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绝不是用来自相残杀的。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当面的劝谏，是绝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了“一二·一二”事件。
蒋介石经过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一番精心布置，认为可以向张、杨摊牌了。于是，他向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两个方案，供其选择：其一，服从中央的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西北军开赴剿共前线，与红军决战；其二，如张、杨不愿意剿共，则东北军将调至福建，西北军将调至安徽，中央军进驻陕甘地区，由蒋的嫡系部队完成剿共大业。
张学良和杨虎城经过秘密协商，决定无论如何不离开西安，但也不再为内战而拼命。【1】他们决定首先采取规劝的政策，先是苦谏，反复劝谏，苦苦哀求，争取要蒋介石改变主意。如果苦谏不成，只好实行兵谏，靠武力使蒋介石屈服。张学良曾屡次在蒋介石面前苦苦劝告，直至口干舌焦。蒋介石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屡次怒斥少帅。12月11日晚上，少帅甚至声泪俱下，哀求蒋介石停止内战，抗击日寇。蒋介石不但粗暴地拒绝了少帅的请求，并且决定把张学良的部队调往福建，杨虎城的部队调往安徽。
蒋介石准备于12月12日离开西安，11日晚，他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少帅出席了告别宴会，而杨虎城则借故没来。宴会之后，少帅赶到杨虎城将军的司令部，与他进行了秘密会谈。就在这次会谈中，他们决定，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经过协商，双方决定，东北军负责完成下列任务，少帅的警卫营和一○五师负责逮捕蒋介石，封锁西安至临潼的交通。【2】少帅还命令在兰州的东北军解除驻扎在那里的中央军武装，控制停在兰州机场上的全部飞机。
西北军（杨虎城的部队）负责逮捕在西安的所有南京高级军政官员，解除西安城内蒋系部队、警察和宪兵的武装。杨虎城的部队还负责关闭西安机场，控制所有的飞机。
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所有部队都处于紧急战备状态，以便一接到命令，便迅速采取行动。帷幄运筹之后，张、杨分别回到自己的住处，召集各自高级军政官员，宣布这一重大决策。【3】
午夜时分，少帅主持了东北军高级会议，所有军级将领，除万福麟、何柱国远驻外地以外，于学忠、王以哲、缪澂流三位军长都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五师师长刘多荃，骑兵军的一个师长白凤翔和副官长谭海。其他高级官员如米春霖、新任参谋长董英斌、王曲军官训练团教育长黄显声以及高级顾问鲍文樾等也都出席了会议。此外还有一些文职官员在场，如秘书长吴家象、“剿总”政训处处长卢广绩和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4】
根据当时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后来回忆，少帅宣布他的决定以后，会场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于学忠、米春霖等人提出下列问题：“抓住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副司令已决定执行这一决定了吗？”少帅的回答是：“捉了以后再说。”据说少帅当时一再强调，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是为了“拥蒋抗日”，“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没人敢于提出反对意见，大家纷纷表示：“既然副司令已经决定了，我们愿意服从命令。”【5】于是，参加会议者一致通过了这一决定。少帅遂派谭海负责逮捕蒋介石，由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武和第二警卫营营长孙铭九直接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孙铭九率领他的第二警卫营具体执行这一命令：
把委员长平安带回城里，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开枪，委员长一定要活着带到。【6】
孙铭九率领少帅的警卫营连同200名东北军士兵分乘四辆卡车，于12月12日凌晨3点驶向郊外的临潼。5点半钟，汽车驶到临潼华清池蒋介石驻地门前，孙铭九劝说蒋介石的警卫打开大门，遭到拒绝，孙便下令硬冲，蒋介石的卫士大惊失色，双方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交战中，蒋的大部分卫士被杀。孙铭九带人冲进蒋介石的卧室，发现蒋已逃跑，他下令仔细搜索。从卧室一直搜到后院白雪覆盖的假山，他们两次搜山，结果都没发现蒋介石的行踪。直到上午9点，他们才发现蒋介石的贴身警卫，然后找到了蒋介石。他蜷缩在一块巨大岩石下的山夹缝里，赤着双脚，贴身睡衣外面只披了一件宽大的长袍，在早晨的严寒中簌簌发抖。孙铭九立刻跑到他跟前，说道：“委员长，奉张副司令的命令，我们到这里接您回城。”蒋介石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你是我的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我要死在这里。”孙铭九回答：“这不是东北军的叛乱，我们只是要拥护领袖抗战打日本。”【7】
