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阿列克谢耶夫修道院纪事
吴泽霖
我们从《俄罗斯报》的一则报道中得知，从莫斯科北上100多公里，在雅罗斯拉夫尔州、别列斯拉夫区，有个小村诺沃耶-阿列克谢耶夫卡，村上有个名为圣·阿列克谢耶夫的修道院。报上称这个修道院是“一个保护区性质的角落”。这个修道院马上引起我们关注。因为，苏联解体后，社会长期动荡、人们对前景丧失了信心、失去了信仰。在这个背景上，这个修道院却在严肃地试图在俄罗斯政治中心莫斯科，用东正教的古老传统来建构新的社会生活模式。而且它把东正教的社会生活模式的试验，首先和教育、培养下一代紧紧联系在一起。它仿佛在和俄罗斯当今的世俗生活、世俗教育进行一场论辩和抗争。
在莫斯科6月的一个大晴天，好奇心驱使我和两位同事登上了探寻这个“保护区性质的角落”的路途。倒了几辆长途汽车，我们终于被放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站牌下。四望都是漫漫荒野，路也再无人可问。我们索性就在这荒野里又跑又笑。“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我不由地嚷出什么人的一句名言。不料这时，远处开来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当我们发现开车人穿着修士的服装时，大家都明白，今天的目的看来是能达到了。
听了我们的问询，那位大胡子的修士很乐意地请我们上了车。谈笑中，汽车已经开进几座木制楼房围成的院落。我们被请上一座楼房的二楼。另一位穿修士服的大胡子向我们兴致勃勃地介绍起这个修道院的来历。
原来，1991年，阿列克赛·瓦西连卡神甫被派到这多年荒废的东正教堂，恢复和主持圣事。教堂在20世纪20年代被封后又遭火毁，这颓垣断壁之间就成为建构新生活的一块“清洁的”土地。这位神父携妇将雏（5个孩子）7口人刚开始就住在这里。周围村子的人开始供养他们，而神父夫妇也开荒种园，养鸡喂牛，进行“生产自救”。第二年夏天，又来了一位同名的移民：乌兹别克的画家。这样，修道院里新的居民，一个个接踵而来，比如，有一个是过去做工务农，而后来就在新村中学教书的人；又一个是瓦西列瓦村瘫患在床的老太太杜霞。她死了丈夫，儿子住在别的村，一天看她两次。阿列克赛·瓦西连卡去给她丈夫行安魂祈祷，见了便把她接到了修道院。来到这儿的还有一位是没有亲人的患病的老太太维拉。
就这样，从俄罗斯各地（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别尔姆，甚至堪察加岛……）陆续有一百五六十人聚到这儿。这里有孤身无助的残疾人，也有遭受过各种个人悲剧的人，甚至还有一个来自西德、自幼放荡吸毒的米沙，他带着妻儿投奔到这里，是全村人帮他们盖了座二层的小楼。而这里的主持人之一——焦尔基神父，在彼得堡有可观的产业，但是他宁愿过这里的生活——每天4点起来祈祷。
作为人们关注中心的孩子，目前占全村人口一半，其中，50%以上是孤儿，一些是从保育院领养的。最初的几个是阿列克赛·瓦西连卡夫妇一次夏天去莫斯科访友时从保育院带回度假的，可是他们说什么也不愿再离开。阿列克赛·瓦西连卡就成为其中两个先天弱智儿童的领养人。现在，一个孩子参了军，另一个成为新村的工作人员。
这样，不同经历、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从四面八方聚到这里。是什么能够把他们留在这里的，他们在这里追求的是什么呢？这个东正教修道院在自己的介绍材料上明确指出：“我们的修道院，也是世俗人的修道院。”“住在这里的既有修士，也有世俗人。”这些人“力图以东正教教义和传统俄罗斯民族习俗制度组织和建设自己的生活”。
的确，这座修道院实际上已经“世俗化”了，已经演化为一个充满东正教气息的世俗小社会——一个半封闭的村落。这里有4位神父，他们与其说是在主持宗教活动，不如说是在管理这村社式的生活，所以我宁可称这里是“宗教新村”。
修道院拥有350多公顷土地，还有70多头大牲畜，100多头羊和一个不大的猪场；几台拖拉机安静地呆在那儿。窗外，你能听到牛在叫唤，看见羊在奔跑，绿油油的庄稼地围绕着一座座类似农舍的房屋和几座全木楼房。这是中学校舍和全村的公共食堂。我们来到这儿，没有感到这是修道院，而是觉得走入了一个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一体化”的小村庄。
