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节目的示范性首先源于电视是一种综合媒介，它可以调动草原鄂温克观众视觉和听觉器官的协调活动。这种以图像的生动具体、现场感强而取胜的媒介使得“观众在观看电视时其视觉和听觉通道被同时激活。据研究，多种感觉道比单一感觉道对信息的接收更轻松，对信息的认知更全面。电子手段所造成的色彩纷呈的屏幕形象更容易使人兴趣盎然。”正是由于对电视信息的认知更轻松、更全面，才更易于引发鄂温克人电视情绪情感的变化、激发更多的电视行为意向、导致更多的电视行为模仿，甚至在此基础上产生电视行为创新。斯琴高娃告诉笔者：
以前没有电视的时候，我们通过听收音机也能了解一些信息，但是毕竟只是听，看不到真实的人和事，那效果肯定不一样。就拿引进高产奶牛来说吧，如果不从电视上看到那些养这种牛致富的真人真事，光是靠听说谁敢投入呢，那样太没有把握了。再说了，听广播里说故事得依靠想象，自己的想象和真实情况有时候会差十万八千里呢。
“想象是把脑中存储的过去的表象根据描述进行重新组合，不同的受传者阅历不同，头脑中储存的表象的数量、种类是极不相同的，所以，不同的受传者根据同一描述所进行的想象是极不相同的。”想象是对记忆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的过程。而表象是“对过去感知的对象在头脑中再现出来。表象来自于知觉，没有知觉便没有表象。无论视、听、味、嗅、运动、触等各感觉到的表象，都是各自感知的结果。”草原鄂温克人由于长时间从事单一的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并没有参与过广泛的其他社会实践活动，在将听觉媒介传播的信息，即以符号为主的第二信号系统还原为以外部世界映象为主的第一信号系统时，由于自身视野和生活实践的局限使得还原能力大大降低。因此，对于草原鄂温克人而言，由电视画面的直观性和具体化效果所产生的示范性效果便显得尤为重要。
俺都汗是一位著名的摔跤手，他非常喜欢看体育节目。由于居住的辉苏木没有有限电视，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他每天骑摩托车到120多公里的南屯（鄂温克族自治旗政府所在地）去看比赛，风雨无阻。他说：
我爱好体育，我看体育节目是想感受力量的伟大。……最重要的，我是想通过看现场比赛来学习更多的体育知识和比赛规则，电视通过现场直播或者转播正好能满足我的这种学习要求。听广播就不一样，没有那种示范的作用。如果没有电视，我们这里这么偏僻，我根本不会了解那么多的体育比赛规则。
一位中年女性告诉笔者电视教会了她很多事情：我们草地人文化水平不高，很多人只是上过小学，四十岁以上的大部分是文盲。太深的道理我们听不懂，读书又不识字。电视上经常能直接告诉大家有些事该怎么做，简单，学得来。我在缝制衣服的时候经常学着电视里教的搭配颜色，别人都说我会美，其实我是从电视上学到的。前几天，我从电视上学会一个菜，孩子们都说好吃，还催着我做呢。
由此可见，电视节目的示范作用对于草原鄂温克人的态度和行为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这是由于“电视是文化象征的主要表现者。电视上的图像既是主观规范性的又是客观描述性的。
它不仅用图画展示社会上的新鲜事，而且还引导人们怎样去适应社会秩序。此外，它还表明如果不适应就会受苦挨罚。相同图像反反复复地再现产生了这样一个电视世界：传统就是准则，遵从是硬性规定。”
第二节 鄂温克人的电视依赖和电视收视偏好
历史上，生活在森林河谷中的鄂温克民族，由于高山峻岭的阻隔几乎与外界没有什么接触，一直处于与外界隔绝、相对独立的环境之中。清朝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由于政治的需要，索伦鄂温克人迁入呼伦贝尔。