蒋介石连吓带怕，且又疲于奔命，此时已精疲力尽，况且在逃命时受到的体伤现在也剧烈疼痛起来。【8】于是，孙铭九把他背在背上，慢慢地沿着山坡走下山来，遇到其他东北军士兵，一同簇拥着蒋介石返回。蒋表示希望回到自己房间去，但人们告诉他，他的房间在交火中受到破坏，还是回到城里去为好，那里更舒适，也更安全。
他们钻进停在山脚下的一辆汽车里，驶回西安。一路上，蒋介石坐在孙铭九和谭海的中间，一言不发，甚至拒绝他们给他披上一件大衣。
在汽车里，孙铭九对蒋介石说：“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从现在起，中国必须有一个新的政策。您打算怎么办？……抗日是中国的紧迫任务，这是我们东北军将士的一致要求。您为什么不打日本，反而下令要我们打红军呢？”【9】蒋介石坚定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的政策是正确的，不是错误的……我是一个革命者，随时准备牺牲我自己，我决不会改变我的观点，即使你们把我关进监狱，我的精神也决不会向任何人投降。”【10】
进入西安城里，蒋介石注意到街上的所有军队都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他怀疑东北军已经解除了十七路军的武装，穿上了他们的军服，以便欺骗人民。当汽车直接驶到“新城大楼”杨虎城的司令部时，他更是如坠五里雾中，困惑不解。他认为，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与张学良的军阀队伍不同，杨本人早年投入国民革命，具有长期的革命传统，是不会与东北军一起背叛他的。【11】然而汽车却一直驶进杨虎城的“新城大楼”，也是张、杨联合行动的总指挥部，蒋介石被软禁在那里。
当孙铭九前去逮捕蒋介石的时候，杨虎城的部队攻入西安宾馆，逮捕了蒋介石的随行人员。这些随同蒋介石抵达西安的南京大员们大部分都被拘禁在西安宾馆。美国作家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当时也住在这个宾馆里，她生动地描写了这些被关在宾馆里的军政大员们的情形。【12】被拘禁的高级军政大员一共有12人，其中有军政部副部长陈诚、内政部长蒋作宾、豫皖赣边区剿共司令陈继承、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西北剿共战区司令卫立煌、保定军事学院前院长蒋方震、新任西北剿共司令蒋鼎文、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第二十九军军长万耀煌。在起初的混乱之中，党史编辑委员会主席、立法院前任副院长邵元冲在越窗逃跑时被子弹击中，后来死在医院里。【13】
西安所有南京任命的重要军政官员也被拘禁起来，其中包括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民政厅厅长彭绍贤、教育厅厅长周学昌、“剿总”参谋长晏道刚、西北剿共司令部政训处长曾扩情。与此同时，城内重要据点如国民党省党部、铁路和电报大楼等都被占领，公安局被包围，空军几百名飞行员、技术员和地勤人员以及国民政府的50架飞机被俘获。【14】12月12日凌晨，两个小时之内，西安完全控制在东北军和西北军手中。【15】
就在俘获蒋介石以后，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名向全国、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向各省当局、新闻机构发布通电，电文如下：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16】塘沽【17】、何梅协定【18】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19】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
应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且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
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俘之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之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20】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民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21】
西安1936年12月12日
该电以十九个人署名，其中八个是被逮捕的南京军政大员，七个是以少帅本人为首的东北军将领，四个是十七路军将领，包括杨虎城、孙蔚如、冯钦哉和曾经奋战在东北的抗日英雄马占山。
这八项建议即为著名的八大纲领，它既是进步的，也是民主的。第一条包括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重新合作的内容。而第七条特指孙中山先生的这方面思想，即愿意建立中国与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之间的合作关系。另外几条则要求更广泛的政治自由，这是中国各地的自由民主力量多年来所要求的愿望。
