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那天晚上
我回到屋里，6点多的时候，我吃了晚饭，然后照例看电视。
电视上第一个出场的照例还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我对他没有什么坏印象，他出场总是很体面，举止温文尔雅，说话也很好听，就是觉得这个人有点肉，不酷。
我已经记不清他当时讲话的具体内容了，印象中他那天演讲时的精神不佳，显得有些烦躁，最后还把发言稿往桌上一扔，脸上怒气难耐，这恐怕是他唯一一次在公众面前沉不住气。现从他的回忆录《真相与自白》中抄录他那天讲话的几段，题目是《告苏联公民书》：
“亲爱的同胞们：
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的情况，我终止自己以苏联总统身份进行的活动。我作出这个决定，是出于原则性的考虑。
我坚决主张各族人民的独立自主，主张各共和国拥有主权，但同时又主张维护联盟国家和国家的完整性。
事情已沿着另外一条道路发展下去。主张国家肢解、国家分离的路线占了上风，这是我无法同意的。
我这是最后一次以总统的身份在大家面前发表演说。
命运已经作了这样的安排，就在我当上国家元首之时就已经很清楚：国家情况不妙。我们什么都多：土地、石油、天然气，其他资源；智慧和才能也都不错。我们的生活却比发达国家差得多，越来越落在他们后面。
原因已经清晰可见：社会在官僚命令体制的束缚下几近窒息。它注定要为意识形态服务，注定要承受军备竞赛的重负，已经筋疲力尽了。
所有局部的改革均先后以失败告终。国家没有前途可言。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应当从根本上改变一切。
国家复兴和国际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过程，其复杂程度大大超过了原先的一切预料。
旧体制瓦解之时，新体制尚未开始运作，于是社会危机更加深重。
我离开自己的岗位时忧心忡忡，不过同时也抱有希望，我相信你们的智慧和精神力量。
也许很多错误是可以避免的，许多事情可以办得更好，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共同努力迟早会结出果实，我们各族人民迟早会生活在一个繁荣而民主的社会里。
祝大家万事如意。”
俄罗斯的苏联纪年就这样结束了，不满69个周年，还差5天。
其实，那年“八月政变”以后，莫斯科就给人一种要散摊子的感觉，以往莫斯科的夏天是很平静的，夏季一到，莫斯科人就不怎么干事了，都去别墅度假，秋后回城再忙着购物，准备过冬。那年特别，八月莫斯科的气氛还挺热闹，莫斯科的政治故事特别多，电视、报刊上都是各加盟共和国分田分地正忙的消息，男人惶惶，女人也惶惶，昔日莫斯科夏日那种悠闲、浪漫、安逸的感觉荡然无存，谁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
那晚，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说总统不当了，苏联结束了，人们的感觉既自然又突然，自然的是“分与合”的故事讲了好几年了，终于有了一个结论：“合”的故事没讲成，“分”故事讲成了，各家决定自己过了；突然的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就散了，就在那年、那月、那天的晚上：1991年12月25日。
我给科斯佳打电话，他说正喝酒呢，没看电视，那都是政治家们胡说呢。
在我看来，他们的日子过得还不错，比我们强多了，也不觉得有什么要塌天的事，但老百姓就是不满意，尤其是女人不满意，牢骚满腹，总感觉他们国家的条件那么好，但是日子过得不如西方国家。
那时，莫斯科的老百姓对政治家们的演说已经没兴趣了，说什么也不信了。
我想起一句中国老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苏联解体，有点这个意思。
9点的时候，我一个人出门了，想去红场看看，那时，治安还比较好。
地铁上人不多，乘客或看书看报，或打盹，车厢里安安静静的，和往常一样。我在“马克思大街”地铁站下了车，钻出地面。
冬夜的红场上冷冷清清的，只有广场上磨亮的石头地面泛着灯光反射的亮光，有点晃眼。我记得那天天气预报的最低温度是零下14度，没有下雪，红场游人无几，有几个扛摄像机的人在晃动，像是记者。
从红场上看去，克里姆林宫的上空只剩下一面旗帜，是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插在原苏联最高苏维埃办公楼的深绿色圆顶上，原来，那里插的是一面苏联国旗。
克里姆林宫是典型俄罗斯风格的建筑：古老的白色教堂，像蒜头一样的圆形金顶，金顶上有十字架，十字架的下方还挂着一个月亮，暗红色的城墙把城堡紧紧围住。那夜的克里姆林宫和红场，都没什么特殊之处，还是以往冬夜的样子，显得孤独、神秘、深邃，像是一个昔日辉煌帝国远去的背影。
回去的路上，我在地铁站旁的一个小书亭里找新年年历，看到有1992年的新年历卡片，叫“1992年东正教年历”，正面印有基督圣诞、基督受难等宗教画，40戈比一张，我以前没见过这种东正教的年历，就挑着买了几张。
我仔细一看才知道，俄罗斯在文化上一直是东正教的故事，东正教从希腊传入俄罗斯800年了，俄罗斯有自己的东正教纪年方法和精神传统，69年的苏联只有其中的一页。虽说东正教也算基督教的文化范畴，但与西方的基督教纪年方法不同，西方基督教的圣诞日是12月25日，而俄罗斯东正教的基督圣诞日是1月7日，同是基督圣诞，怎么还不同日呢？看来，俄罗斯与欧洲在文化传统上不一伙。
在世界历史的长卷中，俄罗斯在文化上算是其中很独特的一章，过去的故事虽是奇光异彩，但也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大故事，俄罗斯偏居欧洲一隅，它在欧洲各国中一直算是落伍者。只是到了20世纪初，俄罗斯爆发了一场革命，然后成立了苏联，于是，关于苏联的故事就讲大了，震惊了世界。苏联的故事讲了一个世纪，成了世界的大腕，讲得全世界都头晕目眩。69年过去，就在那一夜，这个故事讲完了，别人都走了，就剩下俄罗斯，俄罗斯历史上的苏联一页被很平静地翻过去了，像梦一样结束了。
12月26日下午，娜佳来电话说，莫斯科没有大衣了，外地都不往莫斯科发货了。新年后她要去里加看她母亲和妹妹，她妹妹就在里加的服装厂工作，那里应该可以买到，但需要时间，她问我什么时候离开莫斯科？
我告诉她，过了1992年新年，1月的第二周或第三周就走，她说，那来得及。
她还说，她和科斯佳邀请我去她家过新年，我答应了。
四、新俄罗斯的第一个新年夜
1992年新年的前夜，我是在娜佳家里过的，还有他们的几位亲戚和朋友。新年在俄罗斯算大节，每家都要狠狠地热闹一番。
