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杨二将军最后满怀激情地呼吁：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具有坚强民族意识的亲爱的将士们，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峨峨，黑水荡荡，我们光荣的胜利，就在目前，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55】
“西安事变”的消息极大地震动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他们事先既没接到通知，也没有人找他们协商，可以说是一无所知。【56】收到刘鼎的电报后，起初，他们甚至不敢相信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随着越来越多的电报从西安涌来，他们欣喜若狂，激动不已。10年的剿杀、10年的冤仇，现在终于找到报仇的机会了。但不久，一些人冷静下来，觉得事情并不那样简单。
共产党领袖在这个问题上分为两派，以朱德等人为首的激进派主张杀掉蒋介石，报这10年来血海深仇。而以周恩来为首的稳健派则赞同用蒋介石作为人质，迫使南京政府抗日，并以此使西安获得军事优势。【57】
毛泽东起初兴奋万分，有资料证明，他于12月13日下午4点召开一个300名干部参加的会议。他在会上说，1927年12月以来，蒋介石欠下我们的血债有如山高，现在算账的日子到了，一定要把蒋介石带到保安来，接受全国人民的公开审判。【58】
尽管毛泽东曾这样打算，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这不过是一时的气话而已。20年后，张国焘透露，早在12月12日下午，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朱德、秦邦宪（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就在毛泽东的窑洞里，通过了一个决议，决定采取下列行动：（1）给张学良发电报，赞扬他的举动，向他保证，共产党在今后的任何行动中都支持他的领导；（2）派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前往西安；（3）通知彭德怀和其他红军将领将其军队开赴延安及附近地区，与友军紧密团结；（4）指示驻在西安的共产党联络官，除有关抗日问题以外，不要表示任何具体意见，等候周恩来等人的到来。【59】同时给莫斯科打电报，请示第三国际对蒋的处理意见。
12月13日晚上，莫斯科给中国共产党发来的电报，经上海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之手，转到保安。【60】莫斯科的电文集中阐述了三点意见：（1）“西安事变”是一个由日本人、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炮制的阴谋，其目的是要在中国制造混乱和内战；（2）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全国统一战线，张学良绝不能成为统一战线的领袖，而蒋介石可能是唯一有资格领导全国抗击日本侵略的人选；（3）中国共产党应该尽其最大努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并利用各种机会与之接近。【61】
莫斯科的这份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由于延安地处一隅，中国共产党一直与世隔绝，不能从外面得到任何消息，所以这份来自莫斯科的电报简直是“晴天霹雳”！【62】把共产党搞得目瞪口呆。许多人强烈反对莫斯科的意见。毛泽东在他的窑洞里来回踱步，百思不得其解。“西安事变”明明是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者之间关系的结果，怎么能把它叫做“日本人的阴谋”呢？【63】正如周恩来对王炳南所说的那样，【64】共产党领袖们为了决定自己的行动方案，已有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在我们整个一生中，这是最难做出的决定。【65】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都很清楚，如果他们不遵循莫斯科的指示，他们就得不到苏联的任何援助；而如果他们按照莫斯科的三点意见行事，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位一体的联盟就有可能立即破裂。即使他们避免了分裂，蒋介石在和平解决之后所采取的报复行为也是不可避免的。
他们举行会议，研究所要采取的具体方案，最后决定把莫斯科的电报转达给已在西安的周恩来，要他向张学良通报莫斯科的指示。【66】
直到12月19日，中共中央才为如何应付这一重要事件制定出一个明确的方针。人们一致认为，这一方针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它主要集中了在保安的毛泽东、张国焘、张闻天和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等人的想法。【67】
首先，中国共产党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意义，指出：“双十二”扣蒋这一事件，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实力派中的一部分人，不满南京政府的亲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因此，发动这次事件的动机是要抗日救国，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但是，这一事件扣押了南京政府的最高领导及其主要将领，因此多少属于军事阴谋的方式，以致把南京和西安置于相互敌对的地位，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危险。故此次事变又有妨碍全国抗日力量团结的一面。