捉蒋以后，张学良立即请中共驻西安代表刘鼎给陕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电，通报事变经过，申明八大主张，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前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之大计。与此同时，张、杨还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军政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宣布撤销“西北剿共总部”这一机构，代之以抗日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22】张学良为委员长、杨虎城为副委员长，其中也有共产党的代表参加。这一新机构成立后，即令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部分军队向东挺进，开赴陕—晋、陕—豫交界地带。同时红军也遵照它的命令，向南推进，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共产党就进驻了延安。【23】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携手并肩，守卫在陕西边界上。在进行这些防御部署的同时，这三支军队都发表宣言，宣布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内战。【24】
12月16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举行群众大会，他们两人共同向公众解释了逮捕和扣押蒋介石的原因。就在那次大会上，张学良对自己的立场做了如下声明：
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几次用书面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违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做的工作，做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了。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只身一人乘军用飞机抵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之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绝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甚么区别？”【25】他回答我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
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理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用使学生、也可以用使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绝不是用来自相残杀的。由以上两项事情看来，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当面的劝谏，是绝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了“一二·一二”事件。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主张清清楚楚地拿出来，清清楚楚地报告全国民众面前。同胞们！我们只求实现主张，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场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场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场，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26】
少壮派军官们热情支持少帅的行动，这些青年军官们的热情已很难控制，难以预料他们会采取哪些狂热的举动。然而，投靠南京政府的变节分子也不乏其人。例如，东北军和西北军中身居中枢要职的交通处长便都有卖身求荣、泄露军机之嫌，先后遭到张、杨的严厉惩处。但他们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尤其是东北军交通处长蒋斌的变节行为，使西安方面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双十二”西安扣押蒋介石一事，不仅震动了南京政府各阶层，而且也使全国民众目瞪口呆。值此之际，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把张、杨发动兵变的意向和主张公布于世，争取全国公众舆论的支持。所以事变当天，张、杨便起草了致全国各界的通电，包括其八大主张，并立即交给蒋斌，限他即日发出。不料蒋斌有负于少帅，不但扣下通电拒不发表，反而向南京何应钦密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何应钦获悉这一情报后，立即严加控制全国的邮电系统，严格封锁来自西安的一切消息，致使外界一时对“西安事变”的真相无从了解，张、杨抗日民主的政治纲领更是鲜为人知。不仅如此，南京宣传机构还不惜捏造谣言，混淆视听，一条条有关西安的骇人听闻的消息向全国各地，乃至向全世界发出。日本在华的新闻报刊机构，更是大肆渲染，推波助澜。于是，西安在世人面前简直成为一座疯人院，而张学良在世人眼中变成了一个具有乃父遗风的绑票土匪。【27】何应钦乘机扬言委员长已被杀害，力主下令讨伐，甚至举行白衣誓师仪式，以渲染讨伐西安的气氛和声势。