那夜，是69年后俄罗斯复出的第一个新年纪年，记不清当时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
我记得那晚有虾，有好几大盘子，当时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虾，还有格鲁吉亚的柠檬伏特加，颜色是绿色透明的，科斯佳说，这都是娜佳通过什么路子搞来的。
俄人吃虾很简单，把冻虾用开水一煮，虾的颜色变红了，就捞出来装盘上桌，然后用手剥着吃，沾点盐。虾在当时的莫斯科是罕见的高档食品，大家兴奋异常。
我还记得科斯佳学着当时很红的亚美尼亚籍幽默演员彼得罗相说笑话：“卖虾啦，卖虾啦，今天的虾15个卢布1公斤，很大，很贵；5个卢布1公斤的也有，但那是昨天，但很小；今天的虾很大，但15个卢布1公斤……”这是当时很著名的幽默段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还记得那晚的第一杯酒，科斯佳说了一个挺新鲜的祝酒词：Выпьемзато，чтобыунасвс？былоинамзаэтоничегонебыло。
俄罗斯的祝酒词是最传神的俄语，我翻不了，我到现在也掐不准这段祝酒词的准确含义：究竟是为了祈求未来能顺顺当当地得到一切而干杯呢？还是为了再别过过去那种瞎折腾的日子而干杯？
我还记得那晚，大家谁也没有刻意去讨论关于苏联解体的话题，说到这个话题，大家感觉就像说一个老人死了，他自己折腾了好几十年，最后生命垂危。抢救也抢救了，他自己没有生命力了，心肺功能都衰竭了，就死了，既不是被外人打死的，也不是突然意外死亡的，既没有由此发生大规模流血，也没有因此而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就那么死了。
当初朝气蓬勃、万古长青的故事，最后戛然而止，他们的遗憾和惋惜总是有的，说不清，也不愿说了，已经死了，再说什么还有什么用呢？反正后面的日子还得过，反正谁的日子谁操心。
俄罗斯人有神兮兮的一面，说起苏联就像解梦一样，梦总是很缥缈神奇的，总是不太现实的，梦，能说得清楚吗？
只有娜佳说了一句：“我妈妈和妹妹都成了外国人了，像做梦一样，哈哈！”猛然间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她感到很诧异和惊奇。娜佳的妈妈和妹妹是俄罗斯人，住在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此刻，拉脱维亚已经是一个新的独立国家了，她的母亲和妹妹自然就成了外国人了。
我记得最后，大家都喝多了，科斯佳与娜佳吵了起来，为的是娜佳要下海做生意，科斯佳反对。
科斯佳与娜佳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板着脸，双方都用食指指着对方的鼻子，不断地重复：“我是首长，你就是傻瓜；你是首长，我就是傻瓜”，互不相让，大家都劝他们别吵了，怎么劝也不行。
我现在想起那天他们吵架的样子还好笑，科斯佳早就教过我这个在苏联时期很流行的段子，他告诉我，首长与傻瓜的关系就是苏联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把这个段子学会了，就知道苏联是怎么回事了，在莫斯科办事也方便了，你的心情就舒畅了。我没想到他们会把这种人物关系也用到夫妻之间，显得格外滑稽可笑。
娜佳不理科斯佳了，她举着酒杯，来回与每个人碰杯，挨个诉说自己的苦衷。
娜佳说，她对“莫斯科”商场的工作一点都不感兴趣了，没有商品的商场就像墓地一样，她不会再干了。女人要掌握女人自己的命运。娜佳要自己干，她要去里加进服装，带到莫斯科来卖。
娜佳第一个走到我身后，伸过酒杯和我碰杯，说，为了女人干杯！为了大衣干杯！女人就是喜欢漂亮的服装啊，她加了一句。
娜佳说，德国人、芬兰人都比俄罗斯人过得好，为什么俄罗斯人要过得比他们差呢？
娜佳说，女人就是关心吃的、穿的、孩子，还有大衣，还有房子，这就是生活；她埋怨俄罗斯的男人，说他们喜欢政治，搞阴谋，追逐权利，造坦克大炮，就是不管生活，生活就是因为男人搞坏的。
娜佳举着酒杯，冲着在座的所有男人，一本正经地说，男人的理想是政治，女人的理想是生活，男人根本不懂生活。
她说，她就是喜欢钱（她用手指头作出数钱的样子，对科斯佳作出挑战的姿态），她不喜欢卢布，她喜欢美元和马克，为了钱干杯！她想穿漂亮的衣服和鞋，还有漂亮的内衣（她抬起两手在自己胸前比画着），为了漂亮的内衣干杯！她想买一辆BMW汽车周末去别墅（她伸长脖子，作出驾车时那种得意的样子），为了BMW干杯！她要别墅，要在院子里装一个桑拿屋，请朋友们洗桑拿，为了别墅和桑拿干杯！她想送她的儿子去法国念书，那里气候温和，他儿子就不发烧了，她说了一句法语：为了法兰西干杯！她想去意大利度假，在海边晒太阳，去剧院听歌剧（她举着酒杯，说为了意大利干杯，自己一饮而尽，然后倒在沙发上）；她说，在莫斯科什么都买不到，天天为购物发愁，这让女人可怎么活啊？（娜佳伤心地哭起来了，哭得特别伤心），她说，她永远也不想再过那种天天排队、天天为买东西发愁的日子了，永远永远（她面对着天花板大声说）！上帝保佑！
一会儿，她坐起来，走到我的身后，双手搭在我的肩上，趴在我耳边对我说，她一定想办法帮我买大衣，女人要帮助女人。
她告诉我，她特别喜欢貂皮大衣，穿着多高贵啊，她早就买了一件，8年了，一直挂在家里，就是不敢穿出去。我说，你既然不敢穿出去又何必要买呢？她抱怨道：“你们男人就是不懂女人！我就是喜欢！”
娜佳问我，中国为什么不让女人穿裙子？我说，没有不让啊，中国女人习惯穿裤子。她又哭起来了，哇哇地哭，怎么劝也劝不住，最后她说，要女人穿裤子，那还是女人吗？上帝啊，救救女人吧！
俄罗斯女人是很时尚的，什么新潮，她们就追求什么，她们总有自己的梦。
俄罗斯女人也是很现实的，光是空话不见实惠，她们就会歇斯底里。
没见过俄罗斯女人喝酒，就算根本没见过俄罗斯的真面目，其实，那才是她们最真实的一面。
在公共场合，俄罗斯女人通常声明自己不喝酒，而且抱怨男人喝酒，其实，那是在装，你想嘛，没有喝酒的女人，怎么会孕育出那么酷爱喝酒的俄罗斯男人呢？
俄罗斯女人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面孔：她们通常给人们展示出特别高贵的一面，这是在正式的场合，她们艳丽、矜持、端庄、优雅，举杯也只是女性优雅的点缀；那时的俄罗斯女人，每一个举止言谈都是艺术，话题里自然也少不了对男人喝酒的抱怨，但抱怨也是很得体的，那时，她们只是男人的陪衬。
但在私人聚会的欢乐场合，她们焕然一新，个性舒展，奇光异彩，不装，不矫情，特本色，这是俄罗斯女人性格中最真实的一面。酒菜一齐，她们往往是先把自己灌醉了再说，然后，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时候，她们是主角，根本不把男人放在眼里，俄罗斯女人这时的感觉，就是沙皇。