接着，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发展前景做了两种推断：其一，由于这一变故，大规模内战全面爆发，使南京大部分中间力量走向亲日派一边，从而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民族抗战的爆发，给日本人的侵略提供方便。这正是德、日、意法西斯侵略战线，尤其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朝思暮想的局面。其二，由于这一变故，使南京政府停止剿共，从而促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早日到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发展。这是国际和平力量，特别是正在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中国人民所衷心期待的局面。
最后，中共中央指明实现第二种前景的基本方针：
（1）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2）联合南京政府中的抗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反对亲日派。
（3）同情西安事件，给张、杨以军事上、政治上的实际援助。
（4）与张、杨联合起来，准备抵抗南京的“讨伐”，以防御战促其反省，制止内战。【68】
从中共中央的这一指导方针中，不难看出莫斯科电报指示的痕迹。但是，中共与莫斯科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不能不遵循莫斯科的指示，但他们也不能接受莫斯科对此次事件的性质所下的结论，以及对张学良的污蔑和攻击。这一指导方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共领袖们进退维谷的矛盾心理。结果，他们从总体意义上遵循了莫斯科的指示精神，但在具体问题上，坚持了自己的一贯立场。
同一天，中国共产党向南京和西安的双方领导人发表一项声明，它开篇就赞扬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爱国举动：
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诸公首列，其主张是立即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
至于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共产党领袖对双方提出四点意见：
（1）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2）由南京立即召开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3）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出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的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4）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69】
宣言在结尾部分，敦促南京诸公在避免国家混乱的基础上决定国家政策，共赴国难。【70】
几乎整个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参加了起草这份宣言。宣言之所以耽搁了这么久才发表，人们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先是等待莫斯科的指示，它为共产党内部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然后等待周恩来代表团的报告。正如吴天威教授所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把自己的生死存亡与他们即将被卷入的极为复杂的问题紧密联系起来。【71】所以，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谨慎处理各种微妙的关系。对于莫斯科的指示，他们既不能置之不理，又不能盲目地照搬套用。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又一次运用了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智慧，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接受其合理部分，抛弃其荒谬成分。
共产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建立在他们的长期指导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之上。自1936年夏以来，“统一战线”政策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反蒋抗日”变为“拥蒋抗日”。事实上，就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不久，19位中共领导人就已写下一封长信直接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以便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7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确信，单是蒋介石一个人就有权力和威望停止内战，领导全国进行抗日战争。
