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凡·高遇到了自己的表姐凯·沃斯。凯大凡·高几岁，她的丈夫在两年前去世。凯深爱着她的丈夫，这两年来她一直处于心碎之中。凡·高被凯的高贵和忧郁气质所吸引，凯也因为需要忘却悲伤而需要和别人交流，凡·高的到来让她的一些郁闷得到排解。有的时候，凯还会和凡·高一起到外面去看他画画。凡·高又一次对凯生发了男女之情。凯的博学与知性让凡·高甚至嘲笑起当年的初恋来，认为与凯相处一小时，胜过与厄拉休相处一辈子。可是，这竟然又是一次他一个人的一厢情愿。当凡·高向凯表达爱情时，凯的回答是：不，永远永远不！凯一直都是把凡·高当成弟弟的。凡·高又一次处于疯狂之中，他一次一次向凯求爱。凯烦他了，离开了他。凡·高就给她写信，她也不回。凡·高向提奥要来去凯所在地需支付的路费，去了舅舅家。舅舅根本不让他见到凯。凡·高一只手里提着一盏燃着的油灯，把另一只手放在火焰中，对舅舅说，让我见她，否则我就继续下去，直到她出现。这一疯狂的行为更加让舅舅对他产生了抵触，认为凡·高是个疯子，让女儿离开凡·高的念头更加坚定。舅舅连哄带骗地把凡·高弄到一家非常便宜的旅馆住下，让他喝了酒，尽到一点长辈的责任，就慌忙逃离了凡·高。从此以后凡·高再也没能见到凯。
没有一个稍有理性的父亲，敢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凡·高这样的男人。如果艺术需要偏执人格的话，那么生活最不需要的就是偏执。更何况向凯求爱的这个凡·高，在他们眼里哪里是个什么艺术家，他无非是个不好好生活，却去弄什么劳什子绘画的无业游民！在心理学上，这种非常态求婚，诸如长跪不起、跳楼、摆弄大数额鲜花直到对方答应的方式，不是浪漫也不是痴情，而是一种胁迫行为。心理学家认为，这种自虐或胁迫行为，反映了当事人受挫能力差、逃避失败的心理特征。其实，求爱是需要学习的，最基本的原则应是真诚与平等。一个死缠滥打的求爱对象，除了能让涉世未深的少男少女受到感动，却会让任何一个正常的受爱者反感和厌恶。而且，在恋爱中最能验证出一个人日常生命中的隐性弱点。一个爱嫉妒的人，平常能嫉妒三分，恋爱时会嫉妒八分。恋爱会把一个人生命中的人格弱点放大。凡·高的舅舅和表姐凯，大约是察觉了凡·高的偏执狂倾向。他们认为，具有这种倾向的人，都难保哪天会做出更出格的事，这样的男人是靠不住的。
可怜的凡·高又一次恋爱失败。可是他的身体需要女人的温和，需要异性的体贴，他体内的力量多么需要输出，这又是多么的寻常。他同时又试图通过情色这样癫狂的东西，来忘记自己的失败，忘记自己的痛苦。凡·高已经饥不择食，他去找妓女寻欢作乐。在给提奥的信中凡·高写道：“我需要一个女人，我受不了了，没有爱我无法生活，我必须去找个女人，否则我就会结成冰。”一个叫茜恩的妓女和凡·高同居了。茜恩是一个街头妓女，她跟了凡·高，无非是走投无路。她刚刚被一个男人抛弃，又患有性病，她已经有了一个5岁的孩子，肚子里面还怀着一个不知是哪个男人留下的孩子。除了凡·高这样的落魄者，不知哪个男人肯把这个女人领回家。或者，凡·高只能领回这样一个女人回家，无非是因为同病相怜，无非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男人，向一个一无所有的女人提取一点点可怜的温暖。
凡·高因此还得小心翼翼地向提奥讨来养活三口之家的生活费，一面还要画画。他被茜恩染上了性病。当然，暂时的欢乐也还是有的，凡·高第一次有了一点儿家的感觉，这感觉让凡·高一切忍受还算值得。可是，茜恩毕竟是一个具备不良习惯的女人，她抽烟、酗酒、懒散，可怜的凡·高因为这个妓女，连安心画画都不能实现。提奥也反感哥哥的荒诞生活，给凡·高寄的钱越来越少。凡·高的画作一幅也卖不出去，他们的生活来源极度匮乏。茜恩本来就是一个对艺术毫无感觉的人，她哪里能懂得凡·高对于艺术的殉道精神？她觉得跟着这么一个一文不挣的男人过日子太亏了，两人的争执是必然的，淡漠是必然的。两年之后他们分手了，凡·高从这场情色关系中最大的收获，是弄上了严重的性病和混乱情色之后心灵的尘土飞扬。
