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南沿海，台湾歌后邓丽君这个名字开始传入大陆，她的歌被保守的大陆人认为是靡靡之音、使人意志浮沉和颓废的东西，但是一些被翻录过多次的盒式录音带开始了这种歌曲的民间渗透。经过“文革”的中国人这时知道了情歌是一种怎样赤裸裸的东西，却又如此令人着迷，尽管它们没有任何“主义”也不再鼓舞各种斗志。邓丽君的歌曲还“造就”出中国南方最初的走私商和盗版商，从偷偷摸摸被人模仿到公开出版录音带经历了差不多3到5年的时光。即便是李谷一这样根正苗红的演唱者，也因为在1983年央视春晚上演绎《乡恋》时运用了邓氏的“气声”而遭到非难。
1979年，中国为和平而战，战争也确实带来了和平，中国也因此在融入世界的同时，获得了和平发展的机遇，发展中的中国走上了朝向法制社会的努力阶段。
【共和国台历】
台海局势
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从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同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
《告台湾同胞书》中提出两岸实现通航、通邮，进行经贸交流的政策主张。4月4日，蒋经国在国民党内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对大陆“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
邓小平访美
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建国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
自卫反击
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自卫反击战自2月17日开始，3月16日结束。
确认基诺族
6月6日，国务院批准基诺族为我国第55个少数民族。传说基诺人的先辈是三国时期随孔明南征而来的一支人马。
马寅初平反
9月14日，马寅初得到平反，他的“新人口论”和关于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的观点得到肯定。
现代化标准
10月4日至10日，邓小平谈到中国式的现代化标准，是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
市场经济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时尚阵线
1979年的生活文化，来自美国的《跟我学》（Follow Me）掀起了第一次全民学外语的高潮；交谊舞开始跳出中南海红墙，青年男女涌入舞厅；全裸女性画像登上北京新机场大楼；日本电影《追捕》成就了另一种男性美，中国的奶油小生从此没了女人缘；由甘肃艺术家创作演出、展示中国敦煌灿烂艺术和古丝路风情的舞剧《丝路花雨》轰动海内外。
1980，敢问路在何方
陈春先他们的“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悄然地开张了，时间是1980年10月23日，地址就是中科院物理所东北角那间小木屋，窗户里头扯了块蓝塑料布的那间。物理所的人发现，陈春先、纪世瀛下了班就往屋里钻，对小屋比大办公室还热情；到了星期天不声不响地钻进去的人更多，甚至有些人并不是物理所的，还有些人根本不是中科院的。
“陈春先”们，在中科院以外的人看来，是神秘的科学家；“陈春先”们的行为，在中科院里头的人看来，有些可疑，不知在搞什么名堂。两三年后，人们才知道这群有着在当时还很珍稀值钱的研究员、工程师、技师职称的人，原来是在为社会上的企业提供咨询。陈春先前一年访问波士顿和硅谷时，对于科研院所和校园科技迅速转变成生产力大为震惊，回国后，他也想当一回科技向生产力转化的催化剂。
将近30年了，中关村现象的研究者们也没考察出来这个咨询公司性质的服务部，究竟为社会转化了多少生产力，有记录的只是第一年他们挣了3万元，除去水电房租等必要开支，每人每月还有15元奖金。在1983年服务部面临大是大非的考验时，参与者们已经能够每月得到30元的补助——然而他们却把钱退了回来，仿佛退出钱自己就能与“不务正业”和经济问题无关了。
谁都能逃得了干系，唯独陈春先不能。这位1957年留学莫斯科大学的优等生，一直是被当做核聚变等离子物理研究的骨干来培养，他与陈景润等由助理研究员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时，年龄是最小的。然而他却在国家发着工资、批着科研经费的情况下，从事小摊小贩似的“民营”活动，不仅搞乱了科技人员的思想，还搞乱了科研秩序和科学家的经济观念。陈春先心中向往的是一条波士顿附近“128号公路”或硅谷那样的科技产业之路，但是在1980年的中关村，“民营科技”让人如临大敌，没有人能认清陈春先走的是一条什么路。