然而，呼伦贝尔大草原自古以来就是游牧部落的天堂，受生存环境的制约，索伦鄂温克人被迫放弃以狩猎、驯鹿和捕鱼为主的生活方式，逐渐适应以畜牧业为主的蒙古族游牧文化，因此，蒙古族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对鄂温克人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看到索伦鄂温克人具有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从古至今，在居住地域变迁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鄂温克民族并不排斥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当传播其他民族文化的电视进入鄂温克人的生活时，具有开放意识的草原鄂温克人清醒地意识到，电视这个最廉价和最方便的传播媒介能满足他们的诸多信息期待，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所呈现的新的文明方式、新思想、新观念、新的文化艺术以及对生存意义的新解释等，都有助于他们观念更新、思想增值、跟上时代的迅猛变化。
一、鄂温克人的电视依赖
就目前来说，草原鄂温克人获取信息的渠道仍然比较单一。由于受交通的限制，报纸和杂志几乎很难到达苏木和嘎查。而草原地广人稀的居住环境使得接通互联网的成本太高，这种最具优势的传播媒介短时期也难以进入草原。因此，广播和电视是草原鄂温克人目前使用最为频繁的大众传播媒介。在这两种大众传播媒介中，电视因其声画俱全的传播优势一直凌驾于广播之上。自从20世纪80年代电视进入草原牧民家庭以后，鄂温克人投身电视就如同投身其他活动一样，成为日常生活的习惯性内容。由于游牧民族好动，再加之牧民们一年四季都忙忙碌碌，很少能看到整天泡在电视机前的形象，但是电视已经融入草原鄂温克人的生活，并且成为其生活中的一部分。一般情况下，有长电的苏木和嘎查，牧民们只要有空闲，家里的电视机随时会打开，早晨、午睡后和晚上都会有人坐在电视机前。没有长电的地区，电视机一般是在晚上八点左右开机，每天大约收看时间为三至四个小时。这与蒙古族农村牧区观众平均收视时间为194分钟基本吻合。
塔娜住在苏木，丈夫忙于外面的事情，孩子在南屯上学，家里经常剩她一个人，她告诉笔者：
我喜欢看电视，即使是没有自己喜欢的节目，我也经常让电视机开着，不为别的，就是想听个动静。家里没人的时候，我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好在有电视做伴，要不然真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
道力金家住在嘎查，由于是风力发电，他家的电视只能集中在某一时段开机，他说：
如果条件允许，我干完活第一件事肯定是打开电视。但是咱们嘎查没有长电，风力发电不能保证充足供电。我们家一般是在晚上大家都能看的时候才打开电视，为了能保证收看新闻和好看的电视剧，我们吃饭的时候尽量不开灯，实在太黑就点蜡烛，节约用电。就这样，有时候好看的节目看到一半也会没电，那才让人着急呢。
在牧区，由于受电这种硬件的影响，鄂温克人的电视依赖行为不能完全以收视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在有长电和没有长电的地区，鄂温克人的电视收视时间是不一样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说，电视收视时间长的地区，即有长电的地区，鄂温克人的电视依赖性强，而电视收视时间短的地区，即依靠风力发电的地方，鄂温克人的电视依赖性就弱。媒介依赖性是指当人们无法接触到平时习惯性接触到的某种媒介时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反应，这种心理反应经由行为外化得以体现。斯蒂文.小约翰在分析受众对媒介的依赖性时指出：一个人对媒介的依赖程度因两种因素而变化，一种是媒介所提供信息的数量及其中心地位，媒介提供诸如监督政府活动和提供娱乐等种种功能。对于任一给定的群体来说，媒介的某些功能更为重要，并且当媒介提供的信息对一个群体较为重要时，这个群体对此种媒介信息的依赖程度就会增加。依从的第二种根源是社会稳定性。当社会变动加剧，冲突增多时，传统的习俗、信念和惯例就受到挑战，迫使人们重新评价和做出选择。这时，依赖媒介获取信息的几率就会增多；另一些时候，当社会稳定性强，变动较少，对媒介的依赖就会减少。一般而言，如果媒介依赖性强，受众就更容易接受媒介所传送的信息，而引起态度的变化和行为方面的模仿则是体现媒介依赖效果的基本方式。电视媒介对草原鄂温克人所产生的传播效果是否存在，以及这种传播效果大小的衡量方式，应该看鄂温克人在电视的影响下态度与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
