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访列宁墓
来莫斯科的中国人往往将瞻仰列宁墓作为首选的目标之一。列宁墓是一座花岗岩的梯形建筑，与克里姆林宫毗邻，正面大门上方用暗红色的花岗岩镌刻着“ЛЕНИН”（列宁）的字样。由于是冬日，所以大门前的花岗岩基座、两旁的观礼台、长排的雪松和成片的灌木上满是厚厚的积雪，将以黑色和暗红色为主调的列宁墓衬托得格外庄严肃穆。
虽然苏联解体后，列宁墓前的“第一哨”已移至无名烈士墓前，但是这里仍是重点守卫的目标。每逢列宁墓开放，红场的大部分地区被封闭。在密布的军警的注视下，我经过安检和被示意脱帽后步入了大门，拾级而下。在暗淡的灯光下拐过几个弯后，眼前突然一亮，我进入了放置列宁遗体的大厅，一道明亮的光束透过水晶棺照在列宁身上。眼前安卧的列宁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容貌栩栩如生。整整78年过去了，即使如传言所说目前的遗体只有头部是真的，那么经历了法西斯入侵和巨大的政治风暴以后仍能做到这一点，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走出列宁墓，顺着克里姆林宫的墙根，我来到了一片同样为世人瞩目的墓地。眼前出现的是一个个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名字，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捷尔任斯基等苏共重要领导人有专门的墓地和雕像，高尔基、基洛夫、克鲁普斯卡娅等众多人士的骨灰则存放在红墙上，外面镌刻有金色的名字和生卒年代。我发现许多人的墓前都放有鲜花，而斯大林墓前的鲜花最多，对于斯大林的功过，人们仍有分歧。
沿着红墙和雪松间的甬道漫步，迎面是在阳光下金光闪烁的斯巴斯克塔钟楼，一片静穆，此情此景让人浮想联翩。风物依旧，世事已斗转星移。80多年前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十月革命和10多年前苏联的解体都是震撼世界的大事，中国的人们关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是因为它曾与我们的命运紧紧相连。
我想起了另一次与列宁有关的参观，那是参观又一个重要的列宁纪念地——列宁山庄。山庄位于莫斯科郊外高尔克村，原是一座贵族庄园，十月革命后收归国有。1918年列宁遇刺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疗养，而后这里成了他晚年生活和工作的重要场所，直到1924年去世。列宁生前住过的主楼和北厢房基本上保持着19世纪初期贵族庄园的风貌：豪华的吊灯、名贵的油画、优雅的石雕和古色古香的家具等。列宁当年只带来了大量的书以及简朴的办公和生活用品，唯一显眼的是他和夫人卧室里做脚垫用的那两张银灰色的大狼皮，据说这是当地的一位猎人送的。庄园附近的“列宁博物馆”内藏有相当丰富的史料，这些保存完好的史料和文物仍吸引着许多远道而来的人们。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从录音机里传出的列宁的原声讲话，记得雕塑家梅尔库罗夫的那尊令人无法忘怀的雕塑：一群年轻人悲伤地抬着列宁灵柩前行……
步出列宁墓，我留意了城内的历史遗迹，过去的痕迹似乎难以抹去。如今的俄罗斯，虽然人们不再高高举起列宁主义的旗帜，但是列宁的雕像依然高耸，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大街、车站、图书馆等比比皆是。在今天的俄罗斯，列宁这个名字依然有着它不容忽视的分量。
众说纷纭的俄罗斯
这次我在俄罗斯逗留时间较长，有机会接触了不少俄罗斯人，包括科学院院士、教授、作家、工程师、司机、修理工和清洁工等。虽然人们对时局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强国地位丧失的失落感和沮丧情绪，却是较为普遍地存在的。
我遇到过一些信仰执著的人们。有一次，我们坐车外出，时近中午，车上乘客不多，我们与司机聊开了。司机是个身材结实的中年人，大学毕业后当过工程师，后又参军服役，并以上校军衔退役。他谈起了自己的生活情况，他说自己每月可领3 000多卢布的退役津贴，还有3 000多卢布的薪水。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快的话，他每月仅有200多美元的收入，生活清贫。当谈到对时局的看法时，他认为俄国走错了路，他敬仰列宁，怀念过去，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
