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上午10点，在少帅和宋子文的安排下，周恩来与蒋介石终于见面了，这是张学良第一次在西安向蒋介石引见周恩来。【86】少帅对蒋说，委员长，以前的一个部下请求见您。他希望委员长允许这一请求。蒋介石仍旧一言不发。这时，周恩来走进蒋的房间，向他庄重地敬了一个礼，然后他称蒋为校长，这是在黄埔军校二人共事时期，周恩来对蒋的称谓。【87】起初蒋沉着面孔，对周恩来毫无反应，但内心极为紧张。周随即坐下，开始一再重申，共产党目前丝毫也不想做出不利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事情，他希望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和平解决。周恩来还向蒋介石表示，共产党愿意支持蒋介石作为国家领袖，抗击日本侵略。关于要蒋介石签署放蒋六点协议的问题，周恩来只字未提。【88】周恩来的话逐渐使蒋介石恢复了平静。当周恩来请求蒋介石指示时，紧张的气氛开始缓和下来。然后，周恩来向蒋介石谈论起他的儿子蒋经国，说他的儿子在苏联生活得很好。【89】当蒋介石不知不觉地流露出对儿子的一种眷恋之情的时候，周恩来当即答应，他愿意帮忙促成他们父子的重新团聚。在这次会谈中，蒋介石第一次表示：
我们肯定不会打内战了。【90】……在我们交战的每时每刻，我常常想起你，我甚至回忆起你为我出色工作的那段时期，我希望我们能再度合作。【91】
整个会谈期间，周恩来始终保持一种尊敬、服从的态度，没有表露出一点儿强迫的迹象。他力求避免留下任何不愉快的痕迹，以免破坏与蒋介石进一步会谈的机会。虽然蒋介石摆出一副严峻的态度，只提到一件私事，即他的儿子，他却暗示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和解的意思，蒋介石甚至还破例地对周恩来说，等他返回南京后，请周恩来到那里去做进一步详细的商谈。【92】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又一次与蒋会晤，蒋介石再次表示，他愿意停止内战。【93】周恩来还同杨虎城和宋子文进行了会谈。
这些日子里，宋子文注意到，张学良开始显出行为异常的迹象，他原以为少帅可能染上梅毒或某种类似的疾病。他说，在谈话时，张学良显得语无伦次，并且在19日和20日两天甚至痛哭流涕。宋子文透露，张学良在12月22日甚至请求他和蒋夫人照顾他当时留在美国的妻子儿女。张学良还把他个人的经济状况告诉宋子文，与他商量如何能安全地把这笔钱财转到宋子文之手，以用来赡养他的家眷。张学良有时似乎忘记了他的政治宗旨，谈起他的个人安全，表示愿意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以保全他自己的安全。宋子文注意到，12月24日，东北军的军官们和杨虎城已经探听到张学良态度上的变化，甚至产生了把他和蒋介石一同杀掉的念头。【94】来自外界的各方面的压力与内心巨大的焦虑已把少帅搞得精疲力尽。两个星期以来，过度紧张的神经几乎支撑不住了，少帅的精神已接近崩溃的边缘。【95】
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蒋夫人对少帅说，他能给他们的最好的圣诞礼物就是立即释放委员长。少帅向杨虎城和西北军将领们转达了这个意思，遭到他们的反对。少帅对蒋夫人说：
实在万不得已，我们可以动用武力，但那样对你太危险了。我可以带委员长偷偷地出走，你和端纳飞往洛阳，我给委员长化装，用汽车带他出城，把他带到我的军队驻地，从那里驱车到洛阳与你们会面。【96】
宋子文同意这一计划，但蒋夫人坚决反对，她的理由是委员长的体力忍受不了长时间的汽车旅行，况且这样离开西安也未免太不体面。她一再提醒少帅，如果西安方面不释放委员长，南京军事集团势必对西安发起进攻。在此期间，少帅还收到孔祥熙12月22日的一封来信，信中说道：
如果阁下能于圣诞节前后护送委员长离开西安，返回南京，那真是圣诞老人赠送的一件最伟大的礼物。【97】
12月25日上午，张学良会见了杨虎城及其高级将领，向他们表示，他要释放蒋介石。杨虎城等人坚持要蒋介石写一书面保证，他们认为，没有这一书面保证，蒋介石一旦回到南京，肯定要报复的。在这次会晤中，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张学良对杨虎城说：
我们的本意是请求委员长领导全国一致抗日，而不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后果如何。他已经答应把我们的建议提交中央政府考虑。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就不应畏惧个人的损失和死亡。【98】
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们的情绪更加难以平复，他们坚持要求蒋介石签字。少帅耐心而坦诚地表白他主张放蒋的曲衷：
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99】
最后，是周恩来又一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张、杨之间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向杨虎城反复阐明各种利害关系，杨虎城终于被说服了，放弃了要蒋介石签署书面文件的要求。接受了他的口头允诺，置自己个人安全于不顾，慨然答应放蒋。这样一来，周恩来算是帮了蒋介石一个大忙。几年以后，端纳先生向新闻记者们证实了这件事：
