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的善于预测和精于预测，金庸曾对记者说：“我的想象实际代表了中国多数人的愿望，既然是众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在金庸看来，邓小平是他小说中郭靖那样不折不挠的人物。
邓小平和金庸前往福建厅会谈，见金庸衣冠整齐，他说：“今年天气太热，宽衣宽衣，咱们不用拘礼。”邓小平递过一支专供自己的“熊猫”香烟给金庸，临走时，他把这盒烟送给了金庸。
除了谈小说创作，抽“熊猫”烟，这次会谈他们还谈到“主义”。邓小平问：“查先生，世界上到底多少种社会主义？”这位查社长说不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他说：“我想，自从法国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许多多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我去过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都不同，所以不能一说社会主义国家就用一句话概括。”邓小平连说：“对对对，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建设社会主义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来实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要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这层意思在后来的中国人看来，就是从中共十二大开始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一天金庸还对被自己称为侠之大者的邓小平说，自己不完全同意他的一些观点。邓小平很干脆地认可了金庸的看法：“当然不同意了！”然后他也告诉金庸：“你的社评大部分我同意，小部分不同意。”他把这种分歧解释为“你不是共产党员，我是共产党员，我们的世界观不同嘛”。谈了一个多小时后，邓小平问金庸有什么意见要提，金庸考虑片刻说：“现在的改革开放政策大家认为非常好。我百分之一百赞成，全心全意赞同，希望你们不要改动。”这一次他们达到了完全一致，邓小平说：“对对，我们也希望不要改。”
金庸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对华人世界颇具号召力，这位“香港第一反动文人”与林彪、“四人帮”之间多年有笔斗，他的《明报》这一公器，都使得台湾方面对他印象颇佳。因此，邓小平希望通过金庸向台湾传递消息。在此前后，中共都已通过各种途径向台湾方面表达了对话的愿望，但是均无回响。
在金庸回大陆之前几年，金庸应邀访问台湾，还走访了天天对着大陆打炮的金门，看到这一“前沿”遍布炮位枪阵，坑道阡陌纵横。这次他与蒋经国交流了一些看法。此时病重的蒋经国及他的党派并没有接受国际反华势力“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因此，金庸和台湾，双方都对彼此保持了一定的好感。
喜欢作预测的金庸在邓小平接见他之前的2月26日，在《明报》社评中对香港的未来也曾作出“预测”。他说：中国政府会决定收回香港；正式宣布这一消息的时间将在“收回日期之前15年左右”；同时将宣布“香港现状今后不变”。就在邓小平接见他的第二年，他的这一次预测得到了证实。中国政府于1982年宣布，定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恰好相隔15年。他的预言每次都惊人的准确。
邓小平会见金庸21天后的8月8日，刚从桃园机场26中队离职的上尉情报官林贤顺听到了一个爆炸性新闻——曾与他共事4年的前同事、国民党空军5大队17中队督察室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于8点20分驾驶一架F-5F型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叛逃”到了大陆。这天上午9点28分，黄植诚已经在福建某机场着陆。
和黄植诚一起起飞的还有台湾空军5大队中尉飞行员许秋麟，黄植诚这天的任务是考核许秋麟的仪表飞行。黄植诚命令许秋麟：“你把暗舱罩盖上，我要飞个特技。”等许秋麟再次看到陆地后，发现那里是福州机场空域。出于对许秋麟个人意愿的尊重，在仅存不多油量的情况下，黄植诚飞离大陆，等许秋麟在国民党军控制的东引岛上空跳伞并目送这位同事安全着陆后，再次飞向大陆上空。
出身国民党“空军世家”的黄植诚，父亲是国民党空军，母亲被国民党空军选为“模范母亲”，其二哥、姐夫均是国民党空军校官，他本人26岁即升任少校。这位飞过5种型号飞机、飞行时间2100多小时的悍将双脚一踏上福州的机场，就高兴地说：“我早就盼望回到大陆，现在这个愿意实现了！”
到黄植诚为止，1946年以来国民党空军已向共产党飞来100多架次起义飞机。这次大陆一改过去对台的大规模宣传战，由中国新闻社而非新华社作了客观报道：“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拥护祖国统一的主张，于8月8日上午9时28分从台湾桃园机场驾驶F-5F型飞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在福建前线空军某机场安全降落，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黄植诚原籍广西横城，1952年出生在台湾。”这种低调与海外媒体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海外媒体注意到了大陆这次的低调，香港《星岛晚报》报道认为，“此次中共却并未借此攻击台北。中共这次强调的，只是‘统一’的一点，而非‘国民党反动残暴’的一点，口气也相当缓和。中共此一低调子宣传，反映了中共当前的对台统战政策”。
美联社则认为：“黄植诚起义是中共领导人对台政策的胜利。”
黄植诚驾机起义的报道说明，中国政府对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政策已经开始变化。
大陆在1979年元旦主动停止炮击金马诸岛，停止向台湾海漂、空飘宣传品。1988年9月1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部队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的两个〈通告〉》的消息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部队发言人今天在此间宣布，从即日起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驾艇起义的国民党官兵给予奖励的两个《通告》。”这条消息的发表，旨在结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的历史，促进台海局势的缓和。
29岁的黄植诚被批准参加人民解放军，并被任命为空军某航校副校长，这一事件在台湾引起一场冲击波，有媒体说，蒋经国气得大发雷霆，国防部长高魁元引咎辞职。
又过了一个月，是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日子。10月9日，胡耀邦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千秋伟业，系于一转念一反掌之间！”他邀请国民党主席蒋经国访问大陆并到慈溪拜偈祖先。这一讲话被外电评称为“惊人建议”，他们认为中共希望尽快结束对峙时期，从而开始一个对话的年代。
【共和国台历】
葛洲坝
1月4日，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江截流戗堤胜利合龙。这是我国水利水电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