但前不久，有家媒体在做关于“俄罗斯人是否愿意回到苏联去？”的调查时，回答却是各种各样的。有人持坚决否定的态度，如国家杜马右翼力量联盟领导人涅姆佐夫说：“或许可以回归20分钟，让对那个时代和那个国家的所有幻想都消失。”诗人沃兹涅先斯基也表示：“我不想走回头路。”有的持折中的态度，如著名演员莫尔丘科娃和记者季扎都认为回到过去是不现实的事情，但是“应该让过去生活中好的东西在今天重现”；“那时有许多重要的、对人类重要的东西。那时的人们都很真诚，有希望、信仰、理想，那时人们的文化和教养要比西方高得多”。当然，也有不少人持肯定态度，如俄罗斯联盟运动领导人奥·吉洪诺夫则明确主张恢复苏联。在该联盟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决议，要求尽快举行俄白联合议会选举，并以此作为恢复苏联的第一步。不过，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都让这样的主张和愿望显得过于空泛。其实不少俄罗斯人尽管对现状不满，尽管有怀旧情绪，但许多人都明白，过去的一切并非完美，而且泼出去的水已很难收回。
我和一些朋友一起参观过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我们与俄国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有过交谈，收到过俄共党团赠送的列宁纪念章等礼物和其他议会政党的宣传材料，并旁听过议会就巴以冲突中俄国的立场问题而展开的辩论。我发现所有的材料和辩论其实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俄罗斯应该往哪里走？
当我在俄写下这些文字时，我刚刚在莫斯科模范音乐剧院欣赏了由俄罗斯功勋演员担当男女主角的芭蕾舞《茶花女》的演出，剧目扬善惩恶的主题、演员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观众高度的文明教养仍让我久久回味。我由此深信，经过不断的反思和探索，俄罗斯人民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历史抉择；这个经历过无数巨大的风波，并产生过众多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的国度会有美好的未来。
冬日里的中国情
冬日的一天傍晚，我与几位朋友一起前往位于老阿尔巴特街的普希金故居纪念馆参加一场室内音乐会。出了斯摩棱斯克地铁站，途经地下通道中的一家小音像书店时，我们被陈列的由文学名著改编的音像制品所吸引，停住了脚步。购买后正待起身时，有人在边上轻轻地用不流利的中国话说了声：“你们好！”我们转过身子，发现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俄国男子在朝我们微笑。于是，我们就一边走一边与他聊了起来。原来，这位男子因为与沈阳的一家汽车制造厂有业务联系，去年到过中国。中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的繁荣和发展使他惊讶，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友好使他感动。他一再表示，中国人好，中国伟大，俄国应该向中国学习。我们在向这位俄罗斯人表示感谢的同时，一种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与他分手后，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自己邂逅或熟悉的一些俄国朋友对中国的看法。淳朴的俄国民众普遍将中国人民视为自己的朋友，我自己就一再遇到过类似的情景。在远行的列车上，一位外出探亲的俄罗斯老人听说我们是中国人，拿出点心和巧克力，一定要我们收下，她说自己没有到过中国，但亲戚朋友去过中国，都说中国好；在一个文学博物馆内，馆长出面热情接待我们，陪我们参观，请我们题词留念，并多次表示：“我非常喜欢中国！”在一个车站的售货亭前，我们问路，售货员热心地为我们指路，告别时大声说道：“向中国致敬！”同时举手致意……而那些近年来到过中国的俄国人则往往对中国赞口不绝。有位刚去过中国的科学院院士甚至说，如果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能放下大国的架子，向邓小平先生求教，俄国也许会少走些弯路。当然，大部分俄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还是不多，俄国的媒体很少全面报道有关中国的情况，但是对于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对于邓小平的名字，俄国人是不陌生的，甚至有时还能见到有关的俄文书籍。有一天，我走过红场边上的马涅什广场，看到一个露天书摊，由于下着小雪，摊主用塑料布铺在所陈列的书籍上。透过散落的雪花，我发现其中一本书的封面是彩色的邓小平像，非常醒目。走进一看，原来是俄文新版《我的父亲邓小平》。
