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0年创作《花木兰》时，周贻白的第一个儿子刚出生，取名“龙斌”——“龙”，象征中国；“斌”，希望能文能武。1941年初该剧完成并公演，周贻白与妻子杨钰迁居无锡。由于话剧、电影的根据地在上海，因此他依然经常去上海从事戏剧电影活动。
1940年秋，话剧和电影《李香君》获得成功后，经导演卜万苍介绍，周贻白被“新华影业公司”聘为编剧员。同时，担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国文讲师，并继续为中国旅行剧团编剧。
当时周贻白年方四十，有记者采访过“舞台上、电影上《李香君》的剧作者周贻白”。他住在一条里弄楼上的亭子间里，“人从楼梯走上去，踏进周先生的著作室，像在图书馆里。”记者读过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剧场史》和《中国戏剧史略》，也了解他给中国旅行剧团“帮过很多的忙”，写了《北地王》和《花木兰》。记者写道：他年纪还轻，有着湖南人的特殊性格，一副倔强的性格。……他丢给乍见面的朋友印象，是直爽。……不时让我发现他对说话有很好修养。
我知道他之来到上海，已是十多年以前的事。田汉创南国社前，他还在故乡，由于田大哥的函招，他来到滨海一角，这国际的大都会，把自己渗进在这一艺术工作的部门，参加过南国社早期的鱼龙会。
南国初期人物都是今天戏剧界负有着声望的佼佼者的了，……而周贻白这个名字一直在今天才为读者所熟知。他曾经有一个悠久时期的磨练，所以，他的成功是必然的。
予倩写《桃花扇》时，他们就曾研究过怎样将这一历史故事作一新的介绍。这固然不是他准备将《桃花扇》改编为《李香君》的主要动机，显然这一因素使他对历史考证上曾是有过一番研究的功夫，帮助他顺利地进行舞台剧《李香君》的编制工作。
接着，记者从拍摄《李香君》的金星影片公司这个“电影界新生的婴儿”说起，对电影创作寄予希望，认为：（在电影界的）恶劣摄制倾向中，不仅要砥柱中流，而且使电影这一文化事业能够曲尽它的艺术使命，发挥教育力量。至于整个电影界将怎样离开这无聊制作的悬崖，从死亡中挽救起来，那是每个不愿违反艺术良心的电影企业家与从业者所当努力的事。因为戏剧在舞台上的奋斗，大可作为电影工作者的鼓励。
“历史是惨酷的，我们将受到历史的裁判！”
……
这句话盘旋在我思想里、记忆里，一直等我离别了他、他的书室、他的寓所，和横在边城的一条漫长、静寂、挂着月色的柏油路，路上正印着我回来的印子。
抗战爆发前，上海经常拍片的有新华、明星、联华、艺华等若干家私营小公司，其中，新华影业公司是1934年创办的，创办人是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和共舞台的老板张善琨张善琨（1905—1957），浙江吴兴人。1930年投入上海黄金荣门下，先后任大世界游乐场董事、总经理。1934年创办新华影业公司。上海沦陷时期任日伪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日本投降后曾遭通缉。1946年赴香港继续从事电影事业，后再度创办香港新华影业公司。1957年因心脏病逝于在日本制作影片时…当时，海派京剧多演出连台本戏，并使用机关布景，张善琨在斜土路建了一个不大的摄影场，根据京剧连台本戏《红羊豪侠传》改编拍摄了同名古装片。该剧题材取自太平天国金田村起义，“红羊”即“洪杨”（洪秀全、杨秀清）的谐音。影片由杨小仲导演，除了田方扮演的洪秀全以外，大部分演员是原有的舞台演员。此片于1935年初拍摄完成，票房很好。同年，由欧阳予倩编导，借用孔尚任《桃花扇》中的李香君、侯方域故事，借古喻今，针砭现实，又拍摄了一部以女伶、革命志士、叛徒的爱情纠葛为主线的《新桃花扇》。该公司以票房为目的，主要投资小成本影片。类似的借古说今题材，此后又有史东山编导的《长恨歌》、吴永刚编导的《壮志凌云》、欧阳予倩编导的《木兰从军》；现实题材则有根据曹禺的话剧改编的《雷雨》，以及《夜半歌声》（马徐维邦编导）、《青年进行曲》（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等，这些影片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周贻白被新华公司聘为编剧员前，该公司已于1939年10月迁往丁香公园办公，建为“新华第一摄影场”，周贻白每星期去两三次。