周恩来……实际上是1936年“西安事变”中的最关键人物，是他把蒋将军从绑架中解救出来的。【100】
是周恩来最终说服了蒋介石和杨虎城，以12月23日会谈中达成的协议为基础，达成了一项默契。为了挽救蒋介石的性命，由周恩来安排，使蒋夫人和宋子文在这样一份文件上签了字，端纳作为见证人。【101】这份文件包括下列条件：
蒋介石同意：
（1）宣布并开始武装抗击日本侵略。
（2）停止进攻中国共产党。
（3）容纳共产党共同抗日。
（4）把亲日派官员从国民政府中清除出去。【102】
最后一项涉及改组政府内阁的问题。新内阁将由抗日态度强烈而明确的人组成。西安领导人认为，宋子文是领导新内阁的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一贯支持强烈的反日政策。西安方面相信，CC派和黄埔系基本上是抗日的。他们建议由蒋介石的学生胡宗南担任军政部长，取代被定为亲日派的何应钦，但蒋介石认为陈诚是更合适的人选。对此，西安方面没有反对。（陈立夫任教育部长）然而，西安领导人拒绝推荐西安方面的任何人参加战时内阁。
根据日文资料，释放蒋介石的条件如下：
（1）撤退西安周围的政府军队。
（2）停止内战和剿共。
（3）发起全国规模的抗日运动。
（4）发给共产党军队军饷。
（5）释放上海救国协会的七位领袖。
（6）改组中央政府，撤换下列地方官员：上海市长；上海警察局局长；江苏、安徽、江西和福建省的主席。【103】
尽管以上两种资料所示的文件内容有所不同，但却都包含了张、杨起初八项主张的基本内容。从蒋介石随后的行动来看，这份文件无疑是存在的。蒋介石和蒋夫人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极力否认这一点，无非是要挽回面子而已。
据说杨虎城于1936年12月25日下午2点见到这份宋氏兄妹署名的文件后，便同意释放蒋介石。然后，蒋介石召集张、杨二人做了一次简短的告别谈话。据蒋夫人说，她把蒋介石这次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题为“对张、杨的训话”。【104】这篇谈话勾画了中国历史的传统精神和忠君爱国的道理，也回顾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爱国志士的生平事迹，申斥了张、杨非法绑架他的错误。
历史学家们对这一谈话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首先，蒋介石根本没有时间来做这样一个轻松的谈话。下面是蒋夫人对他们离开西安时的情景所作的描述。它明显证明，他们离开西安的场面是匆忙而紧张的：
T·V（宋子文）突然进门来，他说那些控制西安城的人已同意放我们走。汉卿（少帅）问：“为什么这么晚走？等到明天早晨直接飞往南京不是更好吗？”我高声嚷道：“越早离开这里越好，等什么？难道还要等那些人再改变主意不成！……”汉卿说，虽然杨虎城同意放我们走，但如果他的一些部下们得到风声，可能会引起麻烦。所以，我们应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离开西安。【105】
由此可见，举行一个从容不迫的告别谈话似乎是不可能的。【106】
日文资料与蒋介石和蒋夫人的著作迥然不同，一般说来，它们是更可信的。一份外交电报证明，蒋介石接受了西安方面的所有条件，然后才被放行。【107】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神色紧张地来找杨虎城，对杨说他打算立即送蒋介石一行回南京，杨为之愕然，虽说他已同意放蒋，但没想到少帅竟这样匆忙，然而事已至此，他亦不便反对，只是力劝少帅不要亲自送蒋回南京。少帅表示，他决心已定。为表明心迹，他把一份事先拟好的手令交给了杨虎城。手令的大意是，他本人不在西安期间，东北军听命于杨虎城指挥。
张学良就这样随同蒋介石匆忙地走了，送行的只有杨虎城一个人。望着渐渐隐入云端的飞机，杨的心情十分复杂。惊心动魄、举世震惊的事件就这样结束了吗？它的后果将会怎样？杨将军感到一片惘然。事后，杨虎城对他的亲信表露了对这种结局的沮丧：
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先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一定会对周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这还有什么三位一体！【108】
人们尤其不能理解，张学良竟如此轻率地决定“赴京请罪”。其实，自扣蒋之日起，张学良就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场合表白过自己的心迹，只要委员长联共抗日，我仍拥戴他做领袖，并亲自护送他回南京。这种英雄主义的主张，遭到各方面的反对。就在送蒋走的前一天，他向其部下表明了送蒋的意图：
你们要知道，这次事变，对蒋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现在我们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另外，我亲自去也可以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再讲什么坏话。总之，做人情要做到家，同人家合作也要合作得彻底。我在这个问题上比你们想得深，想得高，你们这些人都要听我的话，都要受我领导，不许乱说、胡闹！【109】