毫无疑问，汉学家是对中国感情较深的群体之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是俄国汉学家比较集中的一个研究机构。走进该所的大门，在宽敞的电梯大厅的两侧，醒目地垂直张贴着两幅高大的中文条幅，上面书写的是孔子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每次来到这里，读到这两句名言时，总感到十分亲切。一次，我在该所的图书馆里查阅资料，看到图书馆的墙上张贴着由“爱中国的俱乐部”出的一则活动通知，其中“爱中国的俱乐部”几个字还是用中文写的。我对身旁的一位俄国朋友说，这个俱乐部好，不过我建议你们的俱乐部改动一下名称，去掉中间的一个“的”字，这不会影响俱乐部的性质，但会使名称显得更简洁些。他笑着表示同意。就在这个研究所里，有一部分汉学家一直在深入研究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并对中俄目前所进行的改革进行比较。该所每年都出版一本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年鉴。前些年，该所还推出过一本大型论文集，书名为《在现代化与改革道路上奋进的中国》。
在华克生家中做客
前些日子，我应使馆文化处邀请，参加了纪念李白诞辰1300周年暨俄罗斯汉学家新著《李白：诗歌与生平》发布的活动。那天，使馆大楼的门前高高挂起了红灯笼，大厅里灯火辉煌，与会的大都是著名的俄罗斯汉学家。那天晚上，我与莫斯科大学教授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相识，并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席间，相互赠书和交流的还有索洛金、李福清、博克沙宁、谢曼诺夫和费奥克基斯托夫等院士和教授，他们都深情地表示，已经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与中国相关的事业。我在其他场合，如在科学院的工作室内、专门的学术会议上以及俄罗斯学者的家中，也与一些汉学家进行过多次话题广泛的谈话。在这样的谈话中，能感受到汉学家内心深处浓浓的中国情结。
冬日的一天下午，我应邀到华克生博士家中做客。老人今年已76岁，但精神矍铄。他从事中国文学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已经半个多世纪。20世纪50年代，他曾在北京大学进修，导师是吴祖湘先生。当时他就译出了《儒林外史》，这是该书首次在国外出版。此后，他在中国明清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方面出了许多成果，同时也译介了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品。我曾经在自己的一本书中称汉学家是文化使者，华克生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努力促进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成就卓著的文化使者。他多次来过中国，他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感到由衷的高兴，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再次来中国看看。如今，尽管已经高龄，但他仍在莫斯科大学执教，仍天天笔耕不辍。他说，他觉得他所做的一切虽然辛苦，但充满乐趣，因为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
华克生教授的一家堪称汉学之家。老人的岳父是鄂山荫。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鄂山荫就是蜚声苏联汉学界的学术权威，著有和主编有《论汉语词类》、《汉语教科书》、《汉语口语教科书》、《华俄词典》和《汉俄大词典》等，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汉俄大词典》收词25万条，影响巨大。老人还自豪地告诉我，他的儿子也是一名汉学家。儿子的中文名字叫华可胜，今年41岁，已经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出版了多部研究中俄关系的专著。当老人捧出儿子那本厚厚的关于中俄关系的博士论文时，我看出了老人内心的喜悦和深深的期待。