从1940年5月到1941年11月，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先是协助欧阳予倩、卜万苍拍摄电影《木兰从军》，后又为新华公司编写了古装片《葛嫩娘》、《苏武牧羊》、《雁门关》、《相思寨》、《聂隐娘》、《卓文君》、《李师师》，以及时装片《家》、《白兰花》、《野蔷薇》、《标准夫人》等。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了上海租界。1942年2月，新华公司宣告停业。当年春夏之际，张善琨在敌伪胁迫下参加了由“新华”等12家公司合并的所谓“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中联）”。该公司打出“中日合资经营”的幌子，由张善琨担任总经理。
尽管以新华公司为骨干的“中联”多半拍摄的是与政治关联不大的商业片，但是文化界爱国进步人士纷纷退出孤岛电影界，拒绝与其合作。一部分戏剧人则转向了内地的戏剧舞台，如：从上海、香港撤退到重庆的戏剧电影工作者成立了“中华艺术剧社”；重庆成立了“中华剧艺社”；桂林成立了以抗敌演出队为骨干的“新中国剧社”等。
在这个当口，周贻白也与张善琨闹翻了。
此前，周贻白曾为新华公司编写过释迦牟尼故事和林则徐故事的“本事”。新华改组进入“中联”后，张善琨准备拍摄林则徐故事，要求周贻白加以修改。在张善琨和周贻白之间，发生了几次极不愉快的谈话，乃至周贻白最终与新华公司决裂。
1942年2月，新华公司已经很不景气，周贻白与导演卜万苍到丁香花园张善琨的办公室找了几次才找到他。张善琨交给周贻白100元日本军用券，说：“你上两个月没领薪，暂时用着吧。”
周贻白说：“已有三个月没领薪了。”
张善琨说：“回头再补给你好了。”
其时日本军用券已在上海流通，周贻白没有深究。3月间，周贻白已风闻张善琨加入“中联”的动作。一次，张善琨请周贻白到法租界的一家菜馆吃晚饭，座中有后来饰演林则徐的演员高占非。晚饭后，张善琨约周贻白第二天下午到共舞台去谈剧本。
在共舞台，张善琨拿出周贻白写的林则徐故事，说：“现在资本不成问题，摄影场和演员都是现成的，需要好戏才能卖座。林则徐的故事还可以，就是要三个女主角，都要有戏。同时，要加强反英的场面。”
周贻白说：“这不好办，怎能让林则徐娶三个老婆呢？”
张善琨说：“怎么不行？这种人现在还有，其实他能。”
周贻白说：“要这样搞，我宁可不编。”
张善琨顿时摆出一副老板的面孔：“你别给我拿乔。给共舞台编剧的傅小波，死了，我就不开戏了？你不编，我这公司就会关门吗？你要放明白点，你拿了我的钱，就得编。”
周贻白说：“那是月薪。”
张善琨说：“月薪也是我给你的，你能白拿吗？”
周贻白站起来就走：“我辞职不干了，你另请高明吧！”此段情节及对话见自“文革”期间周贻白本人所写交代材料。
此后，关于林则徐的这部片子由朱石霖编导，在1942—1943年间还是拍了，片名《万世流芳》。由于故事的“本事”是周贻白编写的，而且周贻白的剧作在当时的戏剧界和电影界有一定的号召力，因此片头依然署为“故事：周贻白”。
周贻白是自由职业者，不受新华公司管辖，而且经常为中国旅行剧团编写话剧。此前的1941年四五月间，他已为该团编写过话剧《绿窗红泪》，由唐槐秋导演，8月24日至9月20日首演于上海皇宫大戏院，观众反映不错。1942年3月与张善琨闹翻后，周贻白立即跑回无锡，夏秋之间，又写了话剧《春江花月》（后改名《满园春色》），交中国旅行剧团上演。这个戏写一个戏院经理和女演员的事，讽刺张善琨霸占有夫之妇。张善琨为此十分恼火，唆使当局抓捕周贻白。
此时，中国旅行剧团正准备赴京津演出，伺机转赴内地。唐槐秋邀周贻白作为“编剧主任”同行。周贻白为了躲避日伪的抓捕，化名“杨其敏”，随团北上。10月间，与唐槐秋的女友苏石惠（又名苏之卉）约定在南京会合，到浦口乘火车前往天津。
这段经历，苏之卉后来作为唐槐秋的遗孀撰文回忆道：
《满园春色》原名《春江花月》，1942年首先由中旅同仁吴景平、孙景璐以中剧团的名义在上海演出，不料闯了祸——这个戏揭露了一个大亨的家庭丑闻，有个汉奸认为是影射他的，依仗黑势力，要“收拾”周先生。幸亏有人通风报信，周先生不得不离开上海避祸。