和以往空想共产主义的“新垦地”、“新移民”实践一样，这个宗教新村也不是现实社会生活中自然发展的产物。这样的“新垦地”总需要一块与整个社会相隔离的空间：一块“清洁的”土地。于是一些创始者可以拉起一面大旗，志同道合者纷纷聚来，誓欲开创一种新的生活。从这一点看，这个新垦地、新移民实践又有其新的特点。这就是，它比以往空想共产主义的实践更加自然一些：从“清洁的”土地的获得，到志同道合者的聚来，都有某种自发、自然生成的态势而较少人工雕琢的痕迹。
这个“世俗化”了的修道院表明，在苏联解体后的社会震荡中，东正教正对世俗生活全面渗透。而在这里造成的这种半教会、半世俗的生活模式，就是对苏联解体后社会生活失序的一种反应，是对俄国当今社会全面西化的一种反抗。来自四方的人在此追求的与其说是东正教信仰，不如说是创建一种新型的世俗生活方式的渴望。由于对苏联社会主义信仰的失落，人们所能祭起的只能是俄罗斯传统和东正教传统的旗子。
这位大胡子的修士津津有味地讲述这里实行的一套空想共产主义的生活制度。居民们从早到晚集体生活和工作：耕地、播种、收割、养殖；学习、教书、照料病人……这里的工作是无偿的。这里的人们同吃一锅饭。这里用大家公有的钱做衣、买衣、盖房子、建澡堂。他们一起修复了旧的教堂，还在学校大楼里建造了一个新的教堂。
祈祷是这里最重要的活动。每天的生活从早祷开始，晚祷结束。每日清晨6点，教堂的钟声宣布一天生活的开始，唤起新村的大人和小孩。7点到8点半（儿童到7点半）是早课。晚祷（除节典外）一周2次，也都是成人儿童一起做；成人的彻夜祈祷怕儿童吃不消，就特别为他们安排了“从简的”夜间祈祷，时间短一些，大约2个半小时。儿童与成人共同进餐，进餐前由神父领唱经文。另外，介绍材料还强调指出：这里努力向孩子们进行乐善好施、善恶报应的教育，灌输上帝的意志和惩恶扬善的宗教伦理。“我们竭尽可能在每门课程的讲授中，突出宗教性的论证”，年岁较大的儿童在学习之余还被引导阅读《圣经选读》。可以说，宗教的祈祷声和钟声成为这个新村空想共产主义生活的精神支柱。
不过，这位大胡子的修士认为，这个修道院所做的最重大的事情，是精心办起的一个学校。一番介绍之后，大胡子便让一位身材瘦小的修女马莎带着我们去参观一下他们的学校。
苏联自从根据1918年1月23日人民委员会决议，教会与国家、学校脱离，苏联的教育思想和体制已经远远脱离了宗教观念和教会控制。即使当前俄国存在日益增多的神学院，也尚未从这方面构成对80年来的国民教育思想体制的严重挑战。而这里的这个东正教学校的意义，也许正在于它不是一所试图遗世独立的神学院。诚然，2000年毕业的第一批学生都考入了莫斯科圣季洪诺夫神学院，但是，这个学校的教育宗旨却绝不仅仅要培养出一些神职人员，而是一种试图把东正教重新和俄罗斯世俗教育结合的试验，它要培养的是充满正教精神的普通人。
修女玛莎把我们引到一座全木制的3层楼房前，这就是他们引以为荣的学校。一进楼门，就可以看到正对大门的祈祷室，外墙上五光十色地贴满了孩子们前不久为复活节创作的诗歌和图画。在其中我看到了课程表和作息表。在这里，我们既可以找到俄国一般中学的几乎所有课程，也可以发现这里特有的功课：孩子们要学4门外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基于这些古语言的课程从5年级开始学，而法语从1年级就学。在英语课教室里悬挂着英国国旗，带我们参观的修女玛莎指出其中的含义：我们教的是英国英语。我把这视为对美国所代表的现代文化的一种回绝态度。
在这个用钢筋水泥构造着现代化都市的时代，这所学校全木制的教学楼显然是别有意味的，它使人想起俄罗斯传统的木屋。古拉丁语、希腊语和基于这些古语言的课程、组织学生进行古生物的学术考察，以及讲授英国英语而不是美国英语的用心，都在显示出学校对现代文化的一种疏离态度。这个学校实行着和全村一致的制度：不看电视、不听广播，没有报纸，有意抵制俄国现代社会中的“精神污染”。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教室里的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和大量的录像带（据说有2 000多盘）。玛莎介绍说，这里有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优秀电影片，也有艺术片、音乐片、科学片、教学片。她告诉我，在文化艺术教育方面，这里的孩子得到的会比一般家庭的孩子更多。在学校的教室、博物馆里，可以发现许多先进的教学器材，珍贵的动植物标本。据介绍这些都是一些大学或教师私人捐赠的。还有莫斯科大学的教授被邀请来讲课。