在与老人交谈时，我不时环顾书房内的陈设：精美的中国茶具、鲜艳的中国结、别致的京剧脸谱、满架的中国书籍，以及各种各样的中国工艺品。老人拿出作家王蒙写给他的信，信中谈的是与译介王蒙小说有关的事情；他拿出一幅中国扇面，这是李准率中国作家代表团来访时赠送的，上面书有李白的诗：“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在他的寓所里，我们品着中国龙井，聊了将近3个小时还欲罢不能。室外寒风凛冽，室内却温暖如春。老人为能与中国学者进行这样的交流而高兴，我也深为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的这份真情所感动。
零距离看莫斯科地铁
向祖文
作为一名外交官，我在世纪之交曾20次到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出差。有人问我，你经常去莫斯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那么，我会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莫斯科地铁。来到莫斯科，红场不能不去，地铁不能不坐，就像外国人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定要参观，长城一定要游览一样，否则就是虚有此行了。
过去，不时听人说起莫斯科地铁多么宏伟壮观、多么灿烂辉煌，然而百闻总是不如一见，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如果从空中鸟瞰莫斯科，可见道路纵横，高楼群起，广场和绿地散布其间，城市景象蔚为壮观。其实，在这座城市的地下，还有一套看不见的庞大工程系统，其规模和气度丝毫不亚于地面上的建筑，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莫斯科地铁。它是世界上最宏伟的城市地下交通通道之一，被称为地下的钢铁巨龙。莫斯科是俄罗斯的首都，它既是该国最大的综合工业中心，又是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也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莫斯科位于东欧平原的中央，是座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城市；拥有人口880多万，外地流动人口200多万。可是莫斯科街头行人并不是很多，后来一经打听才知道，绝大部分行人都在莫斯科的地铁里奔走，这里不用担心横冲直撞的车辆，既没有烟尘，也极少噪声；这里有通风保持空气新鲜，有充足的照明和适宜的温度。整座城市显得那样清静，那样典雅，那样有秩序。这是地铁给莫斯科人带来了城市的洁净环境，带来了繁荣和方便，带来了自信和希望……
地铁在莫斯科人的心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莫斯科人离不开地铁，或许可以说，没有地铁就没有莫斯科人的生活。从1935年第一条地下铁路建成起，已有三四代莫斯科人每天乘地铁上下班，据统计，他们平均每人每天乘坐地铁不少于1小时。地铁是地下的莫斯科，地铁是莫斯科的灵魂和心脏。莫斯科地铁每天早晨5点25分至5点40分发首班车，凌晨1点末班车结束。从早到晚，这里人群熙来攘往，客流不断。非高峰期时，上班族一走，地铁略显安静；高峰期一到，乘坐地铁便不是一件潇洒的事。人们步履匆匆，不再从容。不过，乘车秩序从来都是紧张有序的，上车时，大家不拥不挤，文明礼让，列队鱼贯而入。为老弱病残让座位已形成风尚。曾有人说，在地上看到的是莫斯科的脸面，可在地铁里，却可以触摸到俄罗斯的灵魂。莫斯科人钟情地铁，那是因为：作为莫斯科主要客运工具的地下铁道，从20世纪30年代通车以来，一直在向四周延伸扩展。发展到目前，建设规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宏伟壮观的莫斯科地铁，不仅使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叹为观止，而且令许多建筑学家交口称赞，故有“艺术殿堂”和“地下宫殿”之称。
现在莫斯科全市的地铁网是一环十线，呈辐射环状，它好像一个人的血管一样伸向四面八方。它的布局和市区地面的交通干线基本一致。地铁总长度达300公里以上，在上面不停运营的车厢多达5 000余节。莫斯科地铁行车密度大，每天平均开8 500多趟列车。列车运行井然有序，运达快速方便。一般每两分钟就有8节车厢组成的一列地铁通过，上、下班高峰时间每90秒钟一趟列车，前面一列刚出站，后面一列就跟了进来，似乎是一眨眼的工夫。莫斯科地铁的理论日载客量可以达到900万人次，担负着整座城市45%的城市客运量。行车速度每小时可达90公里，比公共汽车几乎快一倍，但行驶非常平稳。莫斯科地铁共有150多个车站，有的地铁车站就建在高楼大厦的下面，如在市中心卢比扬卡广场旁的“儿童世界”商店地下就是地铁站，出口处就在商店的旁边。有的地铁车站就建在红场周围，有的地铁站和火车站相接。总之，地铁车站和商场、百货公司、影剧院、博物馆以及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和住宅小区连在一起，真可谓线路四通八达，站台星罗棋布。