那时，适逢中旅要北上天津演出。周先生决定随团北上。为了避人耳目，他不跟剧团的大队人马走，改为和唐槐秋悄悄走。那年秋天，剧团先走了，我和唐槐秋在上海北站上了火车。车到南翔站，才见周先生上车。原来这是事先商量好了的，为了躲避汉奸的魔爪设下的金蝉脱壳之计。
我们三人没有直接去天津。不料唐槐秋又遇到了麻烦，不得不一人先走。我和周先生在南京停留了几天。他带我谒中山陵，逛秦淮河，上鸡鸣寺喝茶，在玄武湖荡舟。我这个年轻人长了不少见识，周先生则发了许多感慨。在南京的几日同游，我对周先生有了进一步认识，他学识渊博，在讲解南京名胜古迹之时，时时流露出以古喻今之意。在汪伪政权盘踞的南京，有些话他是不便明说的。
中国旅行剧团首先到天津，在北洋大戏院演出。周贻白和团员们一起住在戏院后面的山泉涌客栈里。在天津演出了两个月左右，所演的戏（包括《绿窗红泪》、《春江花月》在内）大受欢迎，场场满座，票房收入不菲。这期间，中旅还吸收了孙道临等新团员。按苏之卉回忆：此番京津演出，“唐槐秋与周先生商议，等积累了相当的资金，设法将剧团带往内地。这是一个风险很大的计划，可是没有实现。”
天津北洋大戏院的老板叫刘四，是天津的一个流氓，与日伪当局有勾结。有一次演出《春江花月》，周贻白在前台看戏。演出结束时，演员正在谢幕，忽然有人上场大喊“剿灭共匪”的口号。演员们回到后台时相顾失色。周贻白认为这是刘四勾结日伪搞的，是针对《春江花月》这个戏而来的。大家也没有太把它当回事。
1942年底，中国旅行剧团转赴北京。1943年1月，在长安大戏院继续演出，团员和随团人员都住在长安大旅社。
演出刚一个星期左右，1943年1月9日，剧团在长安戏院上演《绿窗红泪》时，日本宪兵司令部特务工作站突然包围戏院，将包括周贻白在内的全团28人统统逮捕，关押在东交民巷4号日本特务机关的囚室，罪名是“通共”，有抗战嫌疑。团员们共在狱34天，这期间，周贻白受到审讯，军方指出他的真实姓名，示以刑具，要他供认抗战组织和隶属关系。周贻白力予否认。唐槐秋则认为自己是演出的首要分子，强调一切与团员无关。最终，除了唐槐秋及其妻女作为人质待查以外，全团人员都被释放。
2月24日，周贻白和团员们被押赴火车站，命令驱逐出华北地区，永远不许再来。而且，回程不准在天津下车。
到了京沪线，周贻白就下车回到了无锡家中。不料，回家刚五天，一天下午，无锡特工站就传他前去问话。
特工站的站长叫冯云山，按常规问清楚周贻白的年龄、籍贯等等以后，说：“你在华北的事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今后在无锡要安分守己，如果有不执行的活动，我们就不客气了。”
又过了四五天，冯云山带着无锡县公署的队长来到周贻白家。这位冯云山是湖南湘乡人，先与周贻白攀同乡，然后问他怎样会搞戏剧，以及中旅的组织情况。随后，又翻检周贻白的书架。翻了很久，结果借了一本“印谱”。周贻白明白，这是一种变相的搜查，他已落入特务机构的监控之中。
中旅在北京被押时，苏之卉尚在天津，幸免入狱。周贻白等离开北京时，她还曾经到火车站去送行。后来，唐槐秋回到上海，恢复了中旅，周贻白依然是特约编剧。
3月份，他在无锡为中旅写了话剧《金丝雀》，准备到上海去交稿。刚到无锡车站，就有人上来问：“到哪里去？”
周贻白说：“去上海。”
来人不客气地说：“到特工站去一趟，下趟车再走！”
周贻白知道自己已经被特务盯上了，便随他来到镇巷的特工站见冯云山。
冯云山问：“你到上海去干什么？”
周贻白说：“送剧本。”并拿出剧本给他看。
冯说：“以后你到哪里去，要到这儿来说一声，限一星期回来。不然，你要跑，你的家眷可跑不了。”
周贻白此次去上海交《金丝雀》的剧本仅用四天就回到了无锡。当时，《金丝雀》由李景波导演，第二天的演出也没来得及看。回来后向特工站说了声，声明一个星期后还要去，冯云山答应了。于是，第二次再去上海时周贻白没有再向冯云山汇报。不过，到了上海，丽华大戏院的经理交给他两本《花木兰》的日译本，说是从日本寄来的。该译本的译者名叫高本嵩华，周贻白并不认识，也没跟他通过信。至于他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要翻译这个抗敌的剧本？周贻白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