凡·高这一生，只有一个女人主动向他示过好，这已让他感恩不尽。那是一个41岁的“老女人”，没有结过婚。她叫玛高特，她和她的几个姐姐一样待字闺中。在与凡·高的接触中，她爱上了他。她的爱让凡·高感动，他愿意在她心情不好的时候，以宠她的方式报答她。凡·高长了这么大，第一次有人爱上了自己，他无法不感动。尽管玛高特比凡·高大了好几岁，凡·高还是想娶她。有一个阶段他们俩竟然是幸福的，凡·高出去写生，玛高特就跟着他，呆在他的左右，像个小粉丝。一种很像家的温暖感觉，在这两个人内心回荡。可是，他们的结合受到了阻挠，玛高特的几个姐姐很生玛高特的气，她们都没有嫁出去呢，凭什么玛高特先于她们嫁出去！如果她们得不到幸福，玛高特也别想得到幸福。她们拼命找凡·高的毛病，想方设法阻止玛高特和凡·高好。绝望的玛高特服药不想活了，被凡·高救起，把她送到医院。可是，医院大夫和玛高特一家人都认为是凡·高害了玛高特，周围的民众也对凡·高吐唾沫星子。凡·高和玛高特就以这么一种闹剧的结果分手了。
玛高特姐妹的动作，让我想起了我所热爱的哲学家路易斯在他的著作《四种爱》里面剖析的东西。路易斯说的这“四种爱”，其中之一爱就是“情爱”。这里所说的“情爱”，是指亲情之爱。路易斯认为，情爱的范围是广泛的，它是一种最没有等差的爱。这个世界上有些女人，我们可以预料很少会有人追求，也有些男人，可能不会有多少朋友，因为他们自身毫无可取之处。然而，几乎人人——丑陋的、愚蠢的甚至惹人动怒的——都可以成为情爱的对象，在情爱连接的二者之间，不需要有任何明显的般配。情爱跨越了年龄、性别、阶级、教育的障碍。爱我们的情爱对象，不能证明我们独具慧眼、高雅脱俗，他们对我们的爱也是如此。因为情爱不是欣赏之爱，最没有希望的人也不难成为情爱的对象。情爱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将那些极不般配甚至相形见绌的人连接到一起。这些人，倘若命运没有将他们安置在同一个家庭或社区，决不会彼此发生联系。正因为如此，那些绝没有欣赏之爱的情爱，能有多少值得歌颂的东西？路易斯还质疑，所谓的“幸福家庭”有多少真正地存在？更糟糕的是，所有家庭的不幸都是因为缺乏情爱吗？不是。不幸的家庭中可能存在情爱，是情爱导致了它的不幸。流行艺术用过分甜蜜的歌曲、故作多情的诗歌来表达情爱，所有这些几乎令人作呕，情爱令人生的黯淡、堕落也许由此可见一斑。这些歌曲、诗歌令人作呕，原因在于它们的欺骗性。情爱只是具备使人幸福（甚至使人达到善）的可能性，它们却将其说成是获得幸福（甚至达到善）的现成秘方。
依我看，情爱对象的双方如果达成欣赏之爱而不仅仅是索取之爱，那么如此达成的情爱就是世界上最结实的爱，能够获取这种情爱的人是上天的恩宠。比如，凡·高和提奥的爱。虽然兄弟两人有一些分歧甚至是性格方面的背离，但是，他们有着彼此灵魂的欣赏之爱。正是这种欣赏之爱，提奥为凡·高的一生提供生计和绘画资助。提奥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心疼最懂得牵挂凡·高的人。
凡·高又一次用全身心的绘画来救赎自己。他坐火车到处走。他也徒步去一些有着苍凉景象的地方。这些苍凉之地散发出来的空旷，或许能安抚这个精神殉道者的内心荒芜。他不断地尝试着新鲜的画法。技巧甚至是用不上的，他只是忙于借着大自然的苍茫，把自己内心里的东西表达出来，把自己的呼喊涂抹上自己需要的色彩。他只是想画出他内心里的那个宇宙。他的画技在前进，他不停地向南方去，向有着色彩更明亮更温暖的地方去。是的，凡·高越来越爱上了绚丽的色彩。如果现实太黯淡了，他就在内心建构一个有色彩的现实。他内心奔放的激情无处释放，就把这样的激情使用于自己的笔触。这个时候的凡·高，哪里知道自己的画作被后人称为印象派代表作，他的画作对印象派之后的流派的超越有着重大的影响。他哪里知道他死后被活着的人称作“现代艺术之父”，他只是个苟活者，他只是为了活下去而画。凡·高的画作早就超越了当时流行的印象派画作的思想。印象派把光和色彩看成是画家追求的主要目标，这些画作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停留在感觉阶段，停止在对瞬间的认识上。凡·高的画却在试图表达事物的本质。印象派爱光，凡·高爱的不是光，而是发光的太阳。他曾师从一位老乐师学习钢琴，为的是找出色彩的音乐。他就是能将色彩里面的声韵听得出来，甚至是几声调的他都能听得出来。画家吴冠中说，凡·高追求用色彩的独特效果表现狂热的内心感情，用白热化的明亮色彩表现引人堕落的咖啡店的黑暗。吴冠中从第一眼看到凡·高的画作，就喜欢上了他。此后吴冠中一直热爱凡·高到老，这种热爱从未减弱一分。吸引吴冠中的，除了凡·高绘画本身的美之外，更多的是由于他火热的心与对象结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形式美和意境美在凡·高作品里得到了自然的自由的结合。古今中外的画作千千万万，言之无味的画作层出不穷，但是，凡·高的每一幅绘画都装载着他的心跳声。我们甚至能听得出来他那些图画的频率。