关于电视对草原鄂温克人态度与行为变化的影响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其中电视对鄂温克人观念层面的影响重点体现在消费观、教育观、婚恋观和经营观等方面。与此同时，电视在激起草原鄂温克人的欲望方面主要体现在对都市生活的欲望、对新型职业和新的生活方式的渴望，以及催生了鄂温克人更换嘎查领导的愿望等。在行为变化方面，草原鄂温克人电视参照和电视模仿的事件很多，甚至在此基础上做到电视行为创新。由此可见，电视对草原鄂温克人的影响自然是深层次的，它对鄂温克人的价值观、思想方式和鄂温克人心目中的世界状貌的形成，都呈现不可抵御的状态。也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草原鄂温克人的电视依赖性较强。为了证明这个结论，笔者在调研期间做了一个关于电视依赖行为的问题调查。“如果因为断电、电视信号不清晰或者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收看电视，你会做何选择？”①到别人家去看；②感觉很气愤；③上床睡觉；④听广播；⑤找朋友喝酒；⑥感觉孤独、很难打发时间；⑦无所谓。
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排序为：到别人家去看的占50.2％，感觉很气愤的占38％，感觉孤独、很难打发时间的占29％，找朋友喝酒的占12％，上床睡觉的占9.8％，听广播的占9.1％，无所谓的占6％。通过对各选项的排序可以看出，到别人家去看电视的占50.2％，已经超过了调查人数的一半以上，而感觉很气愤的占38％和感觉孤独、很难打发时间的占29％，这些都可以推断出草原鄂温克人对电视媒介具有较高的依赖性。持有这种较高电视媒介依赖性心理的鄂温克人，把看电视当作自己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电视是他们获取外界信息和获得娱乐的最重要的渠道。一旦电视收视行为无法正常进行，他们通过到别人家去看的方式获得对信息和娱乐的满足，否则便会觉得很气愤或者孤独以至于无所适从。敖登是一位中年鄂温克男子，他可以称得上是电视迷。无特殊情况，他每天晚上从七点钟开始至半夜十一二点左右基本上是在电视机前打发这段时间。笔者调研期间他家电视出了故障，在自家电视无法收看的那三天时间里，他有两天晚上开着四轮拖拉机到一公里以外的亲戚家去收看。由于那两晚没有月亮，草原漆黑一片，当四轮拖拉机在高低不平的路上颠簸行进时，坐在中间的我后背一直冒冷汗，虽然细心的敖登和妻子苏伦高娃让我坐在最安全的位置上，我还是担心安全问题，直到听到远处狗叫声我的心才踏实下来。
正是由于对电视媒介涉入程度很深，电视依赖程度较高的人也往往对电视节目内容更易作出积极的反馈，因此也更容易模仿电视上的行为。比如，从电视上看到有些牧民通过饲养高产奶牛而致富的消息，第一个模仿这种行为，引进高产奶牛的电视行为。又比如，由于从电视上看到猪肉价格不断上涨，以此判断牛羊肉价格也一定跟着上涨，当商贩到草地收购牛羊时，牧民们和商贩讨价还价，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失。以上鄂温克牧民对电视的依赖验证了媒介依赖理论的观点，即观众依赖媒介信息满足需要和达到目标。
总之，鄂温克人对电视具有较高的依赖性主要是因为电视满足了鄂温克人一些特定的需要，鄂温克人既把电视当作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窗口，又把看电视作为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消除寂寞、消磨时光和逃避生活压力的一种手段。正如媒介依赖理论中的观点：当我们用某些种类的媒介内容来满足特定的需要，或者习惯上把某些媒介形式当作一种仪式来消费、消磨时光或作为逃避、消遣的手段时，我们对它的依赖性将会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