俄罗斯女人喜欢喝那种很甜很甜的红葡萄酒。娜佳说，她不喜欢喝酒，但非常喜欢红葡萄酒的玫瑰色，那是女人的颜色，于是就喝了；娜佳说，她喜欢那种飞起来的感觉，喝了，就有那种飞起来的感觉，那种感觉太美妙了！我问她，那是什么感觉？她说：女人在天上飞，世界是女人的，男人都在地上，都是傻瓜。
科斯佳坐在我旁边，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斜眼看着娜佳，说：“她的天灵盖飞走了，她想当首长，我可不想当傻瓜，女人才是傻瓜。我需要伏特加，有工作就够了……还有女秘书。”他向我挤挤眼。
五、大衣买到了
过了新年，娜佳就去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了，没两天，她就从里加给我来电话说，大衣买到了，很漂亮，我妻子一定满意，她问我哪天走。
我告诉娜佳我离开莫斯科的时间：1992年1月第二周的周二，4次国际列车，莫斯科—北京，8号车厢，开车时间是23点50分，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
娜佳说，她一定会把大衣带回莫斯科的，叫我放心，等着她。
离开莫斯科那天，我在屋里等了整整一天，既没见人，也没有电话。我给科斯佳打电话，家里没人接。晚上，我绝望了，就自己去了车站，直到列车启动了，娜佳也没有出现。
列车刚刚开动，他们就出现了，我亲眼看见娜佳和科斯佳在站台上追列车，他们敞着大衣，戴着棉帽，沿着站台奋力地跑着，嘴里大口喘着白气。科斯佳手里提着一个大塑料兜，我认定，那个塑料兜里肯定是娜佳给我老婆买的那件大衣，是从里加带回莫斯科来的。
快到月台尽头的时候，他们缓步停了下来了，娜佳和科斯佳双双举着手里的帽子向我挥动，急切而无奈的样子，我一直在窗口注视着他们，向他们挥手，直到他们俩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我呆呆地望着窗外，窗外漆黑一片，娜佳和科斯佳奔跑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我当时有点伤感，我不是为了那件大衣。
我真没有想到，关于一件大衣的故事会是这么一个令人尴尬而无奈的结局，而且是在伟大的莫斯科。不就是一件大衣吗？多大点事呢？就这么难，就是没成。
我非常感激娜佳和科斯佳，他们是真诚的，他们尽力了，虽然那件大衣我最终也没有拿到手。
我觉得很无奈，我去了一年多的莫斯科，连一件大衣都没买回来，我无法向老婆解释，我向她解释事实上的苏联与她想象中的苏联有种种不同的时候，她根本不会相信。
我有些失望，在我没有去苏联之前，苏联一直是我理想的明天，那里的一切都是最完美的。苏联在我心中的那种神圣和完美的地位绝不亚于穆斯林心中的麦加，但事实上，苏联与经典著作上的描述不一样。
我原来以为，商品短缺只是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故事，没想到，这居然也是苏联的故事，居然还是关于一件大衣的故事。
我在火车上时就想到了那些北京的热心朋友们会问我什么，经过5夜6天的反复思考，最后我下定决心：不管他们问什么，打死也不说，因为，我别无选择。
我根本就回答不了这么复杂的、关于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会解体的政治大问题，以及由此在政治、经济、军事、战略、历史、文化、民族、世界等N个方面的特别敏感而跟我个人完全扯不上的种种原因。
6天后，我回到了北京，朋友们特热情，像接待外星人一样，把面包车开到北京站的月台上去了。很多朋友问我：“莫斯科怎么样了？”都带着震惊、伤感、遗憾甚至是惊恐的神情，好像那边山崩地裂了一般，就剩下我一个人逃回来了。
老婆看我一脸倦容，见面也没提大衣的事，我主动告诉她，大衣没买到，莫斯科买大衣特困难，等等，她什么也不说，就跟没有这回事一样。
当天晚上，朋友们在饭店里给我接风，很热闹。
“为什么？这么强大的国家怎么突然间就解体了呢？”所有的朋友几乎都提这么同一个问题。我知道，他们是想害我，就算是开玩笑，这个国际玩笑也开大了，我不上当，我就是不回答这个问题，打死也不说，喝酒，打哈哈。
席间，大家热烈地讨论关于苏联为什么会解体的所有相关问题：市场与计划，导弹与黄油；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民主，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等等，大家情绪激昂，争论不休，愤怒、惋惜、遗憾、痛心……久久不愿散席。
我老婆急了，说：“苏联，还是超级大国，连一件呢子大衣都买不到，能不散吗？回家！”
于是，席就散了。
从那天以后，我和我的朋友们当着我老婆的面，再也不敢说关于苏联解体的事情了，再也不敢提大衣的事情了。
新俄罗斯15年了，每逢新年的时候，我都与科斯佳和娜佳通电话，向他们祝贺新年，去莫斯科的时候，我都要和他们见上一面，大家都非常高兴。他们现在过得不错。
天底下的事情都这样：谁都要活下去的，谁都希望活得更好；世界这么大，各有各的活法，为什么只能按一种活法呢？谁也别瞧不起谁，谁也别等着看别人的笑话，各是各的命。
关于那件苏联大衣的故事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了，那是我关于苏联的最后记忆。
每当朋友们一说起关于苏联解体的话题，我就想起那件我最终也没有到手的最后一件苏联大衣。
那是一件什么样的大衣呢？它是什么颜色？什么式样？什么牌子？我始终不知道，或许，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了。
六、关于娜佳的后来
2000年夏末，我又要去莫斯科，临走前，老婆说，不要大衣了，现在谁还穿大衣呀，地球都变暖了，要是有好看的外套还可以考虑，不要太贵的。
到了莫斯科，我几次打电话约科斯佳和娜佳见面，他们都说太忙，另约时间。
我陪着朋友在莫斯科转，商店里一水的欧洲进口货，什么都有了，就是贵，唯独难见俄罗斯自己的产品，莫斯科的名牌服装“布尔什维奇卡”没了，大衣也好，西装也好，都看不到了。
临离开莫斯科的前两天，科斯佳亲自来饭店看我。他说，他还在做旅游，他说，现在哪里叫旅游啊，就是倒腾商品，男人也喜欢干这事了，娜佳特忙，经常出国去波罗的海三国、波兰、德国进货。
他说，娜佳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商店，从国外进口服装，等等，什么挣钱就做什么。科斯佳转达了娜佳的邀请，请我去她的小商店看看，我答应了。
娜佳的商店就在她原来工作的“莫斯科”商场附近，是两间临街的铺面房，有60多平米的营业面积，里面干干净净的，服装档次不是很高，什么衣服都有。娜佳留着短发，穿着牛仔裤、圆领衫，腰上系一个腰包，比以前瘦了一些，显得很精干，也很自信，一看就是那种自己给自己打工的老板。