莫斯科的地铁完全采用遥控管理系统，自动电子驾驶，集中调度，工作效率高，管理人员比较少，除了电梯、售票、进出站口设人外，大厅里很少看见工作人员。进口处采用自动检票机。列车行驶安全可靠，运行准时，正点率达99%以上。大部分地铁站拥有3部自动扶梯，一部上，一部下，一部备用。在较大的地铁车站或地铁换乘处，装有4部自动扶梯，两上两下。扶梯一般是双排的，我看见扶梯上的莫斯科人都站在右侧，左侧空着。经过打听才知道，原来这空着的一侧是留给那些快步如飞的人，他们在队列旁一闪而过的身影吸引着人们关注和赞许的目光。莫斯科人最讨厌两人并排站在扶梯上，这样不仅挡住了这快速通道，而且阻隔了这意气飞扬的超越。莫斯科人对地铁的骄傲就体现在这超越上。列车运行也实现了自动化，列车的速度由车上的传感器接受沿线色灯信号来决定，绿灯每小时90公里，绿黄灯60公里，黄灯45公里，黄红灯30公里，红灯一亮就停车。
贯穿东西南北的地铁线路都经过市中心，最少与3条地铁交会，两次穿越环城地铁。环城地铁有10个转换站，其他地铁都有5个以上的转换站。由于转换站多，有的转换站有3条地铁交叉，地下通道上下几层，如果乘客需要换乘任何一条线路，不用出站，就可以在地下线路的交叉站进行换车。在莫斯科的地铁站里处处体现出人性化的设计，每座地铁站入口两侧的墙面上都有指示站名、换乘站以及前方各站站名。指示牌经过精心设计，位置适当、醒目，利用简单的图示和文字表示，使乘客一目了然，清楚自己前往或换乘的方向。在列车开出的隧道口上方有一个醒目的计时器，显示列车开出的时间和两趟车之间的间隔，所以，乘客不用担心落了一班车会迟到；站名和指示牌有的作为地下空间整体装饰的一部分，与大厅整体空间环境融为一体，有的单独设计，造型上考虑了整体空间的环境形象；在光环境设计方面，多采用模仿自然光线的室内照明手法，将照明灯灯具埋在顶棚或侧墙内使人看不到具体的灯具形式，只能感觉到光线射入室内，模仿自然光直接射入室内的效果。在莫斯科地铁里还设有造型各异的休息座椅。在阿尔巴特地铁站至少有40—50个这样的每张可以坐4—5个人的皮制座椅。据熟悉莫斯科情况的朋友说，这里是莫斯科青年约会的最佳场所，每天有不少年轻人到此谈情说爱。因为这里冬天可以躲过严寒，夏天可以抵挡暑热，又没有刮风下雨的干扰，真是一处伊甸园式美妙的地方。
莫斯科地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很深”，浅的有七八米，深的甚至上百米，站在长而陡的扶梯上，一眼望不到头。乘上这样的自动扶梯进入地铁有一种深入地层内部的感觉，而从地铁中回到地面又有一种重回人间的心情。异乡人在莫斯科乘地铁，往往紧抓住扶梯不放。而本地人就神态自如，有的边“走”边谈，有的还边“走”边看报纸。之所以要把地铁线路、站台选在如此深的地方，贯穿市区的莫斯科河的影响固然是个因素，而战备防空需要，更是不可忽视的考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莫斯科地铁成了世界上最美的防空洞。在莫斯科遭到空袭时，地铁变成了掩体，成为保护妇女、儿童的场所。里面听不到一丝炸弹声，空气新鲜，喷泉作为饮用水。夜晚，从地面上源源不断送来新鲜面包、牛奶。当德国人兵临城下的时候，地铁成了运送军队的通道；苏联最高统帅部通讯总部，就设立在基洛夫候车大厅里。在战争开始的头6个月中，地铁保护了1500万市民免遭纳粹轰炸，即庇护了该市80%的居民。1941年的十月革命节庆祝大会，就是在地铁候车大厅举行的。战争期间，地铁成为生产车间，人们在此制造武器和弹药、修理坦克。同时，地铁还被当作产房，在那里曾诞生了200多个小生命。一位俄国作家这样描绘战时的莫斯科地铁，他说：“那时候，带红色‘M’标志的地铁成为人们温暖、安全、慰藉的象征。”
莫斯科地铁设计不仅仅在解决城市交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使用价值，而且还考虑到了人的精神方面的需求，具有永恒的欣赏价值。莫斯科的地铁车站犹如一座座地下艺术宫殿，其结构之宏伟、造型之精美堪称世界之首。如果您有机会，能用几天时间专门乘坐地铁，游览地铁站的建筑风采，那您会一饱眼福，说是件终身幸事也不为过。与其他国家的地铁建筑不同，莫斯科的地铁在设计和建筑上有许多独到之处。精美的装饰、雕塑、壁画给人提供美好的艺术享受，从而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满足人的全面需求。