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胡适为这本“求学问”的刊物定下了两条“戒约”：
第一，我们要“小题大做”，切忌“大题小做”。例如顾亭林举一百六十多个例来证明“服字古音逼”，这是小题大做。若作二三百字来说“统一财政”，或是“分治合作”，那便是大题小做，于己于人都无益处。
第二，我们要注重证据，跟着事实走，切忌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我们要处处脚踏实地，不可学今日最时髦的抽象名词战争。用抽象名词来打抽象名词，大家都是“囊风橐雾”，于己于人都无是处。
在胡适看来，中国公学要想有个新学风，“应该建筑在这两条戒约之上”。这是胡适一生的坚守，无论何时，都不曾忘却，并且经常借此勖勉每一个年轻的学子。
1929年6月25日，中国公学新一批学生毕业，胡适送给他们的只有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
他说，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绝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对于年轻人而言，或许易卜生说得对：“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说过，“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自由天堂”
胡适曾总结蔡元培改革北大成功的两大秘诀：一是不独揽大权，二是主张兼容并包。他将这一经验带进了中国公学的管理之中，主张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和严谨务实的优良学风。在他主政的两年之间，“使垂老颓唐的中国公学，改头换面，造成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年中国公学”10。
大学，不是衙门。一所大学，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首先便是独立空间的存在。中国公学起于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风潮，发起人多是革命党人，因而带有很强的“试行民主政治之意”。中国公学后来频频发生风潮，与这种因缘似乎不无关系。但胡适到校后，坚决将政治与学术“隔绝”起来，保证教员和学生们在课堂上、学校里的独立思考空间。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开始大力推行“党化教育”。根据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的解释，所谓的“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国民党的根本政策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根据这种材料而定，这是党化教育的具体意义”。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胡适对此并不认同，基本持批评甚至反对的态度。
据罗尔纲回忆，中国公学当时并不理会这一套，“进了学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学校广场走道旁，竖有许多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无党无派的，有国民党员的，有左派的，有国家主义的。胡适一视同仁，任由学生各抒己见”11。
在胡适的“纵容”之下，中国公学里的刊物、壁报，如雨后春笋，生气勃勃，盛极一时。1928年9月，胡适亲自带领高一涵、杨亮功、罗隆基、杨鸿烈、陆侃如等教员创办《吴淞月刊》，供师生发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习作。学生们自己动手，也创办了《中公周刊》《旭日》《野马》等刊物，其中《野马》是胡适亲自命名并题写封面的，“取其野马不羁，可以自由自在的意思”。这本杂志出版了十几期，终因稿件、经费等两俱缺乏而停办。
这样的自由氛围，胡适颇为欣慰，直到多年以后，仍念念不忘。1934年2月14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偶检北归路上所记纸片，有中公学生丘良任谈的中公学生近年常作文艺的人，有甘祠森（署名永柏，或雨纹），有何家槐、何德明、李辉英、何嘉、钟灵（番草）、孙佳讯、刘宇等。此风气皆是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白薇诸人所开。”后来，曾有学生写信给胡适说：“中国公学我不敢说它好，但我可以说它奇特，为什么呢？思想自由，教职员同心协力，有向上的精神，没腐化的趋势，就凭这点，在全中国可说是找不到的。”