见我来了，娜佳很高兴，她说，那件在里加买的大衣她早就卖了，那天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挺遗憾的，晚了一步，是因为从里加回莫斯科的火车晚点了。拉脱维亚独立后，在边境上设了一个检查站，要检查护照，所以晚点了，她还抱怨说，以前去里加哪里还用检查护照呀。
我问娜佳，她买的那一麻袋糖吃完了吗？娜佳说，早就卖了，没想到后来糖会涨价，早知道，还应该多买几袋，她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娜佳跟我说，现在是什么大衣都有了，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就是要有钱。
她说，很多中国人在莫斯科做生意，她对中国生产的服装也很感兴趣，中国货进价低，但质量太差，尽蒙人。
娜佳热情地说：“你给你妻子挑一件大衣吧，算是我送给你妻子的。”
我挑了一件外套，黑色的，娜佳过来看了看，说，不错，英国名牌Burberr，你妻子一定高兴，说着就递给我一个纸提兜。我要付钱，她不要，我坚持，她最后还是收下了100美元。
我带回北京，送给了老婆，老婆试了一下，对着镜子照了照，很合适，当然也很高兴，还说，俄罗斯进步了，还可以买到Burberry。她问我多少钱，我说，100美元，老婆没说话。
第二天下班回家，老婆就翻脸了，把外套往我面前一扔，说：“假货！”然后，就不理我了，我怎么问，她就是不说。
我感觉特委屈：上次没买到大衣，那是苏联时期，费了那么大的劲没成，也不能算是我的错；这次买回来了，穿着好好的，怎么是假货呢？就算是假货，你也得说出个道道来吧，但她就是不说，打死也不说。
2004年夏，我又要去莫斯科，我说，衣服我可是不买了，还不够生气的，她接茬道，你根本不懂，别瞎花钱。
我到了莫斯科，又见到了娜佳和科斯佳。他们现在有两家商店，一家贸易公司，还是英国、法国几家名牌服装的代理商，科斯佳也离开旅行社了。他们的儿子在法国上学，已经3年了。
那天，他们开着BMWX5吉普车来饭店接我，请我去他们的新别墅做客，夫妇二人都穿着名牌休闲服，很悠闲自在的样子。我在他们的新别墅里住了一天。我注意到，院子里有一个新的桑拿屋，还有两条花斑狗。
那是莫斯科郊外夏日里最惬意的傍晚，别墅周围有树林、水塘、小河；院子里鲜花盛开，凉爽宜人，空气里洋溢着绿色植物的清香气味；夕阳的余晖透过树林打在别墅和院子里，星星点点的；绿阴下的白色桌椅，显得赏心悦目，幽雅惬意。我们坐在别墅的院子里，喝着德国的啤酒，吃着波兰的香肠，聊天，科斯佳还叫来了他的几位邻里。
照料朋友在自己的别墅里度假是娜佳最高兴的事情，娜佳穿得很漂亮，体面而优雅，她忙碌着，摆放餐具和食品，照料着客人，兴奋异常。
科斯佳很热情，爽快随意，像接待久别的兄弟一样，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科斯佳的那个样子。
科斯佳说：“女人就是喜欢在别墅里招待客人。”“当然，”娜佳很得意。
说起当年娜佳为我老婆买呢子大衣、追火车的故事，说到娜佳抢购了一麻袋砂糖的故事，大家哈哈大笑，娜佳听了，拿出不可一世的样子，大声说：“你们男人懂什么？就知道讲政治、争权利；就知道造飞机导弹；就爱伏特加；搞得买一件大衣都那么难，那叫什么生活？‘谁之罪’（一本著名的俄罗斯小说名）？都是你们男人的错。”
娜佳指着在座的所有男人说：“你们男人都是傻瓜，只有我们女人才是首长！”
所有在座的男人都面面相觑，继而哈哈大笑。
分别时，娜佳说送给我老婆一件外套作礼物，我一看：又是英国名牌Burberr，黑色的，里子和领子是浅色的条格花布，这是Burberry特有的花色。
回到北京，我把衣服往床上一放，就没再说什么。
秋天的时候，老婆穿着那件外套上班了，两天过去了，一周也过去了，一个月都过去了，她什么都没说。
我问她：“这次你怎么不说是假货了？不是还是那个英国名牌Burberry吗？”
老婆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右手从衣兜里往外一翻，说：“这还用问吗？”
我顺着她的手一看，右衣兜里缝着一块一寸见方的深兰色的商标布，正反两面明显的绣制着一个骑马的勇士和Burberry London的字样。
我把上次买的那件Burberry外套翻出来，两个兜都掏出来一看：什么都没有。
七、后记
2006年夏，我把这个故事给一位俄罗斯教授看了，他在中国讲学，懂中文。
我逗他：“苏联解体是因为俄罗斯男人吗？”
他肯定地说：“当然。”我愕然。
“为什么呢？”我问。
“男人不懂俄语。”俄罗斯教授说。
“怎么会？俄罗斯男人和女人不是都使用同一种俄语吗？”我非常诧异。
他解释说：“俄语不同于你们中文，你们中文是男女共同使用同一种语法和词汇，没有性别区别，而我们俄语分阳性和阴性。”
“在俄语中，男性与女性使用两套完全不同的语法系统，不论是语音、词汇、还是文字，都有严格的性别区分，界限分明：男人讲话取阳性，主谓宾都按阳性变格变位；女人说事取阴性，主谓宾皆按阴性变格变位；男人的俄语爱讲大事；女人的俄语爱讲小事；性别不同，语言也有别，所以，虽说是俄语，男人取阳性系统，女人用阴性系统，不兼容。”
我疑惑不解：“俄罗斯男人听不懂俄罗斯女人的话吗？怎么可能？”
“苏联这么多年，俄罗斯男人一直没听懂女人要什么，女人也不满男人的说辞，于是，苏联就解体了，俄罗斯男人不懂俄语。”他说。
我第一次听到关于苏联解体的故事还能这么讲：苏联解体与俄语分阴性与阳性有关系？俄罗斯男人居然不懂俄语？！
“忽悠吧，”我当场就取笑他，俄语中也有“忽悠”的同义词。
他正色道：“真事。不信？你去问俄罗斯女人，也包括俄罗斯男人。”
我肯定不信。
他是俄罗斯一位有名的教授、语言专家，听了他的这番话，我真替俄罗斯的男人悲哀，也替俄罗斯的学术界悲哀，关于苏联解体这么严肃重大的国家大事，居然说是因为男人与女人的语言矛盾，症结还是因为俄语分阴性与阳性……他还反问我，你们中文为什么不分性别呢？这挨的着吗？真是荒唐！
我一直想不通，俄罗斯的老祖宗当初造俄语的时候，为什么非要把俄语分成阳性和阴性呢？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吗？
最后他说，他有根据，毛泽东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千真万确的。“比如，本来头顶上就是一个天，男女各顶一半；男人死性，女人善变；男人想管天，女人想管地；男人管政治，女人管生活。女人高兴了，愿意顶着，那么天还在；要是女人不满意了，连买一件大衣都那么困难，于是就变脸了；女人说，这半边天我不顶了，结果，男人又没听懂，女人就不顶了，男人一个人还顶着，那能顶得住吗？于是，天不就塌了吗？”俄罗斯教授解释说。
原来如此。
走近俄罗斯文学大师
陈建华
遍访俄罗斯文学大师的故居，是我在近年来几次或长或短的赴俄访学前定下的目标之一。来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不久，我就开始抽空实施预定的计划。我多次远行，从繁华的都市到偏远的乡村，从浩荡千里的伏尔加河到风光旖旎的黑海之滨，从斯拉夫民族的发祥地到充满传奇色彩的哥萨克旧都……我盘桓在众多的文学和文化胜迹前，流连忘返。
