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魏文侯任用武将乐羊攻打中山国，而乐羊的儿子乐舒却是中山国国君姬窟的亲信宠臣，因此大臣纷纷议论，要求撤换乐羊。但魏文侯主意已定，命乐羊领兵征讨。乐羊为争取城中百姓，对中山国包围数月，但围而不攻。于是，猜忌、攻击乐羊的奏疏像雪片似的飞到魏文侯案前，说乐羊是在顾及父子之情，建议临阵易将。而魏文侯却相信乐羊，不仅不撤换乐羊，还派人到前线慰问。终于，乐羊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中山国，百姓们都纷纷投奔归顺。乐羊班师凯旋之日，魏文侯为其举办了庆功会，并赏赐乐羊一个大箱子，嘱其回家再打开箱子。回到家中，乐羊打开箱子，发现里面装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非议、诽谤自己的奏折密信。乐羊为魏文侯的信任所感动。期间，如果没有魏文侯的知人善用、用人不疑的举措，任凭乐羊的军事指挥才能怎样卓绝超群，也不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眼下有些企业领导者对手下人，既想利用人家的才能，又对人家放不下心，总认为人家与他离心离德，这是管理者用人之大忌。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的前总经理松下幸之助说过：用人的关键在于信赖，如果对同僚处处设防、半信半疑，将会损害事业的发展。他认为，要得心应手地用人，就必须信任到底，委以全权。
用人不疑，是一条重要的用人原则，要真正做到，确实很难，但并非无章可循。
如何对人信而不疑，并且使对方不致“倒戈”呢？那就要靠力量和睿智。对别人信而不疑的人，如果又具备了力量和睿智，被信赖的人就很难兴起“离心”的念头。说得明白些，一个真正能够信赖别人的人，一定也会受到别人诚心诚意的信赖，在官场企业中，领导者就应该树立这样的信心。
三国时的孙策，十几岁统帅千军万马，横扫江东，为建立吴国奠定了基础。谈到他的用人艺术，信任二字，不能不是个显著特点。重用昔日的交战敌手太史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太史慈身高七尺七寸，有一身好武功，“长臂善射，弦不虚发”，年方二十，就以智挫州吏而闻名，以后又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孔融，更是声名大振。他的同乡、扬州刺史刘繇，比孙策抢先一步占据江东。他本想借这种关系，追随刘繇干一番事业。可刘繇却不肯重用他，还对别人说，我要是重用太史慈，不是会惹得天下人笑话吗？正在这个时候，孙策率领大军杀到江东，直奔刘繇而来。刘繇派太史慈去孙策那边侦察情况。太史慈一见孙策，便把不得志的满腔郁愤发泄到孙策身上，跳上马挺起戟直奔孙策而来。孙策于交战中虚晃一枪，假装是刺马，顺手抓住了太史慈手中紧握的戟，太史慈也不甘示弱，一把抓下了孙策头戴的帽盔。两个年轻的英雄相搏，真可谓棋逢对手，杀了几个回合，难以决出胜负，各自只好罢兵。这以后，太史慈就跟着刘繇逃到了芜湖。时间不长，在两军交战中被孙策的部队俘虏。人们以为，这次孙策杀太史慈的机会来了。可却出人意料，孙策一见太史慈，好像是故友一般，马上给他松了绑，握着他的手说：“还记得咱俩打仗的那回事吧？假如那次我被你捉住，你又该怎么办呢？”太史慈又气又羞，冰冷冷地回答：“这件事我不好估计。”孙策听后，竟大声笑起来，他说：“今天的事就算没事了，咱们共同干怎么样？”当即下令将太史慈的兵马全部归还，并且拜他为中郎将。
这一战刘繇被孙策杀得惨败，幸存的一万多兵马逃到各地。孙策此时也正需要扩充自己的力量，他果断决定，派太史慈去招纳刘繇原来的部下。对此，身边的许多人都提醒孙策说，这个决定未免太冒风险了，如果太史慈去了不回来怎么办？孙策自信地说：“太史慈绝不是那种人，大家尽管放心。”他亲自为太史慈设宴送行，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什么时候能完成任务？”太史慈回答：“两个月之内。”对于他的回答，大多数人都半信半疑，只有孙策确信不疑。结果过了五十多天，太史慈果然率着招回来的旧部回到了孙策军中。
孙策得到了太史慈这位战将，曹操也十分生气，他费尽心机想将其拉走，结果未能成功。孙策死后，太史慈又跟孙权征战南北，忠心耿耿，直到临死的时候，还深情满怀地表示：孙策、孙权兄弟俩，对我恩重如山，而我报答得却很不够。表达了他的一片感恩之情。
孙氏兄弟继承父业，年少有为，终于霸踞江东，这与善于用人是分不开的。而信任是孙策及其弟孙权用人成功的秘诀之一。
管理妙在“恩信并施”
李世民用人最见长的地方，是他善于以恩结士，恩信并施。