国库券
1月16日，新中国结束了引以为豪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时代，决定在国内第一次发行国库券，总金额40亿元人民币。同年，中国开始了在日本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的筹备工作。封闭的自给自足式的国家经济终于开始和国际资本市场联系起来。
“两案”《判决书》
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判，除了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池等因已死去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外，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经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裁定，对主犯江青、张春桥原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刑罚，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同案其他人员均获刑。
历史决议
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出总结和评价。
“一国两制”的提出
8月26日，邓小平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傅朝枢，进一步阐述了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政策。邓小平指出：台湾不搞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国资本不动，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我们要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是也不能排除在某种情况下被迫使用武力。
女排精神
11月16日，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上夺冠，揭开了六连冠的序幕，全民爱排球学女排的时代同时开始。
1982，我的中国心
张五常决定回到他的出生地香港，时间定在1982年暑期。
一年前的夏天，约翰·考波斯维特向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张五常发出一个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将空缺。张五常此时是美国经济学界位列前茅的华人经济学家。他将这一信息与后来的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交流，这位美国同行当即建议张五常申请那一职位。在科斯看来，张五常具有美国经济学家所没有的优势，他是香港人，懂中国人。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的预期：要开放了。这次交流以后，张五常做出了他一生中最成功的抉择。毫无疑问，对于热衷于投身现实社会的经济学家，还有什么能比参与到占全球人口1/4的经济体的变革进程更令人兴奋的呢？1982年张五常选择了香港，因为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够拒绝这个刚刚打开国门的大国。
张五常于1982年10月26日就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他发表就职演讲时把他选择香港的原因解释为“再也找不到比现在的中国更活力四射、生机盎然的经济学实验室了”。在这间“实验室”里，他要带领同事、学生们做“时代弄潮儿”。
在张五常选择回到香港的年代，还有一个人坚定地选择留在香港。李嘉诚在香港股价楼价大跳水、办移民成了最佳选择的1981年不仅没有离开香港，而且还拿出巨额投资；在更多的人对“东方之珠”没有信心的1982年，李嘉诚旗下的和黄成功地从英资手中夺得港灯控股权。
这就是张五常所回归的香港，而向北张望，他所看好的那间偌大的“实验室”，正经历着各项实验。
在北京，外交部西欧司顾问鲁平，还有一个不公开的身份是“港澳办”负责人，当时“港澳办”还没有挂牌，原因是当时用这三个字与英国人打交道还很敏感。因此，在与香港各阶层及英国方面沟通和谈判时，鲁平还是以他“西欧司顾问”的身份去参加的，这位在解放前领导过地下党工作的老人后来说自己当时“又继续像在做地下党工作一样”。
鲁平的“地下党工作”，是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后开始的。
9月24日早上，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从她北京下榻处钓鱼台国宾馆起身，用餐、静息一会儿。在预定的会谈时间前半个小时，她带着包括香港总督尤德在内的随行人员乘坐中国产的红旗轿车，前往早已围满了中外记者的人民大会堂。在这里，她先在新疆厅见到了5年前代表保守党来华访问时的老朋友邓颖超，而后在福建厅拜会她此次来华最重要的对手邓小平。福建厅内，宾主摆出姿势供媒体拍照，然后请媒体退席，关闭大门。福建厅的大门再次打开时，已经超出预定会谈时间50分钟，精于察言观色的中外媒体在这位铁娘子脸上看到凝重的神色。撒切尔夫人缓步走下大会堂北大门的台阶时，看到了右下方各种关注与询问的眼光和镜头，她机敏地向媒介们展示出一个礼节性的笑容。脚下的高跟鞋在这一时刻踏空，女首相摔在北京。
这次会谈的详细内容，英国官员在记者面前只透露了大概情况：会谈是令人满意的、气氛也是好的。他没有透露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邓小平在这天上午的会面中，向撒切尔夫人提出了将“一国两制”作为确定解决香港问题的原则。
辞别邓小平后，撒切尔夫人到了香港，她与香港政府内部通报了与邓小平会晤的情况。在这次只有很少香港上层官员出席的会议之后，香港股市跌停，跌出了“黑色星期五”。香港传来的就是这么一个“撒切尔式”的信号，鲁平说：她就拿这个来威胁我们，就给你点颜色看——你看，你还没收回，只这么一个消息就会这样。
此后，中英两国在谈判桌旁起起落落地坐了两年多。
事实上，在双方谈判代表落座之前，邓小平和女首相早已在福建厅亮出了各自迥异的立场和观点。在鲁平后来的回忆中，人们知道了撒切尔夫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是想要告诉邓小平：你们不能这样，你们要是收回香港，香港整个就要完蛋。香港人信心完全丧失会导致香港大乱，就再也不能保持繁荣稳定了。她还延伸出下一层意思，香港不能保持繁荣稳定，对你们“四化”建设也有影响，说不定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灾难；甚至包括国际社会都会对你们中国产生动摇。当然她还想说下去，把她就香港问题的一切不良预期都提出来。但是邓小平打断了她，邓小平告诉她，香港繁荣是香港人自己创造的。只要中央政府在1997年以后对香港的政策对头，香港的繁荣一定能够保持。邓小平并不反对她所说的波动，但他说：我估计小的波动会有，大的波动就不一定。
谈判中，撒切尔夫人从邓小平嘴里一再得到这样一个信息：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中国政府一定要在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
邓小平这天上午要和她讨论的两个问题，一是中国1997年以后对香港采取什么政策；二是如何保持1997年以前的平稳过渡。这一次，铁娘子碰到了金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