胡适对于学生的课外活动，如各种学术研究会和讲演会等，均是积极鼓励，有时甚至会亲自出席并担任评判员。1974年12月，中国公学校友江厚垲回忆道：
那时候，全校的校风，笃实好学，虽然也有极少数职业学生，想乘机活动，可是大多数同学都抱着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态度，对这般人敬鬼神而远之。除了读书勤学之外，对于课外活动，自然而然地热心努力，各班都有级会，我就是负责人之一，全校性的学生会，只是点缀品，毫无力量，学校亦不重视。间或也举行辩论会、演说比赛、戏剧表演，大学生有自治能力，都是学生自动发起组织，学校处于辅导地位。有一次我参加演说比赛，题目是“中国的家庭教育”，痛斥历来重男轻女教育的不当，一直贻祸到现在（四十几年前），列举全国乃至于上海的名女人，都是靠男人才能出名的，痛快淋漓，大快人心，连评判员之一的胡适之先生亦热烈鼓掌。12
当时的中国公学校园里，经常会出现一些名人的身影，或是前来参观，或是前来演讲。校董王云五先生就是中公的“座上宾”，常于百忙之中到学校演讲，简明扼要，言辞雅洁，一个小时内所讲的内容，总比别人要丰富很多。有一次，王云五到校演讲他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的经过，称“倘有人找出不通的地方，立即登报取消这个发明”，引发满场提问，你一言，我一语，想找出漏洞，但王云五均能轻松应答，说得大家心服口服。
胡适本人有时也亲自登台演讲，谈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谈关于大学的点滴感悟。1928年12月，他在中国公学演讲“打破浪漫病”，认为浪漫病就是懒病，强调“研究学问，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决不拔地努力，那么，‘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说起名人演讲，中国公学还经历过一场小风波。1929年春夏之间，由于学生人数激增，中国公学便将社会科学院搬迁到上海闸北八字桥上课。由于远离大本营，当时一些思想前卫的同学便偷偷请来“敏感人物”鲁迅到校演讲。八字桥校区没有礼堂，鲁迅就站在院子里的台阶上讲，听众立在院中听，题目是“阶级的美”。或许是由于演讲活动本身就非常低调，也或许是由于鲁迅演讲的内容不够精彩，听讲的人并不多，仅讲了半个钟头就结束了，据说是“惧怕警察逮捕”。当晚，吴淞镇警察分局还真派了一大批密探到学校，逮捕了部分学生，并逐房搜查。幸好出面邀请鲁迅的同学，早已闻风而遁，再也没有出现过。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如此宽容自由的校园氛围，自然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在胡适执掌中国公学的过程中，学生人数由最初接手时的300余人，增加到1300余人，“实际上，自民国十七年四月至十九年一月在胡先生担任校长这一段期间，是中国公学的黄金时代，无论从学校秩序上或教育内容上看皆有显著的进步”。13这样的评价，或许带有很强的个人感情色彩，但绝不过誉。
平生风义
在胡适担任校长期间，中国公学涌现了一大批日后颇有盛名的学生，如吴晗、罗尔纲、吴健雄、黎昔非、胡颂平、周枏等，均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们在成功之后共同的感受就是，如果不曾就读于中国公学，如果胡适没有给他们营造一个“自由天堂”，就可能不会有他们日后的辉煌。
明史专家吴晗，原名春晗，字辰伯，1909年出生于浙江义乌吴店苦竹塘。由于家庭贫困，中学毕业后，吴晗就被迫在本村的小学里教书。但他矢志读书，不顾父亲的反对，不辞而别离开家乡，先上了杭州的私立之江大学预科，后于1929年秋考入中国公学一年级。
吴晗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间并不长，却在这里与文史结下了不解的缘分。而这正缘于胡适对他的青睐与帮忙。由于仰慕胡适的大名，到校后，吴晗便选修了他的“中国文化史”课程，对于其“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等治学门径颇感新奇与推崇。这一课程结束的时候，规定学生必须交一篇论文，吴晗写的是《西汉的经济状况》，得到了胡适的高度评价。吴晗将这篇论文卖给大东书局，还得到了80元的稿费，这让吴晗很是自豪。
后来，胡适被迫离开中国公学，吴晗也心生去意，“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刚巧有了这笔稿费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14。经中国公学一位教授的推荐，吴晗找到顾颉刚，最终在燕京大学图书馆谋了个差事。这个工作虽属临时性质，却让吴晗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线装书，进而开始了研究明史的历程。