杨虎城始终反对少帅去南京，认为这是一个糊涂的念头，太感情用事了。如果他早一些同中共协商，周恩来可能会劝阻他这样做。可惜周来晚了一步，只能在机场上空叹张少帅受中国传统的江湖义气影响太深。博古认为，少帅的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为，是受英雄主义的变态心理所驱使的人做出的一种行为。【110】但毛泽东不这样看，他对少帅的行为予以充分的理解。认为如果张学良不随同蒋介石一起回南京，如果“西安事变”不按照蒋介石的处事方式解决，那就不会和平解决这一事件。【111】然而，蒋夫人却对张学良为什么随蒋介石回南京作了这样的解释：
他必须去南京，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首先，他已向他的同僚们保证，要为西安所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其次，他必须向世人证明，他的所作所为既不是出于叛变的动机，也不是打算反对委员长，反对委员长的地位和权力……一个发动兵变的高级将领急于到首都去接受对其罪行的审判，这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政府对汉卿表示宽大的原因……【112】
注释：
【1】前引书《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23页。
【2】同上书，第132页。孔祥熙是行政院副院长，蒋介石的连襟，而蒋介石是院长兼国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孔为行政院代院长。行政院长是中国政府的行政首脑，类似于西方的首相。而林森先生担任的国家主席，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职务。
【3】另有资料表明，这也是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主意，这是作者在台北与顾祝同将军会谈时收集的资料。
【4】冯玉祥前引书，第50页。
【5】同上书，第31页。孔祥熙前引书，第2卷，第661—662页。约翰森致胡尔的电文，1936年12月16日，USNA893·00/13774。洛克哈特致胡尔的电文，1936年12月13日，USNA893·00/13753。另见《国文周报》，1936年12月12日，第2版。
【6】主要是何应钦和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如程潜、陈调元和熊式辉。他们得到外交部长张群、国民党秘书长叶楚伦和立法院院长居正的支持。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7/073—077。
【7】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71页。蒋夫人以她自己的观点记述了“西安事变”，并描述了她在促成释放其丈夫的谈判中所起的作用。这份手稿以1.2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北美报业联盟。她把这笔钱赠给托管基金会，用来抚养和教育在“西安事变”中遇难的委员长侍卫官兵的子女。见哈利特·E．阿本德：《我的妻子在中国，1926—1941》（My Wife in China，1926-1941），美国，纽约，1947年，第323页。
【8】《纽约时报》，1936年12月17日，第1页。
【9】同上。
【10】CC派因其领袖陈果夫和陈立夫的英文姓氏字母而得名。“二陈”是蒋介石早年在上海的师傅的侄子。在1926—1949年这段时间里，蒋委派二陈兄弟负责国民党党务工作。
11日本外务省档案，川樾大使致有田外相的电文，1936年1月4日，“西安事变”，S161528/054—055。
【12】冯和蒋曾于1928年2月结成拜把子兄弟，当时蒋在与国民党左派争夺领导权时需要冯的支持。见冯玉祥前引书，第11页。
【13】同上书，第52页。冯玉祥致张学良电报的内容是第53—54页。英文件见《纽约时报》，1936年12月13日，第6页。
【14】见高兴亚：《西安事变时在南京的冯玉祥》，载《西安事变亲历记》，北京全国政协编，1986年，第272—278页。
【15】约翰森致胡尔的电报，1936年12月23日，USNA893·00/13830。
【16】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70—71页。蒋夫人的描述是在蒋介石的大作发表一个月以后加在上面的。
【17】同上，第75页。另见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7O73。
【18】端纳在1934年少帅回到中国后，做了蒋介石的政治顾问。
【19】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66—67页。
【20】塞利前引书，第320页。
【21】根据日本人的分析，何应钦不顾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坚持要轰炸西安的目的，是他和其他军事大员打算将蒋置于死地，然后接管政府。见《纽约时报》，1936年12月18日，第1页。
【22】关于艾登的背景，见第1章。
【23】塞利前引书，第323—325页。
【24】同上书，第325页。
【25】同上书，第324页。
【26】同上。
【27】见前引书《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54页。
【28】端纳向他指出：南京的某些人士不惜以委员长的生命安全为代价，来处理12月份的西安危机。见《纽约时报》，1937年1月22日，第10页。