正因如此，当时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反应，除了广西等少数地方实力派以外，大都是对张、杨的规劝、谴责甚至警告之声。这种近乎一边倒的舆论使少帅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一度曾使他对自己丧失了信心。【28】
国内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但总的倾向，如上所述，是要求张学良尽快释放蒋介石。中国各家报纸联合发表一篇感情激昂的文章，呼吁人民当此危急关头，要无条件地和政府站在一起。
天津的《益世报》提出：（1）政府应立即在南京召开一个救助会议；（2）救助会议代表应包括南京政府官员、地方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领导人、各种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和各党派的领袖；（3）这次救助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拯救蒋介石，恢复他的自由，准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改组南京政府，改组立宪政府的组织结构。【29】
中联社，这是30年代在中国舆论界最有影响的新闻机构，它于12月16日发表了一篇措词适度而谨慎的声明，14个省和大城市的报纸和新闻机构也在这份声明上签了名。声明以相当模糊的语言，提出三点主张：第一，在内乱外患的双重威胁下，若使中国求得生存，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保持一个绝对独立自主的、坚定的立场。无论是什么主义，它都必须建立在有利于国家救亡图存的基础上。第二，在扣押蒋介石的问题上，张学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全国人民应启发他的良知，使他释放委员长。第三，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简单而明确，符合正义和中国传统的法律，也要与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和教诲互相一致。【30】
左翼爱国团体和青年学生组织是拥护少帅这一举动的，他们积极响应西安方面的主张。全国救亡协会提出下列主张：
（1）停止内战；（2）停止镇压共产党；（3）组织统一战线；（4）和平解决“西安事变”；（5）加强和援助绥远的抗日战争。【31】
当“西安事变”的消息公开了以后，北平学联立即通过了下列决议：
（1）我们以人民的名义要求：立即对日宣战。
（2）我们要求建立代议制政府。
（3）我们谴责以任何借口发动任何形式和任何种类的内战。
（4）我们要求蒋介石联合张学良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5）我们要求南京政府全部接受张学良提出的抗日主张，必要时宣战。
（6）我们要求南京政府和中国所有各党派、各种力量召开一个全国国防会议，共商抗日救亡之大计。【32】
这份决议表明，中国学生的反日情绪极为高涨。
知识分子中的另外一个重要阶层是大学教师，他们是比较保守的。1936年12月15日，北平各大学校长致电张学良，口气颇为强硬：
陕中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20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20年代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学者胡适博士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天才从美国回来，他于12月20日为天津《大公报》写了一篇星期日社论，题为“叛逆张学良”。他呼吁全国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反对少帅。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中国本是统一的，当我从美国回来时，对中国是乐观的。可是现在张学良搞糟了这一切，他使中国在世界上名誉扫地……他正在毁灭中华民族的活力，阻止中国的进步……毫无疑问，张学良的行为是对国家的背叛……最使人不解的是，现在仍有一伙青年人对他表示同情和赞赏，如果他们不想损害国家利益，他们也一定是无知的……【33】
在这篇社论中，胡博士极力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辩护，教育学生：
至于知识幼稚的学生，他们本是抱着爱国血诚的，只因为情绪太兴奋，忍耐心太薄弱，总疑心到政府的领袖有对不住国家的心思。这种错误的感觉到现在可以消除了。五年的忍辱不战，所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齐整的步伐、充实的力量……我们的强邻早已认清蒋介石先生领导之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们处心积虑要打倒那个力量。所以凡危害那个力量的行为，都是自坏我们国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们自己的国家，危害我们自己的民族——都是叛国祸国。
他最后还猛烈攻击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西安的叛变最明白地告诉我们，统一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首先共产党既然已经主张了国际主义，他们怎么同时还能是爱国主义的呢？他们为民族阵线摇旗呐喊，只不过是在行将灭亡以前为求自保的一种策略。其次，他们侈谈抗日，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无耻的欺骗，真正抗日的人是不会扣押正在领导抗日战争的最高领袖的。第三，莫斯科是不会支持他们这种行动的，事实上，莫斯科已经发表社论谴责这种行为了。【34】