李世民在打天下的时候，隋末地方割据势力的首领刘武周手下的两位大将尉迟敬德、寻相率众八千来投降。按通常的作法，是把这些降卒分散，使降将不能再帅旧部。但是李世民却反其道而行之，仍命这两人将其旧部，加人大部队中。李世民的爱将屈突通很害怕这两个人叛变，就去劝说李世民削弱这两人的兵权。李世民却说：“过去萧王与人推心置腹，所以人人都能尽忠效命，现在我也这样来委任敬德，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正因为李世民对敬德、寻相的信任，这两个人都成了唐朝的开国元勋，敬德后来在玄武门之变中，为李世民夺取皇位立了汗马功劳。这都是恩信并施这条原则的效果。
平定天下之后，李世民知道官吏中收受贿赂的人不少，觉得应该加以制止。于是大臣萧踽就向他提建议，派人私下里拿上府库的绸绢去送给官吏，看谁收受。果然有一官吏收了两匹绸缎。李世民就非常愤怒，下令把这官吏杀了。民部尚书裴矩向李世民力谏：“做官而受贿，是该死罪。但这位官吏受贿却是陛下派人所为，就是有意陷人于法也，这恐怕不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个原则吧！”李世民听了裴矩的谏诤之后，马上悟到自己的做法实际上是表明，他对天下之士没有一个信任的，这将导致君臣之间的相互猜忌。于是深为悔悟，并召集文武官员五品以上者，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并说：“裴矩能当官力争，不面从于朕，倘若每事皆然，天下何忧不治。”
后来，李世民的旧臣长孙顺德受人所馈赠的绢，被李世民知道了，就很惋惜地说：“顺德如果能有益于国家，朕与他就会共享府库中的财富，为何贪于收受贿赂呢？”因为这个人过去有功，李世民不想加罪于他，免了他的死罪，并在朝会的时候还赐给这位大臣绢数十匹。大理少卿胡演就非常不解地说：“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为什么还要再赠给他绢呢？”李世民就说：“如果这个人还有人性的话，那么他得朕赏赐所受到的羞辱就比杀他还令他难受。如果他得了赏赐还不知道要为自己的作为惭愧，那他就如禽兽无二，杀了这样的人又有何益呢？”李世民这样对待人的办法足以对所有人都构成教育和感召。
贞观六年，李世民的一位外任大臣张公谨死了，李世民第二天就准备去吊唁。管理皇帝生活的官吏就对李世民说：“今天是辰日，按历法今日不宜哭泣。”劝李世民不要于这日吊唁。李世民则说：“君之于大臣，就像父与子的关系那样，我哀哭臣的死是情发于哀，安避辰日。”于是前往吊唁，悲恸哀哭以表其情。
从这几件事上，已足见李世民用人恩信并施的绝妙之处。他正是以此手段揽住不少英雄豪杰之心，反过来，英雄豪杰也因此而乐于为其所用。李勣有出将入相的大才，李世民对他非常器重。一次李勣得了暴疾，医生说只有胡子烧成的灰可疗治此病。李世民听说后马上剪下自己的胡须，为李勋熬药。李勖当时感动得“顿首出血泣谢。”李世民对李劫说：“我这样做，是为了社稷，并非为了你，没有必要谢我。”还有一次李勖陪李世民吃饭，李世民对李劫说：“我在群臣之中寻找可把年幼的太子托付给他的人，群臣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比过你。你过去不辜负李密，当然也就不会辜负我。”李勖再一次被感动，高兴得豪饮而醉。李世民竟将自己的龙袍御衣脱下来盖在李勖的身上。李勖后来果然力佐李治。
当然，“伴君如伴虎”，就是因为君心难测。李世民也有多疑的时候，特别是他的晚年疑心更重，所以也冤屈了不少他过去非常信任的人。但是，在大的方面，李世民用人一直是恩信并用，恩以结人，信以任人，君臣团结，配合默契，遂有大的作为。
李世民的君臣之信
李世民所用的重臣中，宋公萧踽，性情狷介，对人要求很严格，以至于很教条刻板，所以与同僚多合不来，有一次萧踽向李世民告发房玄龄说：“玄龄与其中书门下群臣，朋党不忠，把持权力，陛下却不知道他们在为非作歹。”李世民对房玄龄的信任是很难让谗言离间的，所以他对萧踽说：“卿所说的话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更何况人不可以求全责备，所以人君用人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朕虽然算不上聪明，但是也不至于糊涂到连房玄龄这样的人还看不清。”萧踽从此也就被李世民所疏远。
从这段话来看，可见李世民用人的信任是建立在取其所长，舍其所短的基础之上的信和任。
魏征曾对李世民专门上书奏事，讲用人的方法，这是中国古代用人艺术的经典之作之一：
“在朝群臣，当枢机之所寄者，任之虽重，信之未笃，是以人或自疑，心怀苟且。陛下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成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维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矫伪成俗矣。”