每个车站都经过建筑师和艺术家精心设计，反映一定的主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艺术加工，这是莫斯科地铁车站风格独特而新颖的主要原因。有的地铁车站是以俄国革命为主题，车站内的壁画主要表现了列宁等革命家进行宣传和斗争的历史画卷，营造了充满革命斗志的空间环境；有的是以反法西斯战争为主题，站内的浮雕则反映了原苏联人民英勇奋战的壮观场面；有的是以原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特点设计的，装饰画体现了这些民族的生活、习俗和传统。1972年建成的街垒站，是为纪念1905年俄国起义工人在此设立街垒、抵抗沙俄军队而建。其柱墩由5片斜度与大小各异的扁体构成，拱顶上有锯齿状壁灯，柱墩和隧道镶以红色大理石，拱顶白色皎洁，地板为花岗石，显得深沉肃穆，烘托出怀念先烈的气氛。此外，一些地铁车站还以俄罗斯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的名字命名，这些车站内往往修建了这些名人大家的雕像，人们在乘坐地铁的同时还能得到精神上的享受和艺术上的熏陶。例如，在普希金车站你会看到这位伟大作家不朽作品的浮雕；在鲍曼车站地下大厅的转换空间，设计了俄罗斯伟大的教育家鲍曼的头像；在门捷列夫地铁站，其地下大厅的大面积灯饰采用了化学元素的不同组合形式，这种化学元素形式的灯饰，不仅使该地铁站具有很好的可识别性，同时为该空间营造了一种科学文化的氛围。独具特色的马雅可夫斯基车站完全是现代派装饰，它是以不锈钢金属柱构成轻巧的列拱，地面铺以贵重的白色大理石，以绛紫色大理石镶边，中间铺一条红色大理石直穿大厅顶端，宛似一条长长的红地毯；站台大厅尽头是诗人半身铜像，把整个大厅装饰得犹如一座宫殿。这些车站无一不体现着城市设计师的精巧和智慧。每个车站的设计、装饰都不一样，充分表现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五颜六色的大理石地面，高雅华贵，富丽堂皇，使人得到一种强烈的美感。正如人们所说：“莫斯科地铁车站异彩纷呈。”
现在，莫斯科地铁还在发展，按市总体规划方案，在2010年前将有11条线、64个站、123公里的地铁落成。计划到2030年还要在莫斯科外圈再建一条大环城地下铁路线路。除继续建设穿过市中心的辐射线外，还要建几条避开市中心，同现有辐射线交叉的链索式地铁线，把新建住宅区、机场和休息区联系起来。环形地铁位于市中心，沿途人口稠密，不仅与辐射线地铁相联，而且联结各大火车站，又和辐射线大街的公路联结，使地铁和铁路、地铁和公路、公路和铁路串起来，联成一片，十分壮观。
莫斯科购书记
谢天振
对于喜欢买书的人来说，莫斯科如果算不上购书天堂的话，那么至少也是当今世界上购书的最好去处之一。
初到莫斯科，莫斯科立即给我一个“三多”的印象：一是兑换外币点多——在热闹的商业街上，兑换外币的点几乎比比皆是，每走几步就可看见一个；二是销售鲜花的摊点多——在莫斯科，几乎所有地铁站的里里外外，出售鲜花的摊点是必不可少的一道风景线；三就是书摊书店多——莫斯科比较像样的书店至少在三五十家以上，至于大大小小的书摊那就多得难以胜数了，光是在我下榻的莫斯科大学的主楼里，各种各样的书摊就有十几个之多，而在几个主要的书市街道上，诸如库兹涅佐夫桥大街、特维尔斯卡亚大街等，一个个的书摊简直多到绵延不绝的地步。不仅如此，在和平大街的运动场，每逢周末还都有两天书市，其占地面积几倍于上海的文汇书展，书籍爱好者们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排着长长的队伍买票入场购书。一张门票约相当于1元5角人民币，不能算便宜，但每星期却仍然有许多人赶来买书，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俄罗斯人中爱书者甚众，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在那里有书可买，有书值得买。
事实也确是如此。我在俄罗斯访学的那段时间里，莫斯科大学里的书摊天天都要去转一转自不待言，即使是市中心的几家大书店，如位于新阿尔巴特街上的“书之家”和位于特维尔斯卡亚大街的莫斯科书店，我每星期也都非得去“报到”一下不可。3个月下来，我买的书就已经超过100本，而这还是自己不断提醒自己“不能多买，否则行李要超重”的结果。
在莫斯科能买到这么多的书，首先要归功于俄罗斯的书价比较便宜。就在去俄罗斯之前不久，我正好去了趟加拿大和美国。在多伦多大学附近的一家学术书店里也发现不少好书，至少有十来本书值得买回来，但那里的书价实在太贵。我左算右算，最后只买了3本翻译理论方面的著作（因这类书国内太少）。然而，即使这区区3本书（每本都只有200多页）也已经花掉了我将近100加元的钱（约相当于500元人民币）。莫斯科则不然，俄罗斯的一般小说或诗集，大约二三美元即可买厚厚一本，且都是精装的。我买了一本最新版的《契诃夫传》（将近400页），只花了不到4美元，还算是比较贵的。一本《金瓶梅》的俄译本，760多页，也不到5美元。学术书贵一些，如上下两册的《俄罗斯翻译文学史》，约600页，标价将近14美元，但开本比我们国内的大32开本要大。
