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即本性，“身”即我们前面讲的肉体，“保真”是道家的术语，即是真身不坏。这里包含有两重重要的意义：一是“全性保真，不亏其身”，体现出对“性”与“身”的兼顾，注重讲肉体和精神的合一；二是像儒家一样，把“性”“身”的思考，上接到了通于“天”的更高层面。
“性”与“身”的并重、兼顾，在道教产生之后，形成了“性命双修”的观点。所谓的“性”就是道德修养，“命”就是“身”，是人的肉体。张伯端《悟真篇》中讲：“道家以命宗立教，故详言命而略言性。”认为道家理论存在不足，明确地提出了“性命双修”的口号，他认为人既要断绝各种各样的欲念，同时又要能够修养自己的德行。“性命双修”，就是要让肉体和精神都能够自由，都能够保全、保真，这是道教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原始的道教有神仙思想，相信人能够长生不老，而要长生不老，即是要保证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永恒。到唐朝，人的认识得以发展，不再讲神仙学说，因为神仙可期不可学。但是神仙学说关于追求肉体和精神永恒的观念被保留了下来，经过调整，形成了“性命双修”的观点，强调生性、天性要合而为一。
佛家也讲明心见性。佛教有三本入门的读物《心经》、《金刚经》、《坛经》。《心经》主要告诉我们要能体会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真谛，知道世上万事既是缘，也是幻。《金刚经》提醒我们要用智慧去斩断一切烦恼，破除一切妄念、不识，防意如防城，保持内心如金刚一样不坏。《坛经》讲顿悟之法，讲一个人从修炼到顿悟、到开悟，靠的是心灵的明澈，超凡脱俗。
可以说，整个中国哲学史都在思考并试图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天人问题，一个是心性问题。从心性的角度切入以达到“明心见性”，最后归于更高的层面，在天人问题上做到天人合一。在讲心性方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即是要用自己的内心去关照万物，让自己的内心更加清明、善性得以扩大、恶念受到压制，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儒学史、佛教史、道教史最终的答案。
所以我们讲“正心”，就要提到“性”，只有这样才能讨论清楚“心性”，进而去理解更大层面的天人问题，去解决更为完整的人生的修养与事功的问题。
把“心性”的讨论上升到哲学认识的层面，与外在事功相结合，古人用力很勤。沈近思在《读〈恽毓鼎澄斋日记〉》中讲：
养得性情和平，方可做事。看来古今莫大事业，皆从性情上做来。故圣贤之学只是理会性情。
人有七情六欲、自然有痛苦烦恼，但要摆脱痛苦烦恼，真正的至上境界应该是心情平静、性情平和的。人只有在平和时才能做事，才能沉着应对各种变局。中国有句俗话叫“无事生非”，很多人就是在闲散时生出无端的烦恼，做出不合乎规矩的事情。我们说人要有沉静的功夫，但一定不能有懒散的懈怠，所以人要把自己的性情修养用到那些正常的、健康的、有意义的事情之中。什么样的人境界比较好呢？那就是：
无事应有事，以有事应无事。
以无事应有事，即在面对非常烦琐的情况时，众人都找不到出路，只有他能够找到出路；众人都惊慌失措，只有他还能举重若轻，这样久而久之就能卓然自立。这种举重若轻既是一种中流砥柱般的大将风度，也是能洞达事物根本的一种能力。以有事应无事，即在做事情前，能做到未雨绸缪的思考一些问题；在无事闲散的时候，能心静下来先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事情理顺，尔后指导接下来的行动。
自古以来，能做多大事，能成多少事，固然取决于能力，但根本取决于性情。中国古代的很多学堂、学校里制定一些规则，也是按照这样的观念来对读书人做出要求的。如《程董学则》就说：“修业有余功，游艺以适性。”修习学业一定要全力学习，要做到见功绩；学必有所游，要习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事，把自己的性情用在正道上。只有这样努力奋进，熟习六艺，才能把自己培养成有为的君子。
如何修养自己的性情？《礼记·乐记》讲：