尽管在“西安事变”之初，他们的反应十分冲动，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基本上还是前后一贯、始终如一的。由于蒋介石被扣在西安，使得南京政府的最高领导地位出现真空状态，无论是何应钦还是张学良都不能填补这一真空，他们的威望和权力都需要蒋介石的领导才能产生。况且，蒋介石暂时不在其位，将引起一场较之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10年厮杀更为惨烈的内战。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基本态度是停止内战，以便进行举国一致的抗日战争。他们认识到，如果“西安事变”不能得到和平解决，那么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灾难，而对共产党的前途也是不利的。如果南京与西安之间一旦爆发战争，短期内便不会中止，它势必将是一场持久的、大规模的恶战。这样就会给日本人占领中国创造有利的时机。【73】
“西安事变”的消息不仅震动了中国，而且也使全世界为之一惊。各国主要报纸都以头版头条消息报道了此事，它也成为外交官们活动的中心议题。
最先发表声明，与这次事变划清界限的国家是日本。外相有田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处一收到关于事变的报告，便立即召开一个紧急内阁会议，讨论此事。然后他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一项声明：
（1）日本不会因这次事变改变其外交政策。
（2）如果日本公民的安全和在华利益受到侵犯，日本将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3）日本不能容忍日益增多的反日行动，不会容纳共产主义。
（4）日本政府将指示其驻外机构和组织，保持明确而正当的态度，以免受到怀疑。
（5）日本将准备根据蒋介石可能提出的声明和要求而采取适当的自卫措施。
（6）日本警告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要企图收买中国地方军事实力，从事变中获取好处。
（7）日本将继续执行它对华北和内蒙的既定政策。
（8）日本将进一步加强其防御共产主义的坚定态度。【74】
与此同时，海军省发布了一个绝密命令给第三舰队参谋长和所有在中国和满洲国的海军军事部门，命令他们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应变。【75】
12月15日，日本关东军公开要求南京政府贯彻防御共产主义的政策。【76】
12月18日，外相有田通知中国驻东京大使许士英，在此事件中，如果南京与西安之间达成妥协，日本政府将不能继续保持目前这种“仁慈的坐视观望态度”。第二天，有田又会见了许士英，表示日本政府深切关注中国政府在处理西安局势中将要采取的行动。许士英在其答复中，向日本外相保证，南京政府将不会与西安做出任何丧失理智的妥协。【77】
在南京，日本驻华大使川樾于12月21日第一次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张群，向他询问了南京政府对张学良抗日亲共政策的立场。张群向这位日本大使表示，中央当局无意与西安达成任何形式的妥协。他向川樾保证，尽管发生了“西安事变”，南京的对外政策丝毫不会改变。【78】
12月24日，川樾还以私人身份拜会了何应钦。会晤中何向他保证，中央政府已决定发布讨伐令，对西安进行军事讨伐。【79】
很显然，日本人急于扩大西安事态，极力怂恿南京对西安采取强硬态度，以便演成大规模内战，它好从中渔利。
英、美的态度则截然不同。“西安事变”发生以后，英国表现出一副息事宁人的架势，主动积极地调和西安与南京的关系，营救蒋介石。英国驻华大使纳齐鲍尔·休根森爵士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帮助南京政府促成蒋介石的获释。首先，他建议由威廉·H．端纳飞抵西安，查明蒋介石的人身安全问题。然后，他向宋子文和孔祥熙表示，愿意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任何帮助。端纳和詹姆斯·艾登从西安回到南京后，带回了蒋介石安然无恙的消息和少帅的意图，张学良的意思是，如果蒋介石改弦易辙，他自己的安全又能得到保障，他便准备释放蒋介石。纳齐鲍尔·休根森大使提出，只要释放了蒋介石，外国军队将可以保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安全。他还建议由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到天津或上海，然后少帅可以从那里直接到外国去，而蒋介石则返回南京。【80】
美国驻华大使把英国大使的这一提议报告给国务院，罗斯福总统也赞同这一方案。
德国采取了与英国和美国大致相近的立场，但是不加入他们的调停。【81】法国保持超然的态度，“等待和观望事态的发展”。【82】
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是张学良的好友，他于12月21日给少帅发来一份私人电报，要求释放蒋介石。电报全文如下：
阁下曾是我的朋友，但如果阁下加入共产党，则将是我的敌人。中国没有蒋介石，则不能自存。【83】
齐亚诺坚持认为，中、日之间应寻求一致和谅解，这对于中国来说是唯一明智的方针。
除了上述各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以外，各国舆论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基本上大同小异。他们从各国的在华利益出发，纷纷谴责少帅“受苏俄指使”、“与共党同流合污”、“劫持最高统帅”，并攻击少帅有“政治野心”。所有这些更加重了张学良的思想负担。