同在海淀，在陈春先的服务部悄悄开业前一个月，一位来自江阴农村的长脸瘦高个子男生，走进了离中关村物理所北边不远处那道街上的一所大学。
北京大学西语系80级新生中，有位叫俞敏洪的男生。这是他第三次参加高考，第一年英语考了33分，第二年进步不小，考了55分。第三次高考出了“意外”，本想考上一所地方师范能够减轻家庭负担，谁知道又没如愿，发来录取通知的竟是北大。1980年是这位勤奋的农村学生在首都开始独立生活的第一年。他在中关村一带生活了11年之后，选择了辞去北京大学的工作，但他没离开中关村，而是在这块土地上点了一把星火。此后近20年里，中国有70%留学生是从他的新东方学校迈出国门的。
后来，俞敏洪把他在中关村一带上学的经验总结为“揉面定律”：“人刚开始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也没有任何痛苦，就像一堆面粉，手一拍，它就散了。可是你给面加点水，不断揉搓它，它就有可能成为你需要的形状——虽然它还是面，却不会轻而易举地折断。你不断被社会各种各样的苦难所搓揉，揉到最后，结果是你变得越来越有韧性。”
就在俞敏洪在北大开始揉搓自己这团面的时候，还有两位青年，因为不堪生活的揉搓发出了一个引起全国大讨论的哲学疑问——“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黄晓菊从她那全是伤残同事的毛纺厂下班后，会去参加工人俱乐部的文学创作小组，否则她的苦闷更无法排遣。有了这个文学创作班，她25岁的生命时时奔腾起一些热情。一群文化青年聚谈人生时，她便忘记了关节炎所带来的彻骨疼痛，发言最尖锐、情绪最激昂。有一天《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马笑冬注意到了她，当时她还沉浸在自己亢奋的激情中，全然不觉。
马笑冬的同事，《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另一位编辑马丽珍这时也注意到一位青年，1米87，因为瘦所以显得更高，很明显的抑郁气质加营养不良。在一次高校学生座谈会上，校方特意把这位男生留下，与马丽珍谈了4个小时。马丽珍眼前这位21岁自杀未遂的大学生叫“潘祎”，他的名字“祎”一再被人误读，叫成“潘伟”，他年轻时走的路也似乎一错再错，几个月前潘祎喝下了浓缩来苏水，被抢救过来时还埋怨医生不该把他重新拉回这“悲惨的世界”。
马丽珍请潘祎把自己的人生疑惑写出来，与马笑冬约来的黄晓菊的稿子合成了一篇《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两位素不相识的作者合二为一成了“潘晓”，事实上，“潘晓”不是两个人，他们是一代人。当广播里诵读刘心武《爱情的位置》时，这代人听到标题中的前两个字就吓得一抖，“要政变了？”
“潘晓”“越走越窄”的论调似乎与这年百废俱兴的主旋律不符，《中国青年》用了8期的时间一直无果地讨论到了年底。与“潘晓”有同样困惑的青年看上去大有人在，引起共鸣的一个表现是杂志社收到了6万多封来信，这一讨论还在中国各地各种场合被提起。当时的报纸称，“有数千万人参与了这场有关社会伦理与人生观的大讨论”。
此后20多年，不仅他们年轻时掀起的大讨论仍悬而未决，连黄晓菊、潘祎二人的人生道路也成了自己无法控制的悬疑，两个人被杂志社安排见过一次印象不深的面，在经历了失学、失业、下海、流浪、犯罪、结婚、离异、打工、开店、赚钱、赔本之后人到中年。快要知天命的潘祎已经经历过了28年的灾难，他认为“‘潘晓’讨论打开了中国社会的潘多拉盒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在世风日下的开端。社会上对于那场讨论，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清算”。这次讨论虽然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坚冰，但它所释放出来的恶，却远超出这个社会目前的控制能力，没有什么咒语能把妖魔再收回瓶子中去。潘祎认为，这才是可悲的。
但是这一年中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和主旋律都是明朗的。
5月1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代表中共中央致辞的邓小平，在会场握住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手说：“是喜事！是胜利！”
历史终于走到了要对一场人祸和国家灾难进行审判的时刻。