普希金、莱蒙托夫、赫尔岑、果戈里、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蒲宁、安德烈耶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巴乌斯托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纳博科夫，等等，从隆冬到仲夏，我拜访过的故居有几十处之多。此外，诸如《现代人》杂志编辑部、新圣女公墓、波洛金诺古战场、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宪政广场等，也引起我浓厚的兴趣。各种感触纷至沓来，时时激动着我，这里录下几则小小的片断。
金秋，在米哈伊洛夫斯克
都说俄罗斯的秋天最美，都说米哈伊洛夫斯克是块圣地，于是心中就存有了某种企盼。10月金秋的一天，我踏着满地金色的落叶，走进了这个位于俄罗斯西部边陲的村落。
这块土地之所以能名闻遐迩，是因为它与普希金的名字相连。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诗人普希金是至高无上的，于是，与普希金相关的一切也就带上了神圣的色彩。
普希金的故居掩映在一片金黄色的彩霞之中。门前那棵已有200多年历史的槭树足有几层楼高，撑开的树冠浮现在周边一大片橡树的金叶之上，宛如一支巨大的暗红色的火炬。故居是一座木头的平房，外墙刷得雪白，正面两侧各被一团鲜艳的红叶缠绕。一位非常尽职的解说员引导我走过了屋内的几个房间：前厅、保姆房、父母卧室、客房、餐厅和普希金的书房。故居不是很大，陈设也比较简朴，多为当年的一些家具。我特别注意了普希金的书房：高大的蓝花瓷壁炉、镶有铜柄的沙发、折痕累累的皮椅、几架书橱，书桌上还散放着普希金用过的书籍和手稿。书房虽比诗人在圣彼得堡莫伊卡河畔的那个要小，但也颇为温馨。
1817年夏天，从皇村学校毕业后，年轻的普希金第一次来到这里，俄罗斯乡村的迷人风光令他陶醉，他留下了《乡村》等优美诗篇。此后，他常来此地，不管心境如何，每每在此萌生诗的灵感。特别是在1824年8月至1826年9月，普希金在这里度过了两年多的岁月。虽然那是因他不羁的思想而被沙皇软禁于此，十分孤独，但是青春的热血和喷涌的才思，又使他在这里感受到了生命的多彩，收获了如火的篇章。乡间的生活、农民的歌声、奶妈的故事，让他如痴如醉，“多么美妙啊！每一首都是叙事诗”。友人的造访、情爱的激荡、灵感的闪现，让他的笔下流淌出《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诸多不朽的抒情诗篇，以及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三至六章、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叙事诗《努林伯爵》等长篇杰作，普希金的诗才在这里走向成熟。
米哈伊洛夫斯克的秋景是迷人的，到处是盛开的鲜花、满地的金叶、清澈的流水、别致的小桥，以及被高大的乔木掩映的农舍。而与它相邻的三山村，同样有着引人入胜的景色，田野、森林、湖泊……宛如世外桃源。离开故居不远处还有一大片苹果园，成熟的果子飘散着醉人的清香。诗人最后也安息在这块土地上。如今，白色的方尖碑在黄绿相间的叶海映衬下显得格外庄严肃穆。
夜宿托尔斯泰庄园
离图拉市不远的雅斯纳亚·波良纳是我心仪已久的地方，尽管此前我已拜访过莫斯科的托尔斯泰故居，还到了远在鞑靼共和国首府的托尔斯泰当年就学的喀山大学。
5月，一个美好的春日，我走进了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托尔斯泰庄园。庄园保存完好，白色的岗楼、清澈的池塘、碧绿的牧场、广袤的田野，以及点缀其间的小楼与农舍，这里的一切让人陶醉。我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依次参观了庄园中的一些重要的纪念地，特别是作家曾经居住和创作的场所，颇多感触。参观结束后，我向博物馆赠送了我写的关于托尔斯泰的书，馆方热情邀我在这里住下，并允诺明天在开馆前陪同我参观一些不向一般游客开放的场所。
傍晚，在游客散尽之后，我再次来到托尔斯泰的墓前。那是一块异常简朴的墓地，稍稍隆起的墓冢上绿草如茵，夕阳透过扶疏的林木洒下一层金色的光辉。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与其相伴的是人们终年不断献上的鲜花，是紧紧护卫着它的几株高大的橡树和莽苍的森林，还有那传说中的象征人类幸福的神圣的小绿棒（1）。那一夜，我枕着托尔斯泰庄园的林涛，睡得很香。次日清晨，我尽情地漫步于空旷的托尔斯泰庄园，没有刻意去找什么目标，只是静静地走走，随意看看庄园中的房舍、果园、马厩和原野，再深深地吸几口清新的空气，内心感到充实和满足。离开雅斯纳亚·波良纳前，我买了一尊不大的托尔斯泰铸铁胸像，如今它就放在我的书桌上，并常常将我带回那段难忘的日子。
通向莱蒙托夫家的小径
我从车水马龙的新阿尔巴特街拐入一条僻静的小路，小马尔恰诺夫卡街2号有莱蒙托夫的故居博物馆。
一个不大的院落，种着两棵高大的树木和一些低矮的花草。春日和煦的阳光下，一条卵石铺就的小径诗意地通向莱蒙托夫的故居。这是一栋19世纪莫斯科很典型的带阁楼的木头平房，约七八个房间。客厅里放着一架钢琴，两侧墙上挂着3幅肖像画，一边是外祖母和母亲，一边是年幼的莱蒙托夫。顺着不宽的楼梯走进莱蒙托夫的房间，可以看到诗人当年的一些生活场景。书橱和书桌非常别致。书桌临窗，不大但有二层，上面放着诗人的手稿和普希金的像。书橱里则摆满了莱蒙托夫当年用过的多种语言的书籍。莱蒙托夫因在莫斯科大学求学而在这里住了3年，创作了200多首抒情诗、17首叙事诗、3部戏剧和11篇随笔，这些作品占他全部创作的一半以上。莱蒙托夫后来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要找这样合适的故居纪念地已经不太容易了。
当我走出莱蒙托夫的家，再次踏上那条卵石小径时，不由得为这路、这树、这屋庆幸起来，因为近在咫尺就是高楼鳞次栉比的新阿尔巴特街，那可是莫斯科最现代化的大街啊。如果当年规划师的红笔不稍稍偏离一些，那么这条洒满阳光的诗意小径早已变成水泥的通衢大道了。这也许就是一种文化的大视野，正是这样的视野给了千千万万热爱莱蒙托夫和热爱俄罗斯文化的人们以由衷的欣慰。
焚烧过手稿的壁炉
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尼基塔林阴街有一座带拱廊和阳台的后古典主义建筑，在这座楼房底楼右侧的两个房间里，果戈理度过了人生最后4年的岁月。