经过长时间的磋商，与此事有关的政府，除了日本以外，一致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调停方案，并于12月24日把这一方案交给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但是由于此时蒋介石已被释放，并于12月25日同张学良一起返回南京，显然就不需要考虑各国政府能否需要调停的问题了。【84】
苏联的反应出乎每个人的意料之外，包括中国共产党也无法理解。就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一个星期，《真理报》还尖锐地抨击蒋介石对德、日同盟所发表的宣言，而当“西安事变”爆发后，这家报纸却又赞扬蒋介石维护国家统一的功绩，提出中国的统一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最好政策。【85】
12月14日《消息报》社论对“西安事变”进行了更详细、更全面的评论。为了正式洗刷自己与这场事变的关系，它极力诋毁张学良，甚至不惜捏造一个神话，说西安叛乱是“著名的日本代理人”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策划的。社论指出，张学良的部队是真想抗日的，但张学良本人却一贯遵循一条对外来侵略不抵抗的路线。【86】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南京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将带来危险。《消息报》社论认为：
对于中国最近所发生的事件来说，民心所向的最理想的结局就是迅速而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明显地与那个伟大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87】
莫斯科的态度对少帅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他没有料到苏联竟如此对待他。张学良素来重视苏联，认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运动必须争得苏俄的援助。因此，他在酝酿联共抗日的过程中，曾派栗又文到新疆联系那里的统治者、亲苏的军阀盛世才，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他万万没有想到，苏联竟把他列为汉奸之类，大肆抨击，真是又伤心、又气恼，这也是使张学良信心不足，仓促放蒋的主要因素之一。【88】
莫斯科明显看出，汪精卫是亲日派，如果真如南京亲日派所策划的那样，由他接替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主政南京，他将肯定唯日本人的马首是瞻。苏联的惊恐是可以理解的。试想，一个由汪精卫主政、何应钦统军的国民政府能不使中国加入反共产国际同盟吗？这种危险确实存在。因为中国的各个社会阶层一致要求抗日，况且各界的反应有利于蒋介石，所以，苏联加紧谴责张学良，把他和亲日派汪精卫联在一起。苏联没有理由为拯救张学良免遭厄运而努力。另一方面，苏联吹捧蒋介石，使他成为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英雄。这样，不管蒋介石愿意与否，他除了领导全中国进行抗日战争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与此同时，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前往孔祥熙的寓所拜会了他，向他表示苏联政府对南京深表同情，极力表白它与这次事变毫无关系。【89】
注释：
【1】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0页。罗瑞卿是共产党在西安的联络官，吕正操是东北军万福麟将军下面的一个团长，王炳南是共产党在西北军中的地下工作者。
【2】临潼是西安以东45英里的一个小城，四周围墙高耸，中间一道城门。士兵们要进西安必须经过北门，如果城门把守严密，便无人能进城或接近西安，因此临潼又叫临潼关（指城门而言）。临潼有一处历史悠久的别墅，叫做华清池，一座精美的浴室修造其中。历史上唐明皇与杨贵妃曾在这里留下千古风流佳话。
【3】罗瑞卿等前引书，第31—32页。
【4】右军前引书，第1页。另见吴天威前引书，第75—76页。但有人认为，张学良当夜10点在杨虎城新城大楼司令部里，召集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师级以上军官的联席会议，共有13个人参加了这一重要会议。在此前一天，东北军一个师、西北军一个团就奉密令开进西安郊区。见郭增恺：《西安事变之功过》，载《热风》，1955年1月1日，No．33，第8页。另见贝特兰前引书，第115—116页。
【5】右军前引书，第1卷，第9页。另见申伯纯前引书，第111页。
【6】同上。另见李金洲前引书，第28页。但有人认为，少帅委派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执行这一任务，因为白办事谨慎可靠，是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合适人选。由于白从前未曾见过蒋介石，故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故意带白进见蒋，说白即将赴绥远参加抗日战争。通过这次晋见，白认识了蒋介石。作者于1977年8月9日在台北与王铁汉将军的谈话，及1987年8月28日于沈阳与卢广绩的谈话所得。
【7】孙铭九前引书，第11—12页。伯特伦前引书，第121—122页。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81页。詹姆斯·贝特兰当时正协助埃德加·斯诺在西安城里为《伦敦先锋日报》撰写通讯报道，就在释放蒋介石以后，贝特兰曾会晤过孙铭九。