以上这段文字其意思是说：在朝廷做官的人是国家枢机所寄托的人，陛下对他们委以重任，但对他们的信任却未达到笃诚的地步，这样，群臣各个心有疑惑，生怕见疑于君，所以心怀苟且，不敢真正任事。陛下为人处事，处大事比较宽怀，对于小的错误和罪过，则临时治罪，未免感情用事。委大臣以大事，责小臣以小事，这是用人治理天下的道理。现在陛下，在委任职责时，重大臣而轻小臣，但一旦出事，则信任小臣，而怀疑大臣。这样，信任你所看轻的人，而怀疑你所倚重的人，要想求天下大治，能达到目的吗！若陛下重用某人为大官，反倒去寻找、责备干大事之人的细错小过，这样，那刀笔之吏，就会顺从陛下的心思，舞文弄法，构陷大臣于罪过之中。这些大臣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自己向陛下陈述解释吧，又害怕陛下认为他们心里不服陛下；如果保持沉默，则害怕陛下认为那些刀笔吏所构陷的罪过都是实有其事，结果使这些大臣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不能自明于陛下。这样一来，君臣之间疑心大起，大臣们便苟且为官，以求免祸，就会在官吏中形成矫伪的习惯和风气。
李世民看了魏征的奏书以后，深以为然，并以此时时告诫自己。所以，贞观之治中，君臣关系比较融洽，相互信任，赤心相推，遂有天下大治的局面，垂范有唐一朝。
毛泽东委傅作义以重任
要做到求才若渴，必定要视野开阔，广泛察人、信人并用人。证明一个领导会用人的表现，就是他用人不拘一格，千变万化，因人而用。反之证明一个领导不会用人的表现，就是他用人过于拘泥，没有变化，死气沉沉。
近代诗人龚自珍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可是，如果领导用人拘于一格，老天“不拘一格降人才”又有什么用？
事实上，拘于一格，不敢大胆用人、灵活用人的领导比比皆是。他们的做法，往往使得人才无法冒尖、无法尽其所能，间接地使企业失去生机，失去竞争力。
所谓用人以胆，就是对人才大胆使用，不拘一格。
傅作义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曾任张家口绥靖公署主任兼察哈尔省主席和华北“剿总”总司令，驻北平。天津解放后，傅作义基于爱祖国、爱民族的热忱，以保护北平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古都文物为重，于1949年1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
1949年2月22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傅作义。傅作义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第一句就说：“我有罪！”毛泽东却对他说：“你有功，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又对他说，北平和平解放最好，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假如说，你过去有过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也是有功人员。不久我们也要到北平去。将来咱们可以更好地合作，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到北平以后，就要召集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各少数民族和华侨等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你可以被邀请参加会议，你有功，也有代表性。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积聚在傅作义心头的疑虑顿时冰消雪化。他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他回北平以后，一定向部下传达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指教和关心，一定要做好部队和平改编工作。并表示他个人要无条件地服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叫我做任何工作，我保证把工作做好。在我有生之年，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也好弥补我过去的过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