吴晗写成的第一篇论文是《胡应麟年谱》，三四万字，主要是利用古籍纠正顾颉刚之前相关研究的错误。写好后，他将初稿寄给胡适审阅。胡适读了，十分赞赏，两天后就写了回信，并邀他周末有空到家中详叙。这是两人学术往来的开始。
1931年初，吴晗辞去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准备报考北大。此前，胡适已应蒋梦麟的邀请，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吴晗投考北大历史系时，文史和英文都考了100分，数学却只考了零分，因而没被录取，后来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胡适知道后，立即取出80元钱，让人送给吴晗，作为学膳费用。同时，他又写信给清华大学负责人翁文灏、张子高：“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生之中，有一个吴春晗，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他有几种研究，很是可观；今年他在燕大图书馆做工，自己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这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15
这是一封分量很重的推荐信，几乎决定了吴晗此后的人生。正是因为胡适的这封信，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建议吴晗专攻明史。后来，吴晗便以《胡惟庸党案考》《朱元璋传》等明史著作享誉一时，一度位居北京市副市长之职。
在胡适心目中，与吴晗一样处于重要地位的中国公学学生还有罗尔纲。
罗尔纲，又名幼梧，著名历史学家，以研究太平天国史著称，1901年1月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后因学校遭国民党查封，转入中国公学文学系。进校后，罗尔纲勤奋苦读，曾以优异的论文成绩获得过专门的奖学金。
1930年夏，罗尔纲快要毕业的时候，决定以研究历史为终身职志，但苦于没有门路，便冒昧地给胡适写信，寻求帮助。胡适收到罗尔纲的信后，很快见了他，说：“我知道你，你去年得到学校奖学金，你的文化史论文很好。我读了你的信，很明白你的情形。你毕业后，如果愿意到我家来，我是很欢迎你的。”
这让罗尔纲有点喜出望外。到了6月间，行过毕业典礼，罗尔纲便搬到胡适在上海的家中，辅助胡祖望、胡思杜两兄弟读书，并抄录胡适父亲胡传的遗著。后来，胡适北上，罗尔纲随同前往。
罗尔纲在胡适身边，耳濡目染，学习到不少治学的方法和路径。他后来投入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就曾直接得到胡适先生的指点和帮助。胡适对罗尔纲的历史研究，一向要求严格。1937年春，罗尔纲的代表作《太平天国史纲》问世，送给胡适审阅，得到的却是劈头盖面一顿批评：“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16
责之深，是因为爱之切。1943年，罗尔纲应广西桂林文化供应社总编辑钱实甫先生的约请，将他在胡适身边的经历写成《师门辱教记》，似乎是“站在适之师面前，默默的恭听他的训斥”。胡适大感欣慰，曾写信给罗尔纲说，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6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胡适晚年曾专门将此书改名为《师门五年记》，并亲自题写书名、撰写后记，数度自费重印，作为赠送亲友的贵重礼物，一再夸赞这本书“等于替中国公学做广告”。
1955年1月，大陆开展轰轰烈烈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其间，罗尔纲发表《两个人生》一文，完全从另一个角度重述往事，自称“中了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的毒，也一直支配了我的半生”，并称“他是从唯心论出发‘大胆地假设’，他解决问题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小心地求证’，而实在是‘大胆地发挥’”，最后宣布要告别胡适给予他的“灰冷的、虚无的、无可奈何的人生”，走向另一个“热爱的、满怀信心的乐观的战斗人生”。
有意思的是，隔岸的胡适读完此文后，完全不相信这是罗尔纲的真实内心，一再说：“不可能！不可能！”
这就是胡适。他欣赏一个人的话，会始终用最真诚的心去对待他，哪怕对方已经走到自己的反面。他最看重的，是他所欣赏的人最终功成名就，那将是给予他的最大馈赠与回报。比如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尽管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间很短，却成为胡适一生的骄傲和牵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