【8】蒋介石当时正在华清池最里面的一间屋子里睡觉，他被枪声和警卫的呼声惊醒，他首先意识到，这是红军在进攻，他吓得浑身发抖，慌乱中，披起睡袍，穿着拖鞋便仓促逃出房间。前院的枪声很紧，所以他跑到后门，可后门上着锁，在一个侍卫的帮助下，他爬上院墙，跳到院外。但他没料到墙底下是一道八英尺深的沟，结果摔进沟里，扭伤了髁骨，跌断了几根肋骨，拖鞋也不知去向。一位副官在一块叫做“虎绊石”巨岩后面的草丛中遇见了他，把他带出沟渠。后来，人们在这里修了一个亭子，叫做“捉蒋亭”（因蒋在此被捉而得名）。见罗瑞卿等前引书，第33页。
【9】同上。另见右军前引书，第1卷，第17—30页。
【10】同上。
【11】蒋介石：《西安半月记》，美国，纽约，1937年，第128页。
【12】艾格尼丝·斯沫特莱前引书，第140—144页。
【13】《西安叛变》，载《中国周报》，1936年12月16日，第112—113页。
【14】贝特兰前引书，第166页。另见李金洲前引书，第30页。作者于1976年12月22日与彭绍贤在其纽约寓所中的谈话所得。
【15】作者于1976—1977年曾多次与新近来纽约定居的彭绍贤先生会晤。
【16日本于1932年1月末进攻上海，在国联的调停下，日本同意在上海停止军事行动，开始与南京当局进行谈判，结果在1932年5月5日，产生了一个中、日停战协定，以解决上海冲突。见斯莱科夫斯基（M．I．Sladkovsk）：《中国和日本：过去和现在》（China】and Japan：Past and Present），莫斯科，1971年，罗伯特·F．普科斯英译本，第106页。
【17】关于《塘沽协定》，见上文第5章。
【18】关于《何梅协定》，见上文第5章。
【19】这里明显指的是德国和日本11月间签订的反共条约。
【20】其中七点完全是对共产党于1936年12月1日发表的“救亡”通电的响应。见贝特兰前引书，第126—127页。《纽约时报》，1936年12月16日，第6页。另见王健民前引书，第3卷，第100—101页。
【21】贝特兰前引书，第131—132页。
【22】由共产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代表组成。
【23】彭德怀的部队就驻扎在三原，距西安仅30英里。徐海东所率领的另一支部队约1万人正准备开赴陕西、河南交界。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83页。
【24】同上。
【25】张宗昌是原老帅张作霖属下的一个亲日派军阀。
【26】见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7日。张学良12月16日的讲话极为重要，因为蒋介石12月14日的日记中曾有这样一段重要记载：“清早，张走进来，立于门后，黯然拭泪，颇有悔悟之意……上午，他又前来，一再请我换个地方住……被我断然回绝。张遂说：‘学良等拜读了委员长的日记和其他文件，从中深感委员长人格之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事业之忠诚以及忍辱救国之决心，远出学良等辈之所料……’”见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145页。我们上面援引的这段日记不是蒋在日记中记述的全部，我们从中所能看到的是少帅确信了蒋介石对革命的忠诚和救亡的献身精神。然而，张学良在12月16日的讲话却证明：他当时可能确已拜读过蒋的日记，却并没有产生如蒋所说的“悔改之意”，也并未看出他如何为蒋的“伟大人格”所感动。如果他改变了对蒋的态度，就不会把蒋比之于袁世凯、张宗昌了。
【27】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第384—385页。
【28】另见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载前引书《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27页。
【29】《益世报》，1936年12月15日，第1版。
【30】吴天威前引书，第123页。
【31】见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致外相有田的电报，1936年12月24日，1586号和IMTFE《国防文件》附表1058。
【32】左翼学生异常高兴和兴奋，一连几天都未能睡好觉。另一些学生则不知所措，他们怕南京发动内战。有些学生则感到害怕。见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68—69页。
【33】《大公报》，天津，1936年12月20日，第1版。另见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108页。
【34】同上。
【35】《中央日报》，南京，1936年12月16日。
【36】三所大学的校长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南京大学校长陈福匡和金陵女子学院院长吴贻芳。吴天威前引书，第237页。
【37】何廉前引书，第2卷，第177页。
【38】洛克哈特致胡尔的电报，1936年12月18日，USNA893·00/13797。
【39】《西安反叛》，见《中国周报》，1937年12月16日。阎锡山也收到蒋夫人的一封电报，要求他作为调解人，促成她丈夫的释放。蒋夫人是在孙科和王宠惠的建议下发这封电报的，见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88页。
【40】吉伦前引书，第239—240页。
【41】同上。
【42】同上。这一点也深得少帅的部下王铁汉的证实。作者是于1977年8月9日与他谈话时获得这一资料的。
【43】贝特兰前引书，第33页。
【44】同上书，第31、37—38页。