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匿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正义。
“聪”是耳朵好，“明”是眼睛亮，“聪明”即是耳聪目明。君子耳目之内，不要有“奸声乱色”，不要有惑乱心志的声色犬马之事。为什么说是“内”呢？因为古人认为，这类声色玩乐之事不是绝对不可以有，即使有也不能入于本心，不能乱己之心。“淫乐”就是过度放纵享乐，“匿礼”就逾矩之礼，对于这些想都不要想，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更不要说让那些乌七八糟的想法“接于心术”了。修心，不要去触及懒惰、怠慢、奸邪、隐僻之类的事情，要维持心性修养的清澈。耳目鼻口心这些感知，要能感知于天地万物，要能完全顺应正气。总之，是要保持内心不受后天的污染，不受各种各样邪僻事物的侵袭。
清代刘源渌在《读书日记》总结存心善性时说：
须要耐烦、耐苦、耐惊、耐怕，方得纯熟。
一要“耐烦”。“耐烦”即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要“耐得下世俗烦恼，放得下世事纷扰”。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把心性修养与事业结合起来，就要耐得住烦恼。烦恼一般有二：一个是无事生烦恼，在闲散懈怠、无事可做的时候易生烦恼；另一个是太忙生烦恼，事情千头万绪、理不顺、做不完的时候就生烦恼。所以太忙碌、太空闲对人都没有好处，太闲时内心易空虚，太忙时内心则易疲倦。要处理好闲和忙的关系，就要用“弹钢琴”的方法，做到忙与闲的转化自然，就像弹钢琴一样，一个键按下去，另一个键就抬起来。事情虽千头万绪，但做事总也不乱，总是张弛有度、条理分明。
二要“耐苦”。人来到这个世间，要想成就事业，苦难在所难免。只要有追求就有痛苦，求上进的念头本身就是一种不满足于现状的痛苦，人一定要耐得住、还要享受这种痛苦。
三要“耐惊”。“惊”即是惊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唐·杜甫《春望》），含有一种因世情而起感伤、遗憾的意思在里面，心总被惊起，则意不能安，不能安就不能定心做事。
四要“耐怕”。即是不畏恐惧，人要立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人做事不能畏首畏尾、瞻前顾后，要有精气神，要有胆略。
三、内圣
内圣外王是中国人讲究的修养目的，内圣出于修养之高，外王本是修养之用。要想成大事，就先要让自己高大起来。这就需要不断熏染耳目，不断长进。
曾国藩注重内圣修养工夫，他曾说：
近来每苦心绪郁闷，毫无生机，因思寻乐，约有三端：勤劳而后憩息，一乐也；至淡以消忮心，二乐也；读书声出金石，三乐也。（《曾国藩日记》）
在心情烦闷、毫无生机的时候，要找一些简单而又能愉悦身心的事情做，比如安安静静地休憩一下、平心静气地淡定下来读读书。很多人出现问题，就是在独处时、私处时出了问题。我们前面也讲，人最可贵的品质在于能沉静下来。看一个人境界的高低，全在看他独处的时候做什么事情，而众人都忙忙碌碌时就看不出来高下。勤劳而后憩息，在努力奋进的间隙，稍稍慢一下、停一下，安安静静地思考一下，这是一种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快乐。勤劳之后的休憩，是一种认识自己价值之后的休憩，是对自己的奖赏，真能愉悦到心灵深处。尤其是在繁华浓艳处，在急雷迅风时，能够保持淡定，不去生妄念、生忮心，不产生过度的波动，始终保持喜乐的平常心。
曾国藩觉得在勤劳之余、至淡心境之中读读书，也是为乐之方。古代人比喻一部书写得好，说这本书扔到地上就会发出金石声响，读书也是要读出金石之声，才是真正的读透、读懂了书中的道理。就四大名著来说，其中蕴涵着深沉的人生智慧，尤其是蕴藏其间的悲剧意识，最令人掩卷叹息。《三国演义》写的是历史的悲剧，《红楼梦》写的是文化的悲剧，《西游记》写的是性格的悲剧，《水浒传》写的是英雄的悲剧。读通了书中人物之所以成功、之所以失败，便可把经验、教训都在做人处事中加以借鉴。读书不一定只读中国的书，还可以读西方的文学、历史。比如内心静不下来，读一读《瓦尔登湖》，就能知道心该如何去纯净。读一读泰戈尔的《飞鸟集》、《游思集》、《新月集》，就知道如何保持灵性与平和。