正是午休的时候，她把一间间的教室打开，每一科的教室都布置得各具特色，墙上挂着有关的伟人画像和图片，讲台上摆着相应的教学仪器和书籍。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博物课教室或博物馆，里面大量的各种动植物标本、矿石使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农村学校的收藏。玛莎告诉我，这是莫斯科大学的一些学者捐赠的。我们还得知，这里的教师都是拥有学位和教师资格的。
玛莎告诉我们，孩子们每天下午都有1小时劳动课，从低年级起，孩子就先要学会整理自己的内务。她还带我参观了手工和缝纫教室。
这一切使人觉得身处在一个十分正规的农村学校，不过我又记起这个学校的宣传品上所提到的，“我们尽可能使每一门课程的讲授都具有宗教性”，都向孩子们灌输上帝的意志和惩恶扬善。祈祷是学生一天中最重要的功课，孩子们是以祈祷开始和结束一天的生活的。可以说，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是世俗性的，但同时又充满了宗教性。
玛莎最后才带我们来到学校的图书馆。我们一下子惊呆了。一个小小的乡村小学，竟有这么多的藏书。几间房间联成一体，相当舒适美观，我问有多少藏书，玛莎说有5万册。我留神了一下，宗教图书并不多，而19世纪经典作家作品却不少。在这里，我们以为“参观到此结束了”，便提议和玛莎合影留念。谁知，玛莎又把我们带到教堂的公共食堂：一人一碗新鲜的牛奶，一块馅饼。至此，我们才告辞了严肃而可爱的玛莎，楼前楼后地走起来。
已是过午时分，四周一片宁静。地里，一个老头和一个孩子正往一个小车里铲土。走过去一问，才知道是爷孙俩，要运些肥土，垫入自家门前的葡萄藤下。一会儿，两个妇女各推一辆婴儿车慢慢走过，得到允许，我拍下了照片。据她们说，很习惯于这里的生活：安宁、和睦。
远处草地上，七八个孩子在踢足球，在眼前全木盖起的学校教室楼前，几个孩子正在追逐着滑旱冰。我抓住一个稍作攀谈，他们就都凑上来，你一言我一语，问一答十，于是知道了他们的课目、作息、家人和生活。起码，我没有感到这些男女老少对我们这些“异乡人，异教人”有什么戒心和疏离感。
没有人再来“接待”我们。我们信步四下游走，在6月温暖的阳光底下，是教堂闪闪的金顶，是宁静的无际的绿野。终于，我们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重又走入隔着学校和大道的一望无际的深草，心里是困惑、激动和联想。
学校所在的小村诺沃耶-阿列克谢耶夫卡距雅罗斯拉夫尔公路3公里。这距离正象征着这个小村上的学校和世俗社会所保持的不即不离的关系。它试图摆脱俄国现实社会的“精神污染”，但是又分明看到不应该也不可能彻底脱离这个世界，而且它还需要这个现实世界的支持。
记起玛莎向我们展示的学校的留言簿，在那里我看到了不少祝语，也看到了学校希望外部世界关注的用心。我记起学校的一份传单在向人们呼吁：我们需要物质上的帮助！是啊，这里是一个需要不断地得到外援才能存在的实验地。“我们经常缺乏一些起码的物品”——我记起他们的介绍材料上这样写到。
既然分明看到不应该也不可能彻底脱离周边的现实世界，况且它还需要这个现实世界的支持，所以新村对外界社会采取的是一种十分明智的策略：利用外界最先进的科技设备、寻求外界无害的资金，服务于新村最传统的思想方案。他们明白，要在现代俄国的社会空间建构东正教传统的新生活，一方面要坚决地去除“现代社会的精神污染”，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利用、而非一味反对现代物质文明，所以要与俄国现实社会生活保持既独立而又不脱离的“不即不离”的关系。
这个修道院离最近的几个村子也有几公里的距离。这就有可能让他们严格地根据自己允许与否的想法来形成孤立性的环境。这里没有报纸；“成人自觉不看电视、不听广播”，“没有神父的祝福，不出远门”，“这里的制度是严厉的”。谁违反了这里的制度，或是不想在这里生活，那么，“用20分钟打点一下，给他路费，就再见吧”——来去自由。