【29】同上，1936年12月17日，第1页。
【30】同上，第6页。
【31】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78—99页。
【32】同上书，第79页。
【33】同上书，第80页。
【34】《国文周报》，1937年1月1日，第1、2版。《申报》，1936年12月17日，第1版。
【35】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86页。
【36】孔祥熙前引书，第679—680页。
【37】中央宣传部发表一份声明，提出这次讨伐西安叛军的理由如下：（1）表示全国誓死忠于委员长；（2）整顿国家纪纲；（3）代表人民的利益剿灭残余土匪；（4）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5）坚持救亡政策。它进而宣布：这次叛乱不会阻止民族的复兴，也不会损害委员长所完成的伟大事业。它要求全国一致支持政府，进一步抵抗外来侵略，肃清叛徒，并继续声援绥远抗战勇士。见约翰森致国务卿的电文，12月19日，USNA893·00/13097。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长叶楚伦在为政府讨论辩护时宣称：西安危机使政府面临着双重职责，即挽救蒋介石委员长和整饬国家纲纪，“经过慎重的考虑，政府认为实行这一双重职责的最好途径，就是采取严厉的、迅速的措施来应付时局的变化，对叛军发动军事讨伐。政府认为，只有采取严厉的手段，才有希望阻止事态的恶化，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迅速地挽救委员长。况且，与叛军进行谈判不仅意味着对兵变的一种鼓励，而且会使叛逆者们抬高其要求，导致长期的谈判和各种难以预料的发展”。见《纽约时报》，1937年1月13日，第3版。
【38】逸民朱张前引书，第25—26页。
【39】同上。
【40】蒋介石亲信将领之一，蒋本打算以他取代少帅，任西北剿共部队总司令。
【41】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79—80页。
【42】作者于1977年8月12日在台北与顾祝同将军的谈话。
【43】《纽约时报》，1937年1月13日，第8版。
【44】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87—88页。
【45】同上书，第88页。
【46】同上。
【47】同上书，第165页。
【48】同上。
【49】《纽约时报》，1936年12月22日，第1版。
【50】同上。
【51】同上书，第6页。
【52】同上。
【53】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25页。
【54】同上书，第92页。
【55】同上书，第93页。
【56】同上书，第94页。
【57】郭桐：《前事新评》，香港，1977年，第42页。
【58】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99页。
【59】同上书，第32页。
【60】同上。
【61】同上。
【62】见吴天威前引书，第147页。
【63】保安是延安以西120英里的一个小镇，由共产党占据。那里没有飞机场，因此少帅必须派飞机到延安接共产党的代表。延安虽然被国民党占据，但却是少帅管辖的地区。
【64】张国焘前引书，第2卷，第49页。
【65】陈立夫40年后宣称：他和周恩来在南京进行了秘密会谈，然后，是他让周恩来到西安去的，周刚到西安，事变就发生了。见陈立夫前引书，第50页。显然，陈立夫的话纯属无稽之谈。
【66】在去延安的路上，周恩来一行不得不露天宿营两个整夜。延安国民党的地方长官关紧城门，不许他们通过，他们只得绕过城门到达飞机场。关于这段有趣的故事见龙飞虎：《西安行》，载《周恩来的一生》，香港，1977年，第1卷，第84—88页。龙当时是周恩来的警卫，随周一起到西安。
【67】同上。
【68】王健民前引书，第3卷，第86页。埃德蒙特·克拉布：《中国和俄国》（China and Russia），美国，纽约，1971年，第303页。另见《中国周报》，1936年12月26日，第118页。
【69】王健民前引书，第3卷，第96页。
【70】吴天威前引书，第101页。
【71】12月13日，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等给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发电报，要求他寻求苏联的帮助，保证释放蒋介石。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No．6，《蒋延黻回忆录》，1975年，第3卷，第207—208页。
【72】斯诺：《漫评》，第2页。
【73】关于斯大林的电文，请见前文。孙夫人一贯同情共产党，孔祥熙曾请她发表一项声明谴责张学良扣押蒋介石，孙夫人严正拒绝。她对其姐夫孔祥熙说：“他做得对，如果我处于他的地位，我也会那样做，并且可能会走得更远。”同上书，第1页。
【74】同上书，第485页。
【75】周恩来执行了斯大林的命令，充当了调解人，“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最后被有条件地释放。许多年以后，在1945年，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与赫尔利将军的一次谈话中断言：“由于苏联政府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蒋介石才能重返政府的席位，重做革命领袖，（张学良）才能被逮捕。”见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美国，华盛顿，1949年，第72页。
