罗斯又把他的赞助重点，转向帮助那些艰难挣扎中的社会。这一历史性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投入上亿美元开展一项跨国活动，从可能发生的社会和经济崩溃的情况下，拯救东欧的科学传统和优秀的科学家们。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索罗斯在22个国家，包括19个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投资设立基金会。他的捐赠活动包括：
每年600万美元给匈牙利索罗斯基金会，用于开展教育和文化活动；
每年2700万美元给苏联的一些共和国进行教育改革，训练公共行政官员和推进研究机构的私有化；
5年中赠予2500万美元给1991年建于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
5000万美元给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索罗斯人道主义基金会，救援波黑战争中的受害者；
3年中共赠予1500万美元给开放社会基金会（OSF）；
2年中共赠予1亿美元给他新建的国际科学基金会，支持苏联地区的科学研究。索罗斯希望这个基金会像诺亚方舟一样，至少能保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部分科学传统。这些传统现在正受到当地经济困境的威胁；
赠予1500万美元给布拉格一所新的研究院，去分析研究东欧各国和原苏联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的转型问题，并为这些地区培训新闻记者和政策分析家。
由于眼界的开阔、贡献的巨大，以及在开拓事业上的勇气和创造性，索罗斯已立足于美国历来产生的伟大慈善家之林。他在国际范围的努力已经开创了公益事业史上一个史诗般的新篇章。自洛克菲勒和卡内基以来，在捐赠者行列里还未曾见过如此的活力。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他在东欧的巨额捐赠以及这些国家在变革中的混乱局面，索罗斯与这些国家的政府首脑及其他政治要人的接触已越来越多。事实证明，他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插手正当的公益事业以外的事务——如积极支持在巴尔干建立一个新的“马其顿”之类。如果他过于刚愎自用，使自己的公益事业截至目前的光辉纪录暗淡下来，那将是一大悲剧。
四巨富VS.三巨人
将公益事业舞台上的四个后起之秀同三个历史巨人洛克菲勒、卡内基、罗森沃尔德摆放在一起，对其公益事业的态度和潜在影响方面作些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也有一些惊人的不同。
三个早期的巨人，全都在自己还很活跃的年纪就开始了他们的公益事业。而在后起之秀的四巨富中，只有索罗斯和韦克斯纳这样做。
三个老一代的巨人，都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他们的兴趣范围是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洛克菲勒是一个大胆而有远见的新计划和新机构的创造者，其中某些项目范围遍及全球。卡内基在创建新机构方面同样是大手笔。他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和支持当时刚刚诞生的国际联盟，更有强烈的兴趣。罗森沃尔德的公益事业具有开创意义，范围限于国内，但他对国际范围犹太社区的福利非常关心。但因为他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他所倡导的一些项目招致非议。
而四巨富中的巴菲特和盖茨还都只是潜在的大捐赠者，他们尚未定型，活动也不多。今后他们的公益事业能有多大规模、能有多少突破和影响力，尚需拭目以待。
另两位正在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巨富中，韦克斯纳略有罗森沃尔德的风格。他对自己的公益事业十分投入，特别热衷于建设自己的故乡和为犹太人谋福利。除此之外，他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兴趣，大于对种族关系和救贫济穷的兴趣。不过他的公益事业还在不断发展之中，目前尚无法预测最终走向。
索罗斯则更多地像一个洛克菲勒式的捐赠者——大胆、有企业家的胆略，而且目标是全球性的。在捐赠的数量、目标的宏伟、项目的大胆和创意等方面，他已可以同以往最伟大的捐赠者并肩而立。他热情地致力于实现一个理想：把欧洲建成一个开放的、民主的社会，“不受任何国家或特定的意识形态的控制。那里，没有人能垄断真理，少数社群和他们的意见同样受到尊重”。他也致力于促进欧洲的一体化。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善于选择和利用历史时机的智慧。他在西欧和东欧都已经提供了一系列惊人的巨额捐赠。
从某些方面来看，索罗斯超越了他的伟大前辈们。洛克菲勒是世界范围的卓越的工业企业家，但他的公益事业与他的企业活动是分离的，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相互影响。卡内基也是一样，他的企业除了为他的公益事业提供经费以外，两者也没有别的关系。索罗斯则不同。在欧洲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与民主模式的决策过程中，他积极参与的一些经济的，甚至政治性的活动已成为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商业方面，他能够把握时机以大动作来“左右市场”。他能够并已经使得欧洲货币重新估价，与中央银行的政策对抗，对欧洲共同体（后发展为欧盟）的统一或分裂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很清楚这一切，曾经坦率地说过：由于他的公益事业和金融活动的相互影响，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投资机会，但同时也使他受到制约，并加重了责任。参阅乔治·索罗斯著：《欧洲解体之展望》（The Prospects for European Disintegration），载于阿斯彭研究所季刊，1994年夏季。
洛克菲勒的国际经济活动虽然规模庞大，但与他的公益事业没有明显的关联。安德鲁·卡内基除了自己参与促进世界和平的公益事业之外，还与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频繁通信寻求他们的支持。但是看不出他对重大事件有什么影响，他只是一个可敬的公民，而不是一个能以其经济威力左右国际事务的人物。
而乔治·索罗斯却既有慈善家的使命感，又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能够在国际事务的进程中真正发挥作用。如果他能把这些优势发挥得更加有效、更富建设性，其成就是完全可能超越他最伟大的前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