这里孩子们不能随意与“街头巷尾”的人接触，他们也不允许随意看电视、听广播，以防精神污染……“孩子们的作息活动是在高度监控下进行的”。他们要“在成人看护下活动、游戏”；没有成人允许，孩子不许走出这个“新村”。这些是“新村基本制度之一”。不过，从我和这里的男女老少接触看，倒没察觉怎样的“大防”，或者说，这种“大防”不是构筑的“封疆之界”，而是构筑于人心之中的“精神围墙”。这都表明新村与俄国现实社会的精神对立。而同时，学校又组织学生们走出村子，进行各种学术考察、去南方旅游、去雅罗斯拉夫尔、去彼得堡、去莫斯科和一些其他城市参观博物馆、看戏剧，去学习“正派、高雅的东西”。比如，去年就组织高年级学生到彼得堡，在冬宫博物馆听了2周的美术史讲座。
总之，新村希望生活在这里的人，特别新一代不应该是无知无识、孤陋寡闻的人。他们应该吸取现代化的成果，而又要避免现代化的弊端和污染。
可是我想，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的两难处境：这种关系和策略，包含着一些无法解决的矛盾。他们是否意识到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汽车……这些钻入新村的物化了的现代文明和他们坚守的传统文明之间的对立？实际上，外界的任何物质的渗入都有可能污染这块“净土”，而且，任何靠外援维持的乌托邦都是经不住现实中的风霜雨雪的。
再有，即使新村的老一代村民誓欲老死新村，但是新村的新一代会怎样呢？只要这些孩子成人后不是在这桃花源里守死善道，只要他们一走入俄国真实社会生活的空间，他们的观念就不能不和现实社会发生严重冲突。他们在这里所修得的一身贞操是否经得起真实世界上的风雨？他们的传统正教信仰如何面对正在走上西方式发展道路的俄罗斯社会现实的考验？他们在非实验地的现实空间里还能生存吗？《俄罗斯报》称这新村是“一个保护区性质的角落”，的确是意味深长的。
赫尔岑大院的亡灵
刘亚丁
莫斯科有一所被称为作家摇篮的大学，那就是高尔基文学院。从普希金广场出来，沿特维尔森林大道往下走100多米，会看见一个不大的院子让装饰精巧的铁栏杆护着。院中央有19世纪俄国作家赫尔岑的塑像，他面对特维尔森林大道站立着。塑像背后有一座米黄色的3层楼房，典型的19世纪贵族府邸的风格。楼房的右面，隔一道小门是一溜平房，平房一拐角与面向特维尔森林大道的一栋3层的楼房相连着。据我所知，这就是高尔基文学院的全部校舍。由于这些房子全都刷成了米黄色，整个校园浑然一体，建筑已感觉不出19世纪曾有过的高低贵贱。
2002年1月3日，高尔基文学院院长、著名作家谢尔盖·叶辛邀我去学院。叶辛是一个很有风采的男人。花白的头发，深深的抬头纹，正好显示了刘心武所描绘的年近半百的男子“疲惫的美”。那时而闪着忧郁、时而露出沉思的双眸，掩饰不住一个知识者的深邃。俄罗斯男人的面孔通常都是瘦削狭长的，但他的脸庞略显浑圆，透露出几分童稚和真诚，让他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年轻一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写了《模仿者》等反思知识分子劣根性的小说，闪耀出思想光彩。作为地位显赫的高尔基文学院的院长，他丝毫没有官气，不摆架子。在我们去餐厅的路上，他俯身去瞅瞅打开盖子的下水道窟窿，同里面干活的工人说上几句；在餐厅里，他同衣帽间管存衣服的工人很自然地聊开了。
饭后，叶辛领我参观校园。他指着院子中的赫尔岑雕像说，这个院子过去是赫尔岑家的房产，作家本人出生在这里。然后领我进了面向特维尔森林大道的侧房去看普拉东诺夫的居所。到了一楼的一间教室门口，我看到了门上面的木牌上写着“安德列·普拉东诺夫教室”。
我们推门进去。叶辛说：“从1931年到1951年普拉东诺夫就住在这间屋子里，当时房间还没有这么大，放着他的书架，沙发床，1951年他病逝在这屋里。”
看到了墙上贴的照片和文字说明，我的心在剧烈收缩：一位斜倚病榻、形容枯槁的男人，眼睛似乎在遥望远处。照片下的文字是“1950年夏季，普拉东诺夫最后一张照片”。中国文化中的悲剧镜头与眼前的照片叠合了：林黛玉焚稿断痴情，凄凉无助，泪尽而情犹未绝；这个俄罗斯男人似乎没有留意眼下自己的潦倒凄楚，而是在凝视着时空之外的某种存在。不，他与林黛玉毫不相干，他是那个在荒漠中枯坐40天、从容赴死的基督耶稣。
安德列·普拉东诺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伟大殉难者！