【76】所有这些情况都由周恩来通过电报向保安做了详细的报告。见张国焘前引书，第2卷，第485—486页。
【77】斯诺：《杂记》，第11页。
【78】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146页。
【79】见申伯纯前引书，第152页。
【80】蒋夫人没有提到周的名字，而是用“那个人”来代替。见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105—106页。另见郭增恺：《历史不能用谎言来写》，载《热风》，1955年2月18日，34号，第9—10页。郭宣称，因为他曾是杨虎城的顾问，所以随宋子文一起到西安。见塞利前引书，第333页。
【81】同上。
【82】罗瑞卿等前引书，第53—54页。
【83】应德田前引书，第118—119页。张学良当时命应德田为这次谈判做记录。
【84】见罗瑞卿等前引书，第54页。
【85】见申伯纯前引书，第158页。
【86】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共产党书记，他于12月24日抵达西安，把保安的指示带给周恩来，保安的共产党领袖们要他亲自会见蒋介石。见斯诺：《漫评》，第12页。
【87】1924—1926年，共产党和国民党组成第一次统一战线。他们起初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和平共处，蒋介石委员长任黄埔军校校长，而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在蒋领导下工作。
【88】根据一份被认为是秦邦宪的报告，周恩来在与蒋会谈时，提出八点主张，总共与蒋会谈三次，蒋原则上同意联共抗日。详情见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27/373。
【89】蒋经国1925年赴苏联学习，当蒋介石清除共产党，驱逐苏联顾问时，他们中断了父子联系。1937年，苏联让蒋经国回国。见张国焘前引书，第4881页。
【90】见斯诺：《漫评》，第12页。
【91】张国焘前引书，第318页。
【92】同上。
【93】同上。另见郭增恺前引文，1955年3月1日，第13页。
【94】斯诺：《漫评》，第13页。
95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7/018—019。
【96】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108—172页。
【97】孔祥熙前引书，第2卷，第702页。
【98】张学良：《忏悔录》，第53页。
【99】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第95页。
【100】《纽约时报》，1945年2月28日，第4版。这是端纳从集中营里被释放之后，在吕宋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话。1942年以后，端纳一直被关在集中营里。1940年圣诞节，蒋介石在重庆邀请周恩来吃饭，“委员长……感谢他的客人曾在西安挽救了他的性命”。见约翰·鲁兹：《中国传奇般人物周恩来的非正式传记》，美国，纽约，1978年，第89页。
【101】《纽约时报》，1937年1月8日，第10版。在蒋介石夫妇的作品中，他们始终坚持认为没有签署任何文件，可能蒋介石没有亲笔签署任何文件，这是真的。但如果没有蒋夫人和宋子文签署文件，杨将军是绝不会同意放蒋的。宋子文在1971年死于美国，蒋夫人是不能透露真相的，而端纳未发表的日记又在日本失落，除《纽约时报》的报道显得接近事实以外，历史学家们难以判明真相。
【102】约翰森致胡尔的电报，1937年1月27日，USNA803·00/13964。
103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61527/271—278。
【104】蒋氏夫妇前引书，第177—180页。
【105】同上书，第114—115页。
【106】郭增恺曾是国民党经济委员会委员，曾与宋子文一同到西安。他宣称，所谓告别谈话纯属蒋氏伪造。见《宋子文的负债》，载《热风》，1955年4月，No．39，第6页。郭也曾对埃德加·斯诺说过，谈话是杜撰的。见斯诺：《漫评》，第13页。
107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7/265。
【108】孔从洲：《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前后》，载《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67页。
【109】见申伯纯前引书，第160页。另见应德田前引书，第122—125页。
【110】斯诺：《漫评》，第13页。
【111】毛泽东与斯沫特莱的谈话《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收录于洋书堂缩微资料第13卷，第7页。
【112】蒋氏夫妇前引书，第1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