其次，俄罗斯书的品种多，推出新书的速度快，所以每次到书店或书摊去，我都能发现我感兴趣的新书。譬如，我买到《克里姆林宫的子女》（描写历任克宫权贵们的子女情况）之后不久，又发现了《克里姆林宫的媳妇》、《克里姆林宫的谋士》等书。我买了一套上下册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后，很快又买到另一本与《十八、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配套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两本《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虽然书名相同，但各具特色，并不雷同。
再次，俄罗斯的图书中有不少中国出版界较少涉及甚至尚属阙如的选题，令人爱不释手。譬如，心理学方面的图书，从教科书性质的《心理学概论》、《心理学基础》，到《实用心理学》、《趣味心理学》，再到各种各样的心理自测题集，林林总总，摆满了各个书店、书摊。再如，文化学理论方面的书，尽管我国学术界已经注意到这一领域，但迄今还未推出什么有影响的书，而在俄罗斯，《文化学概论》之类的书已经有五六种之多。此外，像巴赫金研究的专著和文集、洛特曼文集等，在国际上都很有影响，但在我国出版界还介绍得不多。
这里，我想讲几句有关莫斯科书摊的话。未去俄罗斯之前有人告诉我，买书可到书摊上去买，我还不信。因为在我的概念中，书摊上出售的无非是些畅销书、通俗读物，甚至一些下三流的作品。到了莫斯科后，才知并非如此。在莫斯科成百上千的书摊中，光卖畅销书的书摊倒并不多见，倒是发现不少“档次”很高的书摊。如有的书摊专卖外语工具书，从常用的英语、法语、德语等，到一些小语种，如意大利语、希腊语、希伯莱语等。有的书摊专卖政治类或法律类读物，还有的书摊专卖心理学图书，等等。至于设在大学或研究机构内的书摊，其“档次”就更高了，出售的全是高品位的学术书。如设在经济研究所里的书摊，卖的全是经济学方面的书，设在莫斯科大学里的书摊，卖的就都是与大学专业有关的书。
马路上的书摊大多卖的是新书，倒是在莫斯科大学里有几个专售旧书的书摊（以及两家旧书店）。其中一个旧书摊出售的都是文艺学、文学史、美学、哲学理论等方面的旧书，摊主很懂行，书价特别贵。一本十几年前出版的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俄译本旧书，索价二十几美元，且不肯降价。但其他几个书摊，价钱倒还公道，如亚非学院楼下的一个旧书摊，汇集了不少中、日、印、越以及阿拉伯等国的俄译典籍旧书，诸如中国古代的山水诗集，老子、庄子的俄译本，等等，开价和新书差不多。只有一本题为《中国色情文化》的书例外。那本书其实是一本学术研究性质的书，因为标题比较刺激，再加上里面附有好多幅中国和日本的春宫画，摊主以为奇货可居，开价约二十几美元，但直到我离开俄罗斯，那本书仍然静静地躺在那里，无人问津。
在莫斯科购书，也会碰到令人遗憾的事。一次，友人带我去逛一家学术书店。我们好不容易乘了半个多小时车赶到那里，不料书店大门紧闭，门上挂一块牌子，上书：14：00—15：00午饭时间。我看一下手表，14点还刚过没几分钟呢。我看看友人，他则用眼色指示我看那边几个刚从书店里被“赶出来”的俄罗斯顾客，他们一个个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等候。显然，他们早就见怪不怪了。
新旧阿尔巴特大街
邱运华
老阿尔巴特街是久负盛名的俄罗斯艺术和文化大街。来过俄罗斯的人，必然来莫斯科；而到了莫斯科，自然来老阿尔巴特街。这个街道已经不能说是“大街”了。它已经相当陈旧，但由于是“历史的”，因此，就难免唤醒人们对它的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说的感触。
在5月骄阳和柳絮纷飞的日子里，阿尔巴特街，我感觉到你的落寞、忧伤和无奈。
这个感触来自于新旧阿尔巴特大街的对照。新阿尔巴特大街，是时髦、繁华和资本的象征。外交部附近，诺文斯基大街几乎与老阿尔巴特街、新阿尔巴特大街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状。在东西走向的新老阿尔巴特街相交叉的地方，是莫斯科最豪华、资本聚集最集中的地方，是摩登和优雅聚合的所在。在这个氛围中，老阿尔巴特显得过于落寞了。它失去了大众关注的中心位置，失去了过去一直被世界娇宠厚爱的独特地位，变成了繁华和幽雅的另一种补充。这个补充使人从中感受到一种落寞和无奈，感受到一种面向夕阳的散淡与回忆……