1899年8月6日，普拉东诺夫出生在沃罗涅日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5岁开始当火车司机的助手。后在沃罗涅日工学院就读，毕业后担任过技术方面的领导工作。1929年写成长篇小说《切文古尔镇》。小说中，切文古尔镇革命委员会的人杀死了所有的资本家，将他们的妻儿扫地出门，留下十一个半布尔什维克（有一位是妇女）。于是革命委员会主席齐布尔内伊宣布“共产主义”到来了！人们不再劳动，让太阳去劳动，只需要同志情谊。吃完了资产阶级储备的粮食，人们就吃野果草根。冬天到了就钻木取火来驱寒。突然有一天，草原上的哥萨克袭击此镇，布尔什维克全部阵亡，只剩下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守着私自聚敛来的食物在哭泣。M.古列尔在《普拉东诺夫寻找幸福》（巴黎，1982）中分析了书名《切文古尔镇》（ЧевегуР）的寓意：切文（чева）在达里的《俄语详解词典》中有“泥潭”，“土块”和“破衣烂衫”等的意思，“古尔”（гуР）有“嘈杂”、“喧嚣”等意思。在拙作《苏联文学沉思录》（1996，成都）中，我也有此一说：那个宣布共产主义已经实现的革命委员会主席，纯系胡说八道之徒，他的姓氏齐布尔内伊（ЧепуРный），与“胡扯”、“瞎说”（Чепуха，读“齐布哈”）谐音。想想吧，在嘈杂喧嚣的烂泥潭里，胡说八道之徒能干出什么正经事来？
我对叶辛说：“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镇》等作品表明，他是一位先知，先知是不被世人接纳的。”他点头表示赞同。《切文古尔镇》诞生于1929年，其时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这样的异己被赶出政治舞台，斯大林正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酝酿农业集体化，加快工业化。《切文古尔镇》的几个次要的部分在《红色处女地》等杂志发表，但整个小说无人敢刊用。于是普拉东诺夫将稿子寄给高尔基，希望他能促成小说的发表。高尔基读了书稿后给作者回信说，“小说中写了同志情谊”，“小说中有无政府主义情绪”，发表的事只字未提。
走出普拉东诺夫教室，叶辛又领我去看后面平房中曼杰利什塔姆住过的房子，现在这里是学院出版社的一间办公室。当叶辛向里面的两位编辑介绍我并说明来意后，其中一个年轻一点的编辑马上说：“前不久我刚看了曼杰利什塔姆的回忆录，当中有一段就是写这间屋子的，你们听听：在侧房里有一间七八平米的昏暗的屋子，这就是家。”他还说，居然能同大诗人享有同一间屋子，不可思议。我环顾四壁，由于装修和灯光的原因，现在这里并不昏暗。曼杰利什塔姆的命运更加凄惨，他因为写了以斯大林为主人公的小诗，1934年被抓进集中营，我想大概不是从这里被抓走的。后来释放过，旋即再次被抓，1938年年底病死于集中营的转运站里，尸体被抛进垃圾场。
从这里出来，叶辛还说，就在这平房的某间房子里，帕斯捷尔纳克住过一段时间。
我问：“为什么有这么多作家曾寄居此处？”
他回答说：“沿特维尔森林大道的楼房和这一排平房曾经是作家宿舍，主楼过去是赫尔岑家的贵族府邸，那个时候曾是‘拉普’的书记处。”
我问：“那在您办公的主楼里有过法捷耶夫和阿维尔巴赫的办公室吧？”
他回答说：“当然，他们原来在那里开会办公。”
一个戏剧性的冲突场景：上与下、主与客、生与死，居然活脱脱地演出于这样一个不大的院子里。富丽堂皇的贵族府邸里出入着掌管苏联文学生杀予夺大权的大人先生们，他们拎着硕大的公文包，里面塞满了等待他们判定去处的小说、诗歌和评论手稿。他们开会、争吵，最后在手稿的首页或末页上龙飞凤舞地写上“刊用”或“不用”，甚而至于一些令人读之心惊的文字，然后用漂亮的花体署上大名。一切就这样决定了。在仆人们曾经放松自己疲惫的身躯的下房里，那些作家诗人们可不敢放松自己紧绷着的神经，写作的时候得时刻警惕着，留神别让白卫军或富农这些老妖婆窜到自己的笔尖上来了。写完了交到贵族的上房里，能松弛吗，他不由自主会撩开自己窗帘的一角，偷偷瞥一眼上房的华灯明灭，借此猜度自己作品的生死。倘若大人先生们一不留神将你的作品发了出来，你敢得意吗？没准你正好是个活靶子，为下一轮报纸杂志的大批判提供了充足的黑材料。