我最喜欢的是凡·高画的向日葵。我回回看到这些向日葵回回都想流眼泪，这是我所能知道的最具生命激情的植物。我从来没有想到，世界上可以有如此固执地要求生长的植物。我看到过几本介绍凡·高画作的书籍，作者愿意把凡·高的绘画作出技术层面的解释。比如，凡·高的《向日葵》，人们总会说，这幅画高光部分好，或者笔触运用得遒劲，或者打破平面效果的蓝线……我其实只看到活泼泼的向日葵在梗着脖子向上抻，像是正在自然地喊叫。我就是能看到凡·高的向日葵里面涌动着的活着的激情，那是凡·高的血在花茎上流动。我甚至觉得那绿色的支撑着金黄色向日葵沉重果实的枝茎，就是凡·高灵魂的血管在贲张。我看到一颗向日葵一样的灵魂在寻找着在这个红尘上的一席之地，渴望着被容纳。我看到向日葵是上帝的一个饥饿的儿子，在风中无告。诗人余光中曾经写下凡·高的《向日葵》：你是挣不脱的夸父/飞不起来的伊卡瑞斯/每天一次的轮回/从曙到暮扭不屈之颈，昂不垂之头/去追一个高悬的号召。
凡·高是个艺术的先躯者。现在没有人不心疼地把凡·高视为一个精神的殉道者，可是，在当初，凡·高无非是作为一个疯子在做着不务正业的活计。凡·高曾经这样描述自己，说他就像一只粗鲁的狗，吠叫起来那么大声，总之，他是头臭气熏天的野兽。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先驱者的命运，一种是在世的时候就得到了艺术认可的天才先驱者，比如毕加索、海明威、达利。这些天才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活着的时候就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恭维，还有金钱的恭维和异性的恭维。他们厌倦自己既得利益的慵懒姿态，也像是他们生命的一种艺术样式让人恭维。因为他们厌倦的东西是世界上太多的人没有的东西。他们首先是宽大地得到了它们、使用了它们，继而才厌倦它们的。所以他们的姿态构成的是成功者的厌倦，是一种哲学式的苍茫姿态。只有得名利者才有资格淡泊名利，得大名利者的淡泊姿态，简直就可以构成他们传记中的有利部分。没有得到名利者，是没有资格淡泊名利的，因为他们没有资格淡泊自己没有的东西。另一种先驱者，是在活着的时候一贫如洗，世人把他们华丽的艺术视若尘埃，而他们为之透支了生命，甚至早早地就迎来了死亡，凡·高是这一种先躯者之中最醒目的一个。这么一个天才画家，这么一个艺术殉道者，生前仅卖出去一幅图画，得到区区几个小钱，他一辈子连养活自己的能耐都不具备一丁点儿。
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当年创作芭蕾剧《天鹅湖》的情况，也属于这等情况，他至死不知道《天鹅湖》日后成为芭蕾艺术的经典。1877年，《天鹅湖》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正式首演的时候，观众的反响很冷淡，沙皇亚历山大在演出的中途退场，柴科夫斯基的朋友们对演出的评价也不高。《天鹅湖》被评价成不合乎要求的艺术，是用一场体操练习来代替舞蹈的糟糕设计，还说舞蹈队原地踏步，挥动双手，好像风车摆动桨叶。柴可夫斯基的性格里面，天生带有忧郁内向的特点，他认为这场舞剧的失败，源于自己创作的音乐的失败，他甚至向剧院承诺改写音乐。但是，直到1893年柴可夫斯基去世，他也没再碰过《天鹅湖》的乐谱。柴可夫斯基去世了，为了纪念这位音乐大师，人们才想起封尘多年的《天鹅湖》。1895年，《天鹅湖》全剧在彼德堡上演，获得的成功是空前的。从那个时候起，《天鹅湖》在世界舞台上就再也没有衰败过，而且越来越显示出它经典的光泽。创作这部音乐经典的柴可夫斯基，却怀着羞愧的心情对待自己的这部伟大乐曲，这可真是整个尘世集体献给柴可夫斯基的正宗的尴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