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1号从来没有这样为全国人民所关注过。1980年1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这场历史的审判，不仅要给10年内乱造成的灾害作出历史的交代，也是中国律师制度拨乱反正的正式启动。1954年《宪法》中规定的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已在动荡的年代成为空文。中国律师“张思之”们在1980年历史审判的时刻亮相，是中国展示给国际社会的一个信号，中国律师制度正在逐步走上正轨。
张思之在此前几个月接到一项通知：“两案”要搞律师组，他的任务是组建这个律师组，并任江青的辩护律师。张思之和他的助手——华东政法学院的朱华荣于11月13日上午一起到看守所面见江青。江青提醒他们：“办我这案子不容易，斗争很复杂哟！考虑到复杂性，你们要学习‘十六条’，要学习‘九大的文件’哟！”张思之事后解释，江青点名要他看那两份文件，就是想套他们的话，想看中央现在对这些问题怎么看，是不是全盘否定。她并不信任这两位律师，认为他们是叶剑英、邓小平派来的。后来张思之被江青指责为：“那个姓张的太猖狂，太坏，我绝对不要他做我的律师！”
1980年有电视的中国家庭还很少，每一个有电视的家庭或机关会议室，只要有“两案”开庭的节目，都会被附近来客围得水泄不通。中国人看到的“四人帮”，王洪文认罪态度最老实，指控什么承认什么；张春桥态度最硬，审判长说：“张春桥，你不说话就代表默认，”他还是歪着脖子，眼睛一斜，一个字都没有；江青经常高喊口号；姚文元除了请律师替他辩护，还自己为自己辩护开脱。
刘少奇平反与“两案”的开庭，是拨乱反正过程中的重要里程。此后不久，人们看到1981年两报一刊上的元旦社论是《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调整的巨大任务》。
方向愈加明确。
【共和国台历】
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5月18日，中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
经济特区
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百年老店
北京烤鸭店恢复“全聚德”老字号。
婚育新政
1980年，两个表面看来与性无关的事物横空出世，它们是新《婚姻法》以及提倡和逐步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
在新《婚姻法》中，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第一，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第二，经调解无效。中国人此后逐步确立了一系列婚恋新观念：爱情是婚姻的灵魂、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1981，对话的年代
这一年7月的北京非常炎热，从7月18日开始，北京持续了五六天的高温天气，一时间，京城的痱子粉脱销。
7月18日，周六。一大早，两天前携家眷来京的金庸大侠情绪饱满，西服革履、领带整齐地收拾停当，带着妻子和一对儿女，在廖承志的陪同下，到人民大会堂与他心目中的“大侠”邓小平晤面。
这是邓小平“重出江湖”4年来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香港同胞，他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对方身份是香港《明报》社长。他们的会面向海内外传递出中国大陆新的对台工作信息。
身穿短袖衬衫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口热情地握住金庸的手说：“欢迎查先生。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
邓小平、金庸两位“大侠”此次会面，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金大侠本名查良镛，1948年随《大公报》南下香港。1950年后他与另一位“大侠”梁羽生同坐一张办公桌。
写武侠小说出名的金庸，主业是办报。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时，金庸即在《明报》上写社评，认为邓小平一定能“东山再起”。1976年初，邓小平因反击右倾翻案风第三次离开政治舞台，就在大陆展开群众性批邓高潮时，“香港头号反动文人”金庸在社评中预言邓小平很快就会重返政坛。果然，次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7月30日，邓小平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决赛，公众看到了他的第三次“复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