这篇社论深得南京政府赏识，故将它大量印发，在当时颇有影响。
另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于12月16日在南京的《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论张学良之叛乱”，对张学良进行了最恶毒的谩骂式的攻击。他极力为南京领导人所采取的措施辩护，对少帅进行人身攻击。他写道：
首先，他出身于土匪家庭，这就是为什么他为人做起事来颇像一个土匪的缘由。从青年时期，他就习惯于这种行为。第二，他是一个被环境宠坏了的人，他常常自诩比别人聪明，但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至多只相当于一个高中生的水平。他不能长期专务任何一件事情，所以他的精神世界是极为不现实的。第三，他喜欢被人阿谀奉承，养成一种高居他人之上的优越感。近年来，他成为全国公愤的众矢之的，并且为世界舆论所嘲笑，所以他很容易受身边邪恶小人之蛊惑，受自己异想天开之迷梦所支配，故而作出这种土匪式的行为。这就是今天这一事情之所以可能发生的原因。【35】
南京三所大学的校长和教员联名向少帅发出一条措词适度的通电，质问他如何解释借救国之名、行害国之实的举动。他们敦促少帅：“为了足下自己的缘故，立即护送蒋委员长脱离危险，然后你才能有机会提出自己的主张，或是被采纳，或是被反对。”【36】
上海和南京的所有有影响的人都给少帅打了电报，提醒他当务之急是委员长的安全。值此之际，蒋介石的威望达到了顶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是少帅的好友，也是周恩来的老师，他拍了一份长电给他们二人，但只收到周恩来的回电，说蒋介石安然无恙。【37】
美国驻北平总领事F．P．洛克哈特先生这样记述中国各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
一个突出特点是全国各界对处在困境中的蒋介石自发流露出来的同情，和对正在处理这一危机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广泛的支持。如果说存在着不同的舆论，那主要是方法，而不是原因。当时人们所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使委员长获得完全的自由，使他重返南京。【38】
从“西安事变”的开始到结束，各地军阀和地方实力派都没有对张学良表示具体的支持和明确的赞许。在所有这些军阀中，张学良料想阎锡山能支持他，因为他曾与阎有过心照不宣的默契。12月12日，即事变当天，张学良给阎锡山发了一份电报，其大致内容如下：
蒋公莅陕之时，学良等一再谏请，使其派军，挥戈北上抗日。然蒋公一意孤行，不予批准，故学良被迫请蒋公暂留西安。采取此举，只为救国，学良决心保障蒋公人身安全。同时提出八点主张，其中致力于结束同胞萁豆之争，改组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与苏俄联合。
学良敬盼得到阎公的支持。兹事甚急，事先不及与公商谋，在此一并向公表达学良的歉意。【39】
直到12月14日，阎锡山才给西安回电，他以礼貌的措词，表达了对张学良鲁莽行为的忧虑：
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兄，杨主任虎城兄勋鉴：
两兄震机及汉兄来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强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保证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前在洛阳时，汉兄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而方法上有所矛盾，今天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记曾劝汉兄云，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端，结果与国家不利，当徐图商洽。不治之争论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等抱无限之悲痛：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40】
一星期以后，阎锡山又致电张、杨，要求释放蒋介石。但是与此同时，他宣称中国人民必须调和内部的分歧，达成持久的联盟。【41】在此期间，阎锡山已把其反共自卫军改为抗日武装，动员他的部队抗击他称之为的“外寇”。这样，阎锡山表面上谴责少帅的行为，但暗地里却认可了他的目标。【42】
虽然阎锡山继续谴责少帅，但他却在阻止南京政府出兵讨伐西安的问题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对蒋夫人及其亲属予以支持，为他们与西安领导人谈判提供了方便条件。虽然“西安事变”以后，阎锡山在南京和西安之间扮演了一个中间角色，【43】但就连张学良的一个极端激进的下属苗剑秋也相信，实际上阎锡山是赞同少帅这一行动的。【44】杨虎城派往山西的特使续范亭对此亦有同感。他说，当他受杨虎城之托与阎锡山打交道时，阎仍表示不愿介入其中。但他却对释放蒋介石这个问题暗示异议，表示让他回南京之举有欠考虑。【45】
有资料表明，阎锡山与共产党之间的和睦关系以及他热衷于全国范围的统一战线的态度，是蒋介石之所以最终接受共产党一致抗日主张的主要原因之一。蒋介石很可能感到，不这样做，阎锡山就会与其他想要抗日的华北军阀们一起，走到共产党一边。例如，控制着河南大部分地区的商震是阎锡山以前的下属，他强烈要求抗日。到1936年，阎锡山与韩复榘的关系已十分密切。韩是山东的军阀，在山东经营多年，影响很大。阎锡山曾一再要求河北的实力派人物宋哲元协助他把日寇赶出察哈尔北部。【46】