斯·舍舒科夫在《苏联二十年代文学斗争史实》（冯汉津译，上海，1994）中写到这样一段史实，法捷耶夫在担任“拉普”领导时，兼任《红色处女地》的责任编辑。这本杂志发表了普拉东诺夫的《储备（穷人纪事）》（1931年第3期）。请注意，普拉东诺夫恰好是1931年住进那间小屋的。很快，“拉普”党组就在赫尔岑的华丽的大厅里作出了决议，声称“由于编辑人员放松了阶级和党的警惕性”，“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过了一段时间，法捷耶夫就在该杂志的5、6合刊上发表了题为《一篇关于富农的纪事》的文章。他一面给普拉东诺夫扣“富农代理人”的帽子，将作品的内容斥之为“反革命的”，一面真诚地做自我检讨，责备自己警惕性太差。
贵族府邸的新主人和仆人下房的新过客的悲剧性冲突就这样展开着。其实这里没有冲突，因为冲突是主客双方都发言，他们争吵谩骂，甚至拔剑决斗，拼命相搏以至双亡。可是在这里，普拉东诺夫没有发言，非但如此，而且因此他永远失去了发言权。自从《储备（穷人纪事）》被批判以后，普拉东诺夫再也没有发表过篇幅大一点的作品，尽管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而且写了好些大作品。直到在那间下房里魂归道山，只发表了几部童话、几篇评论、若干战争前线的特写，留下大量才华横溢、启迪世人的手稿，赍志而亡。
我问叶辛：普拉东诺夫恨法捷耶夫吗？他没有回答。大概我的问题对他来说跳跃太大，他不知道问题是从何处产生的。我当时联想到的是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的一个情节：大师由于写了关于本丢·比拉多和基督的小说遭到激烈批判，因而进了精神病院。他的情人玛格丽特得到神助后，便飞进了写大批判文章的批评家的家里，肆意捣乱，痛痛快快报复一番，尔后飘然飞离。可是，我相信，普拉东诺夫不是玛格丽特，他的冤魂不会去报复法捷耶夫，不会飞到法捷耶夫的漂亮的官邸去捣乱。因为他的信念是：“人类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是同样的热血动物。一人病了，大家都会病。一人死了，大家都会死。谁打倒人类，谁就成为粪土……我们会成为人类，而不是现实中的人。”博大的人类之爱早就消融个人恩怨，倒是法捷耶夫自己良心发现，本想借酒浇愁，不料愁更加愁。结果是幡然悔悟，向当时的苏共领导慷慨致信，痛陈弊端，掷笔握枪，饮弹而亡，算是寻了个比较好的结局。
眼下，雪片无声地飘洒在这个闹市中的小院，傲慢也好、专横也好、痛苦也好、眼泪也好，在那个世界里都归于遍地白雪一般的平和寂静。在永恒的和解中，亡灵们护佑着小院中的莘莘学子，让他们不再去当下房的过客；护佑着叶辛，让他不再去充当贵族府邸的新主人。在我们这个北方邻国，从某个时候开始，普拉东诺夫们、曼杰利什塔姆们、法捷耶夫们以及其他人的亡灵从荒郊野外或新处女公墓被招了出来，在杂志报纸和电视荧屏上重演了当年的一幕幕悲剧场景，让莘莘学子和叶辛们看得毛骨悚然，仿佛给他们注射疫苗，让他们不再重演那类悲剧。就这样，亡灵成了他们的保护神。
最后一件苏联大衣
李钢林
我把这个故事给友人看了，友人不信，说：苏联买不到一件大衣？不可能的事。
我回答说，这是我亲身经历，不是自编的小说。无论我怎么解释，他就是不信。
后来我申明：我情愿为此陪他去海牙国际法庭打官司。
我从来不讲关于苏联解体的故事，因为我知道，讲这个故事肯定是自找倒霉，那么重大的国际政治事件，全世界都说不清楚，恐怕一百年也讲不完，一千年也扯不清，我能说得清楚吗？
我写这个故事的缘由是应友人之邀，今年年初，友人向我约稿，说今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要我讲讲关于苏联怎么变俄罗斯的故事，我说，我说不清楚。他说，说说当年的感受就行。
我说，我可以说俄罗斯普通人的故事，但关于15年前苏联怎么解体了？我讲不了，俄罗斯人自己都扯不清，男人与女人各讲一套，尖锐对立。
友人对此很感兴趣，说，俄罗斯男人与女人抬杠，这有点意思，你写吧。
于是，我就写了，不曾想，还是扯了麻烦。
其实，这是亲身经历的真事，不敢瞎编，当然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关于一件苏联大衣的故事，正好就发生在苏联解体当天。
爱咋的咋的。
一、那天早上
1991年12月25日，我一大早就跑到“莫斯科”商场的门口等着开门。9点开门，我8点就到了，为的是给我老婆买一件呢子大衣作为礼物。