【45】吉伦前引书，第240页。另有资料认为12月17日，张学良用自己的私人座机将他的五名代表送到山西省会太原，向阎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与健康。他还宣布，扣押蒋介石是基于爱国动机，他“愿意承担最大的牺牲，甚至随蒋委员长一同回南京接受公开审判，以在国人面前证明他动机的纯洁”。见《纽约时报》，1936年12月19日，第6页。
【46】吉伦前引书，第241页。
【47】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88页。
48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8/522。
【49】前引书《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89—191页。
【50】吴天威前引书，第117页。
【51】同上书，第118页。少帅没有答复宋哲元。
52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8/0523。
【53】同上，S161528/0524。
【54】前引书《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49页。
【55】见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3日。
【56】张学良：《忏悔录》，第50页。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54页。另见张国焘前引书，第2卷，第481页。
【57】张国焘前引书，第2卷，第482页。
【58】王健民前引书，第3卷，第124页。斯诺：《杂记》，第1页。
【59】张国焘前引书，第2卷，第480页。
【60】孙夫人自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就极大地同情共产党，强烈反对蒋介石的政策，她认为，蒋介石已背叛了她丈夫的革命。1949年共产党接管大陆以后，她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封电报莫斯科不直接打给保安，而经由她转，目的在于使她的姐夫，南京政府代行政院长孔祥熙知道这封电报的内容。因为蒋被软禁之后，孔祥熙曾电国民党驻苏大使蒋廷黻，命他去见斯大林，请斯大林电示中共释放蒋介石。除此封电报之外，第三国际另外还有一封电报直接打给保安，内容大同小异。
【61】1937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由莫斯科回国。他告诉中共领导人，那份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这一消息是苏联外交部在回答外国外交官询问时所作的声明为依据的。见张国焘前引书，第489页。
【62】同上书，第484页。
【63】毛泽东一再地说：“简直是莫名其妙，天地颠倒；如果我们背弃不久以前的立场，张、杨不会骂我们反复无常，言而无信吗？”同上。
【64】王炳南于1926年加入共产党，后被送往德国学习，在欧洲做中国学生的组织工作。1936年，受命返回西安，做了杨虎城的政治顾问和秘书。关于他在西安活动的详情，见他的德国妻子王安娜：《嫁给革命的中国》，香港，1978年，第2、3章。
【65】斯诺：《杂记》，第3页。
【66】同上。
【67】吴天威前引书，第108页。
【68】前引书《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64—165页。
【69】王健民前引书，第2卷，第101—102页。罗瑞卿等前引书，第96—97页。
【70】同上。
【71】吴天威前引书，第109页。
【72】王健民前引书，第3卷，第65—66页。
【73】尼姆·韦尔斯：《我的延安笔记》（My Yenan Notebooks），未出版的手稿，1961年，第29页。
74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8/0022—24。
【75】同上，S161528/0025。
【76】罗瑞卿等前引书，第37页。
【77】《中国周报》，1936年12月26日，第118页。
【78】吴天威前引书，第129页。
【79】令他们沮丧的是，就在他们会晤的第二天，蒋介石就被释放了。
80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8/07。这一建议也得到莫尔致约翰森的电报的证实。电报标明“总统批准”的字样。由于胡尔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会议，故这一政府决定由助理国务卿乔治·R．华尔敦·莫尔与罗斯福总统磋商后作出，USNA899·00/13794。
【81】约翰森致莫尔的电文，1936年12月16日，USNA893·00/13909。
【82】法国驻华大使保尔·E．耐格尔先生和美国驻华大使约翰森先生谈话备忘录，被收录在约翰森1936年12月15日给华盛顿的报告中，USNA893·00/13912。
【83】见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菲利浦从罗马致胡尔的电文，1936年12月18日，USNA893·00/1378。齐亚诺于12月17日向美国大使私下表达了这一意思。然而在12月21日，他向少帅发了电报。《中国周报》，1936年12月26日，第118页。
【84】约翰森致胡尔的电报，1936年12月25日，USNA893·00/13810。
【85】《真理报》和《消息报》关于“西安事变”的评论，1936年12月14日。见约翰森，1936年12月16日致华盛顿的电报USNA893·00/13911。
【86】同上。
【87】同上。
【88】见高崇民前引文，载《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8页。
【89】何廉前引书，第2卷，第7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