两个房间陈设简单，里间是果戈理的书房兼卧室。进门靠墙处放着衣橱，紧挨着的是两把椅子和一张小方桌。正面右边是一张斜面的高脚书桌，桌面中央铺着绿色的呢子，竖着或横着放着几本书。与书桌并排的是一个不大的书橱。左侧铺着一块地毯，上面有一张沙发，几把椅子和一张低书桌。据说果戈理改稿时或者接待比较亲密的朋友时喜欢坐在这里。与沙发紧邻的是一张床，用屏风遮挡着。外间被作家用来作客厅，靠墙放着沙发和茶几。1851年深秋，果戈理还在这里为朋友朗诵过他的《钦差大臣》。墙角有个样式简洁的壁炉，外圈为白色大理石，内圈为铁炉架。我曾静静地坐在壁炉前，听管理员为我讲述发生在一个半世纪前的一幕。1852年2月12日凌晨3点，一个寒冷的冬夜，疾病缠身的果戈理唤醒了小男仆谢缅，让他轻轻打开炉子的烟囱，然后亲手焚毁了耗尽心血完成的《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9天以后，果戈理去世。
果戈理为什么焚稿？后人有不少猜测或解说。当我步出果戈理的故居，见到院子中那尊高大的雕像时，果戈理那略带嘲讽而又洞穿一切的目光似乎让我更多地理解了果戈理，理解了晚年的果戈理的矛盾和痛苦。作家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借助这些独特的心灵史，人们完全可以走近一个真实的果戈理。
顿河晨曦
入夜，我从南俄的罗斯托夫市上了夜行的大客车，凌晨抵达肖洛霍夫家乡维申斯卡——一个偏僻的哥萨克村镇。早春，乍暖还寒的时季，晨风吹来带着几分寒意。我在一名晨钓的农人引领下，径直朝顿河走去。展现在我眼前的顿河被淡淡的轻雾笼罩，绕过一个杂树丛生的河湾，静静地流淌着。四周是那么的宁静，只有几声狗吠从陡峭的坡顶处传来。旭日从村舍的烟囱和屋脊间探出头来，晨光为河边沾满露水的草地抹上了一道橙红的色彩。我沿着小路向前走去。河岸的高地上出现了一组铜雕，远远的就可辨认出骑在马上的葛利高里和挑着水桶的阿克西尼娅。走近了，站在栩栩如生的雕像前向顿河眺望，《静静的顿河》中波澜壮阔的场景立时涌现。离雕像不远处就是肖洛霍夫的故居和安息地。我伫立在顿河河畔，久久不愿离去。
这一天，我与肖洛霍夫的女儿作了愉快的交谈，参观了作家的故居，徘徊于简朴而洁净的维申斯卡街道，还应当地居民之邀泛舟顿河……但晨间所感受到的那一幕似乎更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带着水汽，带着遐思，带着春天的芳香……
明亮的林中空地
——托尔斯泰庄园观感
刘文飞
列夫·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纳亚·波里亚纳”（ЯснаяПоляна），其俄文名称的直译即为“明亮的林中空地”。一个多么诗意、多么诱惑的名称：幽静的森林中一方洒满着阳光的去处。
我多次拜访过这座庄园，在不同的年份以不同的身份，从十几年前的托尔斯泰爱好者到如今的俄罗斯文学职业研究者；在不同的季节，闻过入口右侧那片苹果林的花香，也曾听到厚厚的积雪在脚下发出的清脆声响。但每一次，我的心情和感受却大体相同，都像是一个徘徊在文学圣殿里的朝觐者。
其实，雅斯纳亚·波里亚纳早在托尔斯泰生前就已成为朝圣之地。早年，从庄园旁经过的那条通往基辅的大道上，曾有无数的香客行走其上，他们在庄园旁歇脚时，常常会受到托尔斯泰的热情接待，香客们口口相传，很快就使雅斯纳亚·波里亚纳成了虔诚教徒心目中的一块福地；在托尔斯泰晚年，他思想的强大辐射力则使这座庄园成了真正的圣地，托尔斯泰被视为“俄国精神的主教”，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则被视为“俄国思想的麦加”，忠诚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和普通的文学爱好者，文化界的名流和托尔斯泰的亲朋好友，纯朴的俄国农民和猎奇的外国记者，川流不息地涌向这里，或在庄园里小住，或在庄园附近安营扎寨，希望得到托尔斯泰的某种“祝福”。1900年5月，当时还很年轻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拜访过此地之后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山谷左首两座蓊然树冠掩映下的小圆塔标志着一个古老废园的入口。雅斯纳亚·波里亚纳的陋屋就藏匿其中。我们在这座大门前下了车，像朝圣者一样轻轻地沿着幽静的林中小径而上……”托尔斯泰去世之后，这座托尔斯泰诞生、成长、写作和长眠的庄园，更成了全世界文学爱好者的向往之地。
从莫斯科乘火车南行4小时左右到达图拉城，再换乘汽车西行几十分钟，便可到达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庄园。庄园的门口有两个石砌圆柱，圆柱很粗，但是不高，被刷成了白色，上面还有一个草帽似的绿色铁皮顶，就像两位朴实、厚道的乡间守门人。
走进这座巨大的庄园，不禁让人心生感慨：也许，就是这样一个自由、独立的空间才使托尔斯泰彻底脱离世俗的困扰，而能专注于内心的反省和思想的探索，潜心于文学创作；但是反过来，一个主张消灭私有制的人却一直拥有如此奢侈的住所，并占有着家奴和仆人的劳动成果，这又始终是托尔斯泰精神痛苦的主要原因。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对于托尔斯泰来说，就是俄罗斯的自然，因为地处俄罗斯腹地的这座庄园，有着茂密的橡树林和白桦林，有着蜿蜒流淌、水波不兴的溪流，有着微微倾斜的、平坦得像毯子一样的牧场，从每一个角度看去，都可以看到一片典型的俄罗斯景致，都可以看到一幅列维坦的风景画。对于托尔斯泰来说，雅斯纳亚·波里亚纳还是俄罗斯历史的微缩，这座庄园是由托尔斯泰母亲的祖先创建的，托尔斯泰的母亲出身显赫，其祖先是彼得大帝的近臣，是第一批被封为贵族的俄国高官。后来，托尔斯泰的外祖父、曾任俄国驻柏林大使的沃尔康斯基公爵继承了这份遗产，在政治上失意之后专心经营这座庄园，如今庄园上的建筑设施大多是他留下来的。关于祖先们的神奇传说和故事似乎就散落在庄园的各个角落里，等待着托尔斯泰的拣拾，它们也分别以不同的面目步入了托尔斯泰的作品，比如，《战争与和平》中的老公爵鲍尔康斯基的形象，其原型就是托尔斯泰的外祖父沃尔康斯基，托尔斯泰似乎并不想掩饰这个形象的来源，只改动了他姓氏中的头一个字母。自然和历史的交融，家族和民族的相系，使得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庄园不啻是托尔斯泰心目中俄罗斯的化身。
走进大门，路的两旁各有一个小池塘，左边的叫“大池塘”，托尔斯泰一家夏日里在此垂钓，冬天在此滑冰，右边是“下池塘”。一座水闸连接着两个水位有些落差的池塘，据说这水闸是托尔斯泰亲手修建的。走过水闸，是一条缓缓上行的林阴道，一眼望不到尽头。这条被托尔斯泰称为“大街”的林阴道，两边密密地排列着两行高大的树木，给人一种既亲切又庄严的感觉。甬道结束在一幢两层白色楼房前，这里就是托尔斯泰的故居。