若有兴趣，可以读读梁启超的家书，很多是他写给自己孩子的信，信的开头通常是“孩子们”，显得长辈和晚辈之间的关系很平等。他的孩子们多有成就，与良好的家教是分不开的。梁启超*是怎么修养性情的呢？他说：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
每日静坐一二小时，求其放心。常使清明在躬，气智如神，梦剧不乱，宠辱不惊。他日一切成就，皆基于此。（《饮冰室合集》）
“求放心”，是要把内心的善意全部展示出来，这只有在静坐时才能细细体会。要求放心，首先要达到“清明在躬”的境地。“躬”即是自身，自己的身心能感觉到清新爽朗，这不能外求，只能内化。如果能静静地坐在那里想一想，看看春花，赏赏秋月，自然就会神清目明。“气志如神”是另一重境界。在身心清明之际，把自己的心中的善念慢慢发展起来，人有善念，自然开阔浩大。平日里大家都营营扰扰，心神很难体会到这一层次，但是我们都有一种经验，就是在晚上朦胧入睡的时候，反而觉得感官、意识都非常清楚，夜间听雨入耳更清晰、思考问题也容易入神。原因就在于，这时候心神脱离了繁杂事情的牵缠，进入了静的阶段，即是“放心”的阶段。我们有时候做事做不好，就是心里紧张、不放松。这就要试着让自己的心静下来，达到这种“放心”的境地，做事就很顺利，如有神助。人若做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就能够树立起心性，能够成就大事功，以致“梦剧不乱，荣辱不惊”，内在修养也就慢慢到家了。
梁启超一生不能算长寿，但他搞维新、闹革命、中年流亡，写了1000多万字的文章，还养了一大群出色的孩子，一在于勤奋，二在于心境。我们常听很多人说：最近太忙了，我要是闲了，将如何如何做一个宏伟的计划。这是推脱之词，关键不是没有时间，是没有心境。梁启超在家书里经常写自己下午闲散了，读了什么诗，读了多少卷。有时候说自己昨日喝酒醉了，就跟孩子们说不要学这样子。他都是在很平常的话语、很平常的事情上表现出自己的修养和见识。梁启超说自己的一切成就“皆基于此”，心性修养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不能不使我们好好反省我们何以无成。
§§§第三节慎欲
正心，是对无底欲望、不良情绪的纠偏。人的欲望，很大程度上都起自“食”、“色”。“食”对小孩子来讲是吃饭，对成年人来讲就是要吃得好一些，这只是一个表面，实际上“食”是对满足口腹之欲的要求，是贪欲的起点。很多人在学生时代的生活很清苦，但参加工作、走上社会以后，就开始奢侈，一顿饭消费成千上万元，这正是人对自己欲望的无限扩大。尤其在中国，吃的文化很发达，纯粹的对“食”的需求之外的意义很丰富。很多时候人追求吃，不是出于营养，而是出于身份。人生一世，追求吃得好、穿得好，是人自身的一个本性，但是没有限制、没有约束，就会很容易走上贪欲的道路。
“色”就更好理解了。恋爱、婚姻对一个人来说是正常的需要，但很多时候“色”往往发展成占有，成为人的无尽之“恶”的欲望。现在很多官员为官腐败、走到身败名裂的境地，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两点：一是贪财，这是从“食”上来的贪欲使然；一是好色，贪官一般都会有非正常的男女关系，这是在“色”字上的作恶。
“食色，性也”，人的欲望既然是从这些很平常的地方生出的，那么人就一定要对自己的欲望警惕起来。欲望起自平常，起自细微，是从小事小处慢慢地变大、最终导致亡身的。中国文化对于这一点认识记载得很清楚，《礼记·学记》中说：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
人怀有食、色欲望，一旦处于面对死亡、陷于贫苦的境地里，就会成为人之大恶，百身莫赎。《老子》很早之前也告诫说：
祸莫大于不知足，罪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世人总是欲望过盛，整日里想着篡权夺
位，想着贪污腐化，往往从小处不检点开始，
既得陇而复望蜀，欲望无限的膨胀，最终导致了遗恨终生的大罪、大祸、大咎的，正是从“不知足、欲得利”的心理开始的。正因为如此，孟子才讲“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要想让自己的心性发展，就要“寡欲”。如果欲望不能压下去，小可以亡身，大可以亡国，如《吕氏春秋·为欲》所言：
欲不正，以治身则夭，以治国则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