一年前，老婆来电话说，苏联是大衣国家，呢子大衣做得特别好，先前她去莫斯科时就见过，叫我给她买一件呢子大衣。貂皮大衣就算了，北京穿不着。
按说，在莫斯科买件大衣不算难事。苏联是“超级大国”，莫斯科又是首都，欧洲名城，但当时市面上的确没什么东西好买，套娃有，送朋友可以，送老婆不行。看人家莫斯科人穿的大衣、西装，带的礼帽，女士围的俄罗斯方巾等都像模像样的，商场里样品齐全，但只能看，买不了，因为没现货。
那年，全苏联闹“分家”，有的说“分”，有的说“合”，但谁也当不了家。3月，“全民公决”苏联的前途，有的“决”，有的“不决”，于是，莫斯科就热闹起来了，人们像分过工似的：男人忙政治，女人忙购物；电视上演说的、街头上集会的都是男人；商店里排大队的、大街上拉着手拉车购物的都是女人；男人那头是政治紧张，女人这头是购物紧张，越到年底越紧张。我已决定过了1992年新年就回国过春节，快到年关了，就剩下给老婆的那件大衣没买着。
那天，我选择“莫斯科”商场是因为我在那里有关系，特铁的关系。
“莫斯科”商场位于地铁环线外的列宁大街上，离中国使馆不远，它在莫斯科也算是大商场了，四五层楼。
开门之前，商场门口就已经聚集了不少人，都是女人，就我一个男人。那天很冷，冻得人直跺脚，耳朵疼。
9点差一刻，商店还没开门，我突然听见后面有人叫我，还讲俄语，我回头一看，是娜佳。
她敞着大衣，侧弯着腰，一只手拉着手拉车的把手，手拉车上拖着一个大麻袋；另一只手朝我挥手，手臂上还挎着一个小巧的女士手提包，正呼唤我帮忙。我赶紧跑上前去，一把接过了她手里的手拉车。
当时，莫斯科流行一种个人便携的两轮小车，叫“基列什卡”，类似现在常见的带轮子的行李箱子一样，其实就是一个有伸缩拉杆的铁架子车，很轻巧。
这种小车方便实用，能拉很重的东西，莫斯科女人出门时常带上一个，一见有紧缺的东西卖就排大队。那时，莫斯科的商店门口排大队，大街上的俄罗斯女人身后拉着一车东西，这在苏联时代的莫斯科是一道蔚为壮观的人文风景。
娜佳刚从商场的侧门里出来，我问她：“你买的什么？”
“砂糖，”娜嘉喘着粗气答道，“昨天刚到货，我们内部就都分了。”
麻袋上印的是50公斤的字样，我大吃一惊。
我问她：“你买这么多砂糖干吗？”
“留着吃。鬼知道明天什么样子！”娜佳很干脆。
“我的大衣呢？”我问。
“没货。前天到了一批，头儿们都分了。”娜佳很明确。
“他们也用不了那么多啊。”我有点急。
“全都倒腾到斯摩棱斯克去了，那里能挣钱，我们都没份。”娜佳说。
我第一次见到有人一次买50公斤砂糖留着自己吃。俄罗斯人爱吃糖，我见过俄罗斯人吃糖，一小杯咖啡放三调羹砂糖，基本是喝咖啡糖浆，一天不少于两次，这还不算吃巧克力、果酱、点心等甜食在内，要不，俄罗斯人怎么大胖子多呢？娜佳说她是“咖啡尼斯特卡”（咖啡上瘾者），她也是一个大块头，但是，她也没必要一次买50公斤糖啊。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我一个人拉着装有50公斤砂糖的小车在前面走着，装得很绅士的样子，其实我心里特沮丧；娜佳在我后面跟着，头上戴着皮帽子，脚下的皮靴子“嘎嘎”地响。过街，下地铁，上地铁，再过街，上电梯，下电梯，到进她家的时候，我一点冬天的感觉都没有了。
那天，我特失望。
我要找的就是娜佳，她是我的铁关系。
她是我的朋友科斯佳的妻子，是“莫斯科”商场的一个会计，30多岁，热心肠，精明能干且神通广大。几天前，我为大衣的事给她打过电话，她也答应了，我是按约定的时间去的，结果，我起了一个大早，冻了个半死，连商场的大门都没进，就被她的50公斤砂糖给拖到她家里去了，她的砂糖是到家了，可我的大衣算是没戏了。
我跟娜佳的丈夫科斯佳是朋友，最初，我们的交情就是通过一次中国之行建立起来的。科斯佳是苏联团中央所属“卫星”旅行社的一个经理，跟中国有合作关系，我刚去莫斯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特牛，一张苏联官员典型的面具脸，眼神里透着深藏的冷漠和轻蔑。会见完了，他的秘书还对我说，以后见他要预约，谈话要预定议题，会见时间有限制。
第一次见了科斯佳之后，我才亲身感受到什么叫“官”，以前见的官都不算。那时的苏联，凡是一个官，就不是一般人，办公室的外屋都坐一个女秘书，专门负责挡驾、接电话、安排见面等。
苏联官员是很典型的官员，也是社会中最有特权的社会阶层，与常人不一样。
头次见面，科斯佳就要我免费安排他们到中国去玩一趟，我当场就答应了。于是，我亲自陪科斯佳夫妇到中国北京、上海、深圳转了一大圈，实行三包外加零花钱，他们满载而归。回到莫斯科，科斯佳的脸就变了，说：“非常的好！”也会笑了，也不用通过秘书预约见面了，还请我上他家去做客。