沿着一道狭窄的木楼梯走上二楼，首先来到的是托尔斯泰家的客厅。不算太大的客厅里摆放着一架钢琴，想起曾经看到过的那幅托尔斯泰和女儿亚历山德拉一起演奏钢琴的照片，便蓦然觉得这钢琴似乎还缠绕着几缕余音。客厅的墙壁上挂满了托尔斯泰的祖先和家庭成员的肖像画，画像下方是一张餐桌，让人怀疑的是，这张不大的餐桌如何能坐得下托尔斯泰那庞大的家庭，以及数不清的亲朋好友和慕名而来的客人。客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所谓的“严肃谈话之角”，它由一个小圆桌和几把椅子组成，在供待客、交际、就餐用的场所里辟出了一块思想交流和碰撞的角落，托尔斯泰大约是在有意用这个“思想之角”来替代俄国人家中常有的那种供奉圣像的“红角”。由客厅左转，来到向阳的3个房间，他们分别是托尔斯泰夫人的卧室、托尔斯泰的书房和托尔斯泰的卧室。托尔斯泰宽大却仍显拥挤的写字台上，一切都依原样放置，只加盖了一个大玻璃罩。托尔斯泰的床铺却又短又窄，甚至会让参观者担心，睡梦中的托尔斯泰一翻身就会掉下床来。卧室背后是托尔斯泰晚年的秘书布尔加科夫的办公间，相邻的房间是托尔斯泰的图书室，图书室中的十来个书柜里装满了世界各国的经典著作，其中就有汉语版的老庄著作。托尔斯泰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众人皆知，但我们却不大清楚，托尔斯泰当年是通过何种方式阅读这些中国经典的。
下到一层，走进几个光线显得很暗淡的房间。在托尔斯泰童年期间，他和3个哥哥、一个姐姐就生活在这些房间里，而其中那个被称为“拱顶房间”的屋子，就是托尔斯泰写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的地方。在写作最紧张的岁月里，托尔斯泰就躲在这间幽暗的小屋里勤奋写作，写好的手稿再被送到楼上，由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娅一遍又一遍地抄写。
走出故居，打量着这幢十分简朴、简朴得与庞大的庄园很不协调的房子，不由得会重温起托尔斯泰的家庭生活。托尔斯泰的童年是不幸的，他很早就成了孤儿，在他还不到两岁时母亲就病逝了，在他9岁的时候，父亲又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在图拉的大街上，他是在缺少父母之爱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成人的。对于母亲只有朦胧记忆的托尔斯泰，晚年时却在日记中一次又一次地写到母亲。他曾这样写道：“今天早晨走进花园，我像往常一样又回忆起了母亲，我对她的印象非常模糊，但她却一直是我的一个神圣的理想。”因此，我们可以想象，留有双亲生活遗迹的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对于早早成了孤儿的托尔斯泰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就扮演着父母的角色。然而，托尔斯泰的童年又是幸福的，他没有感受到一般孤儿那样的孤独和凄惨，这是因为，他的一个姑妈像母亲一样照看着他们5个孩子，而且，在家里年纪最小的托尔斯泰还得到了哥哥姐姐的关爱。他们年龄相差不大，成天在一起玩耍，十分和睦，他的大哥尼古拉对托尔斯泰更是关爱有加。在晚年写的一部回忆录中，托尔斯泰曾回忆，他们兄弟4人经常在一起玩“蚂蚁兄弟”的游戏，大家躲到桌椅底下或密林之中，紧紧地相互依偎，感受着兄弟间的温暖、亲情和集体的力量。因此，我们又可以说，雅斯纳亚·波里亚纳是托尔斯泰的摇篮，是他无忧、幸福的成长乐园。托尔斯泰13岁的时候，与哥哥姐姐们一起被姑妈领到喀山去上学，1847年，阔别故园6年之久的托尔斯泰自喀山大学退学，返回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并正式继承了这份遗产，成为庄园的主人。此后，除了跟随哥哥征战高加索等地、作为文坛新秀在彼得堡的逗留以及随后的游历欧洲、为使子女接受教育而迁居莫斯科的十几年之外，托尔斯泰一直生活在雅斯纳亚·波里亚纳，他82年的一生中有近60个春秋是在这里度过的。
离托尔斯泰故居约200米远的地方，坐落着庄园里的另一个主要建筑——“沃尔康斯基之屋”。这是一幢白色的欧式楼房，为托尔斯泰的外祖父所建，如今被辟为文学陈列馆，经常展出各种主题的托尔斯泰展览。我在这里遇到过一次题为“托尔斯泰与儿童”的专题展览，在展台上看到了托尔斯泰兄弟童年时的玩具和绘画习作，托尔斯泰为儿童编写的《识字课本》，托尔斯泰呼吁改革教育的论文，还幸运地听到了托尔斯泰的录音。一次，托尔斯泰邀请附近乡村小学的孩子们来庄园里做客，并对孩子们说了一番话：“孩子们，你们好！很高兴在这里和你们见面……”这由早期录音机录下的模糊、颤抖的声音，立即在我身上激起了一阵战栗，已闻其声，自然如见其人。我猜想，这段录音可能就是由爱迪生送给托尔斯泰的那台录音机录制的。据托尔斯泰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回忆，当年托尔斯泰在收到爱迪生从大洋彼岸邮寄来的这件礼物时十分激动，并试着利用录音机通过口授来进行写作，但面对录音机的托尔斯泰总是很紧张，无法连贯、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于是他说：“看来这机器是给美国人用的，我们俄国人不大习惯。”
走出“沃尔康斯基之屋”，右转走上几百米，就能走到托尔斯泰的墓地。在走向墓地的过程中，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到托尔斯泰的存在。眼前这片坡度很缓的耕地，托尔斯泰肯定在其间耕作过，因为根据地形判断，列宾那幅《托尔斯泰在耕地》的著名油画大约就取景于此；缓坡之下的远处，隐约可见一个村庄，它从前应该是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农奴们的居住地，这能让我们联想到从喀山归来的托尔斯泰所实施的改革，他试图在自己的王国中率先废除农奴制，将土地以极低的价格出让给农民，可是“狡猾的”农民却不认为天上能掉馅饼，托尔斯泰变革社会的实践因此流产，这段经历后来成了《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不成功改革的情节素材；路旁有一间马厩，这自然会让我们记起白发苍苍的托尔斯泰英姿飒爽地骑在马上的那张照片，以及托尔斯泰因为在骑马打猎时不幸摔伤而影响到《战争与和平》写作的典故；继续前行，小径两旁的树林越来越密，不知道究竟是在哪片密林里，托尔斯泰曾带着其追随者切尔特科夫、女儿亚历山德拉等“亲信”躲在其中，背着妻子索菲娅起草并签署了他的遗嘱；山坡另一边那条隐约可见的小河沃隆卡，就是托尔斯泰常去游泳的地方，也是索菲娅在与托尔斯泰激烈争吵后多次“投河”的去处……终于来到了托尔斯泰的墓地前，一个棱角分明的长方形土冢，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四周是几株高大的树木，旁边有一个深深的沟壑，托尔斯泰就长眠在这里。