四川和广西的军阀，广东的十九路军，加上阎锡山、宋哲元和冯玉祥等曾打算成立一个抗日统一战线，但这个统一战线排除共产党参加，以便保持现在政府的权力。【47】
唯有广西军阀的反应使少帅稍感宽慰，他们从反蒋的立场出发，对“西安事变”表示同情、理解和支持。李宗仁、白崇禧等前一年夏天的那次不成功反叛的领导人，以及其他16个高级军官发表一份通电，其中称赞张、杨“虽救人自溺，在所不惜”，要求南京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抗日。他们在广西的桂林召开一个为期四天的会议。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两年前福建叛变的领导人之一），以及绝大部分广西及其他军政要人都出席了会议。会议要求南京善意地解决“西安事变”，建议改组国民政府，使之采纳“抗日救国纲领”。其内容如下：
（1）政治解决西安事件；
（2）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
（3）反对独裁统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
（4）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开赴绥远前线；
（5）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48】
四川军阀刘湘，素来与少帅私交甚好，他先后通电全国，并向少帅致电。他一方面埋怨少帅：
今以羁留介公之故，将使救国之初心，得亡国之恶果，宁不可痛可惜。
另一方面，对南京讨伐西安之举，深表反对：
“西安事变”，已使我御侮救国工作，蒙莫大之打击，如再继以大规模之内战，不啻蹈西班牙之覆辙，我国家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悲境。各方所争，既在抗敌之时间与方法，而不在抗敌之是非，更何心忍自耗国力，使强敌坐收渔人之利？【49】
“西安事变”的当天，少帅致电宋哲元，其大意是：
现在日寇对我华北长驱直入，若要从根本上救亡国存，就必须联合国内各党派一致抗日。为此，学良曾一再谏请蒋委员长，不料他却充耳不闻，学良无奈，被迫使他暂留西安，希其幡然醒悟，改变主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制定了八点主张，现一并寄送于足下。望足下收到此电，亲莅西安或派一全权代表前来共商国家大计。【50】
宋哲元在回电中，提出两点要求，作为他亲临西安的先决条件：第一，少帅必须不与共产党交往；第二，必须保证蒋介石的安全。【51】
同时，宋哲元于12月14日召集其所有的将军和高级顾问开会，讨论“西安事变”的问题。这次会议决定，宋哲元的部队应加紧地方防务，防止共产党渗入，并要与日本人紧密合作，以维持华北的和平。【52】
12月23日，宋哲元和韩复榘向全国发布通电，建议召开由政府要人和在野各派参加的国民会议，商讨解决西安问题的措施。他们宣布，会议的目的是商讨如何保全国家，防止生灵涂炭，保障蒋介石安全的万全之计。他们二人都坚决反对南京的军事讨伐行动，韩复榘采取了与宋哲元相类似的政策，对南京和西安的态度都是既不近，也不远。【53】
总观上述国内各界反应，同情、支持少帅此举者，固然不乏其人，但对“劫持最高统帅”的行动，大都表现出不理解、不赞同乃至极端愤慨的态度。况且南京宣传机构有意向世人显示，似乎蒋介石此行西安，与谋划绥远抗战方针有关。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更是四处联系，八方活动，“绥远抗战”之词不离嘴边：
讵料绥远前线血战方殷，而西安后方忽生变故，当此国家存亡绝续之际，乃竟有此纠纷，关系我中国国家之前途，至深且巨。【54】
以此等话语，联络各地方实力人物，孤立张、杨。
为了使东北、西北两军将士和全国公众了解“西安事变”的背景和意图，张、杨联合发表了“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文中以有力的事实，向世人证明，蒋介石不是真抗战，而是真剿共、假抗战：
我们为什么要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私愤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也许有人怀疑，绥远军队已经在那里抗日了。听说也有些中央军在那里参加，很是胜利。可见中央已在那里抗日，为什么还要我们这样发动？不！不！事实绝不是这样简单。中央军是摆在晋军与绥军中间，而且只有两师，阎副委员长所要求的20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几十万大军。由于这样的事实，他们所说的抗日，不过是欺骗民众的一种办法，绝对没有真正抗日的决心，还不是很清楚吗？
“双十二”运动发生的那天，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而在绥远抗战的血战中，中国飞机却半架也没有。据他们说是因为天气太冷，飞机发动不容易，但敌人的飞机怎么能发动呢？……而且到寒冷和绥远差不多的西安的飞机怎么就能发动使用呢？这种欺骗情形，凡是有知识有眼睛的人，谁看不清楚？我们全是中国人，谁不知飞机献寿为的是抗日，因为有抗日作目标，群众才那样热烈，而现在我们有飞机却不对外，使我们的抗日战士无可奈何地受着敌人飞机的时时轰炸，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四省，我们的察北六县，我们的冀东22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的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