俄罗斯人重交情，你对他好，他对你也好，来往多了，我们就成好朋友了。
有一次，国内来了一个重要的代表团，临走前要买礼品，市面上买不到，我告诉了科斯佳，科斯佳立即给娜佳打了一个电话，结果，我一下子从“莫斯科”商场买出20多件大衣和20多块苏联手表，这在当时商品紧缺的莫斯科就算是很野的路子了，也算很铁的关系了。当然，人家也不是白帮忙，货款之外的钱也是不能少的，他们叫“福下特卡”（过手钱）。
一年前，我刚去莫斯科的时候，看见人家莫斯科人一个个体体面面的，特庄重，办事特规矩，觉得人家素质特高。通过实践，我才深深体会到，那都是装的，表面现象，虽不敢说人人都是装的，但在社会深层推动人们运转的动力还是关系和人情，中国那套人情关系的概念在那里完全通用。其实，苏联也是个人情社会，一切都要有路子、走关系，没有关系寸步难行。
我一到莫斯科就懂了这个规则，所以，我一直都在铺路子，没想到，这么铁的关系，到关键的时刻居然落空了。
二、那天中午
娜佳请我喝咖啡，有点饼干、点心之类，就算午饭了。
娜佳的家是一个三间一套的单元，那是赫鲁晓夫时期盖的简易楼，居家比较低，房间也不大。我第一次去她家的时候，娜佳就教过我：“这种房子叫‘赫鲁晓吧’，记住，是专有名词，第一个字母要大写。”娜佳经常教我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俄语特殊用法。
我开口就跟娜佳明说了：我还要给我老婆买一件呢子大衣，求她帮忙，要质量好的，颜色、款式等都请她做主，这非常重要，我过了新年就要回国了。
娜佳问：“你买那么多大衣干什么？”
我忙做解释，我买的大衣都被我的朋友拿走了，我老婆一件没收到。
1991年，我已经托娜佳买了好几件呢子大衣了，光我自己就买了3件，都是给老婆的，都是莫斯科名牌“布尔什维奇卡”，都是通过娜佳，她也费了不少劲。
夏天的时候，国内来了一个代表团，其中有我的一个哥们了，那是一个苏联发烧友，关于苏联的歌曲、文学、戏剧、政治、军事、历史等一切，没有他不喜欢的，没有他不懂的。
他在街上没买到礼品，就跑到我的房间里找，把所有能作为礼品的东西全部都搜罗去了，包括我买到的3件大衣，说帮我带回国去。我当时也有心想让他帮我把大衣带回国去，因为那时候，苏联海关对中国人特严，好像中国人要把苏联的全部大衣都扛回中国去不给钱似的，查到了就扣押。当然，海关对代表团要客气些。于是，我就把大衣都给那哥们儿了，他非常高兴，一再感谢，临走，把一大摞子卢布往桌上一拍，扔下一句话：“谢了啊！”就把大衣全拿走了。
后来，我兴奋地给老婆去电话说，大衣托哥们儿带回去了，老婆说，没收到。
再后来，我那哥们儿来电话说，他把大衣送他老婆和亲戚朋友了，算是他买了我的大衣，手续费已付：“你在莫斯科连一件大衣都买不到？笑话！”我真是有苦难言。
我对娜佳说，我只有她这一条路子，眼看行期在即，只有再求她多多帮忙了，这次是非买到不可。我在莫斯科一年多，连给老婆的一件大衣都买不到，这不是笑话吗？空手回去不好向老婆交代云云。
娜佳听了直笑，说：“男人给妻子送礼物，应该！我给你想办法。”
娜佳还表扬我：“你们中国男人懂得给妻子买大衣，哈拉说（好）！比俄罗斯男人强多了，俄罗斯男人就知道谈政治。什么政治？就是搞阴谋，争夺权利，他们就知道造导弹飞机，天天辩论，开会……男人最爱伏特加，说空话……他们根本不懂生活，他们根本不管女人的生活，结果，把商品都搞没了，要不，我能一下子买了50公斤砂糖吗？这种日子太不可思议了。”
娜佳很同情我，说：“这么冷的天，你一个大男人就别乱跑了，跑也没用，现在商店里没有大衣，我给你想办法。”
我当场给娜佳拍下4 000卢布现金，就回去了。
那时，商店里的呢子大衣标价不到1 000卢布，实际交易价格约2 500卢布一件，当时大衣无货，且物价飞涨，我给的这个数不算多，也不算少。
下午2点左右，我离开娜佳的家，在街上瞎转悠，买了一本大画册《克里姆林宫宫藏文物》留做纪念。坐在地铁上，我在画册的扉页上写下当天的日记：“早想买此画册，惜钱未成。现在莫斯科商品短缺，物价飞涨，此画册标价已近千卢布，还在涨，眼看想买也买不起了，才下决心买，此书480卢布。按此时黑市美元与卢布的比价：1比80，约6美元，合36元人民币。不便宜，但值。购于莫斯科加里宁地铁站书亭，1991年1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