这个地方是托尔斯泰兄弟年少时常来玩耍的地方，他们相信有一支能给人带来永恒幸福的“绿棍”，并相信那根魔棍就埋藏在这里。托尔斯泰生前立下遗嘱，把这里选做自己的长眠之地。尽管有着人们络绎不绝的拜访，但这里仍显得十分静谧、安宁，抬头看看墓地上方的树冠，见有灿烂的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墓地上，构成一片斑斓的图案，这让我想起了纳博科夫在评论托尔斯泰时所用过的那个比喻。有一段时间，纳博科夫曾在美国的大学里讲授俄罗斯文学课程，一次在课堂上，纳博科夫突然拉上教室的窗帘，还关掉了所有的电灯，然后，他站到电灯开关旁，打开左侧的一盏灯，对那些美国学生说：“在俄罗斯文学的苍穹上，这就是普希金。”接着，他打开中间那盏灯，说道：“这就是果戈理。”然后，他再打开右侧那盏灯，又说道：“这就是契诃夫。”最后，他大步冲到窗前，一把扯开窗帘，指着直射进窗内的一束束灿烂阳光，大声地对学生们喊道：“而这，就是托尔斯泰！”
瞻仰了墓地，在托尔斯泰庄园的参观通常也就结束了。离开墓地，步履缓慢地向大门走去，一路上我总是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托尔斯泰的出走。1910年10月28日（新历11月10日）深夜3点，托尔斯泰叫醒自己的医生马科维茨基，和他一起在黑暗中走出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庄园，彻底告别了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家园。托尔斯泰先是奔他在沙莫尔津修道院当修女的姐姐而去的，想在那家修道院附近的奥普塔男修道院隐居下来，但这个计划泄露之后，托尔斯泰只好再次坐上火车。疲惫不堪的托尔斯泰在火车上受了凉，感染了肺炎，被迫在途中一个叫阿斯塔波沃的小站上下车，躺在站长的小木屋里，几天之后的11月7日（新历11月20日），托尔斯泰就在这个铁路小站上去世了。
托尔斯泰的出走和去世，在当时的俄国引起轩然大波，人们议论纷纷，但大都将原因归结为“家庭悲剧”，将矛头指向“不理解”丈夫的索菲娅。在1881年托尔斯泰经受了思想上的危机之后，他与妻子索菲娅就的确长期处于不和，甚至争吵之中，但公平地说，托尔斯泰的痛苦恐怕有着更深刻的原因，而并不仅仅是家庭的悲剧。他的痛苦是一个深刻的道德家的痛苦，一方面，他意识到了剥削制度的罪恶，主张放弃一切财产，另一方面，他却仍然难以摆脱自己是剥削阶级之一员的身份和处境；一方面，他呼吁过一种清心寡欲的教徒式生活，另一方面，他又一直生活在一个看似美满、幸福的大家庭里。自己的理想境界和自己的生活现实之间巨大的差异，造成了托尔斯泰精神上的痛苦。人们喜欢抱怨索菲娅不理解托尔斯泰，其实，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能够真正理解托尔斯泰的又有几人呢？索菲娅有她的难处，她要养活一大家人，可是托尔斯泰却要宣布放弃一切财产；她认为托尔斯泰是个大天才，可托尔斯泰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教那些乡村小孩子认字母；她其实是个贤妻良母，为托尔斯泰养育了一大群孩子（她与托尔斯泰先后有过13个孩子，其中有9个长大成人），还为他一遍又一遍地抄写过手稿；索菲娅并不是一个“财迷”，托尔斯泰曾建议把所有的家产都归到她的名下，却被她一口回绝了，不愿托尔斯泰把“罪恶”都放到她一个人的头上来。再说，索菲娅就是理解了托尔斯泰又能怎样呢？两人手挽手地“出走”吗？所以说，在托尔斯泰和妻子的相互关系中，是很难断定出谁是谁非来的，这是天才和常人之间的隔膜，以及由此导致的悲剧。关于托尔斯泰的出走，有人不解，有人惋惜，但是我觉得俄国作家库普林在托尔斯泰逝世时所说的话最好。他说：托尔斯泰就像一只即将死去的野兽，他知道如何死得安详，死得优美，于是，他就默默地离开了兽群，在森林中找一个偏僻的地方，静静地死去了。另一位俄国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则认为，对托尔斯泰的出走应该保持沉默，将其当成一个神话来谈论是不体面的，是一种亵渎，甚至是一种残忍，“他留给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的请求，同时也是留给我们大家的：别去寻找，别去抓捕，让他安静”。然而，梅列日科夫斯基也承认，像托尔斯泰出走这样的事情，在俄罗斯又绝不仅仅是托尔斯泰一家的“私事”，而是时代和社会的一件大事，因为托尔斯泰的家不仅仅是雅斯纳亚·波里亚纳，而是整个俄罗斯。
这也就是说，无论是对于托尔斯泰还是对于后人而言，雅斯纳亚·波里亚纳都不仅仅是一座庄园，它象征着俄罗斯，象征着托尔斯泰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因此托尔斯泰与雅斯纳亚·波里亚纳的关系对于我们就有了更为深刻的启示意义：对于这座优美、宁静、温馨的故园，托尔斯泰无疑是充满感情的，他生于斯，长于斯，写作于斯，思考于斯，最后又长眠于斯，从摇篮到坟墓，他在这里走完了自己完整的一生；但是，这里又是他的彷徨之地，罪恶之地，这给予他一切的地方，却同时在以给予他的一切而让他痛苦，并最终成为他决然挣脱的牢笼。摇篮，童年的乐园，父母的替身，世袭领地，宗法制王国，猎场，社会改革的试验田，教育实践的场所，俄罗斯自然和历史的化身，作家的避难所，文学的福地，灵感的源泉，思想的温床，精神的监狱，目睹许多亲人离去的感伤之处，夫妻的角力场，托尔斯泰主义的思想中心，最终的长眠之地……也许，这些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的定义结合在一起，才能最准确地说明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在托尔斯泰的生活和创作中所起的作用。有人将托尔斯泰与雅斯纳亚·波里亚纳的关系定义为一种“复杂的罗曼史”，将庄园称为托尔斯泰的“第二自我”。“要是没有我的雅斯纳亚·波里亚纳，我就很难意识到俄罗斯，很难意识到自己对她的态度。”在步出庄园大门时，对于自己脑海中浮现出的托尔斯泰晚年日记中的这句话，我似乎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明亮的林中空地，托尔斯泰生活和写作过的地方，世界文学森林中闪耀着夺目光辉的一方圣地，我想，若是从太空俯瞰地球，也许能看到这片林中空地衍射出的神奇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