新阿尔巴特大街集中了俄罗斯巨大的权利和财富。西边的顶端，有外交部、外贸部，北边有著名的莫斯科书屋、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和高尔基博物馆、最高法院；大街两旁有数不清的世界一流的商家、银行、公司和大商场。这里，新俄罗斯最具国际形象的个案都体现在其中。人们可以在这个大街上一览巴黎、伦敦、纽约和法兰克福的时装风采；最东边的建筑艺术博物馆和中央展览厅，则尽显当代文化的精神风貌；而它的最东头，越过著名的几个大型博物馆和莫斯科大学旧址、国家大型商业中心“古姆”，就是世界的政治中心之一——克里姆林宫了。当你漫步在新阿尔巴特大街上，一面迎着俄罗斯美女和时髦的高档汽车，那些“奔驰”、“宝马”、最新款式的奥迪，你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这是最具现代色彩的世界大都市。的确，假如仅仅从新阿尔巴特大街来看，这就是最具现代色彩的世界一流的现代大都市。
但是，还有老阿尔巴特街呢！
老阿尔巴特街在默默地承载着俄罗斯文化的传说：民间艺术和艺术家、街上悠闲散步的老人和小孩、沿街摆摊设点的姑娘、拎着啤酒瓶沿着不平的街道踉跄的小伙子，尤其是那深深的小巷里不知有哪些作家诗人曾经居留过的故居，也许，它曾经孕育了《静静的顿河》、《奥勃洛摩夫》或者《天鹅湖》……
俄罗斯，它的悠闲甚至慵懒——在屠格涅夫的笔下，那是多么富有诗意！现在，这一传说似乎隐藏在更加深沉的所在了。我无意说她已经消失，在大街小巷里，不断出现的故居、博物馆和铭刻的纪念牌，时刻在提醒我这一潜流的存在。而在新老阿尔巴特街附近有多少名人故居和博物馆啊！
我上完课，在新老阿尔巴特街上闲逛的时候，非常清晰地体会到新老两条街的对话：现代新贵俄罗斯与文化贵族俄罗斯之间的对话。
在老阿尔巴特街西边出口不远，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街，叫普罗特尼科夫小街，穿越它，走到瑟夫策夫街和伏拉瑟克街之间，是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亚·赫尔岑的故居博物馆。
我无法说，赫尔岑在群星璀璨的19世纪俄罗斯文坛上是否是第一流的作家，但是，我总是希望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非婚生子”，这个概念的内涵在现代俄罗斯社会是不值一提的，但是，在传统的旧俄罗斯呢？他写过《谁之罪？》、《往事与随想》，写过20卷的各种各样的文章；他提出的“谁之罪”、“多余人”、“民粹主义”等概念，我们现在还在使用；他长期生活在伦敦，编辑着《星火》、《北极星》等最好的政治文化刊物；他终身无法回到祖国，但就在这个时期、在这个地点，他与马克思同处一城，彼此未能聚首！他与同样流亡在国外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争论，构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他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始终在俄罗斯的历史长河中漫游，拒绝欧洲文化的因素影响自己思想的轨道——他的故居就在这条街道的第27号。对于一个1847年就被放逐的思想家来说，这个故居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这就是他的俄罗斯。“我的文字和事业服务于俄罗斯……”当他写下这个句子的时候，想象力是否聚焦在27号这个住宅？
步入这个破旧、狭窄的小门，看见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要参观，请按门铃”，我内心沉重而又疑惑——这位我始终爱戴的思想家的故居是什么模样呢？
开门的是一个老太太，年纪大约在60岁吧（那种优雅的老人你是无法估计她的年纪的）。她领着我去买票，15个卢布，比我参观的其他收费的博物馆都要低（除了高尔基文学博物馆，那是免费的），俄罗斯的博物馆是按照什么标准定收费多少的？赫尔岑的故居是一副贵族的模样，这个博物馆大约有180平方米，分为8间房屋，每间房屋就是一个主题。全部展览是由书籍、相片、家具构成的，一律属于古色古香的调子。印象最深的，一是他的书房，是如此惊人的优雅、厚重的书籍，有俄文的，德文的，英文的，还有拉丁文的，红木的书柜摆放得规规矩矩，营建出一种深厚的文化气息；一是赫尔岑夫人惊人的美貌。她的美貌是无法形容的，比普希金夫人更加美丽庄重。她们都叫娜塔丽雅。这个博物馆的服务员都是老太太，都有60开外，都非常和蔼可亲。她们似乎不在意我的东方人身份，与我径直说起俄语，我也非常高兴地与她们交流着。
赫尔岑是俄罗斯影响重大的一个社会思想——民粹主义的始作俑者。在19世纪俄罗斯“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的讨论中，他和好友奥加廖夫组成了一个团体，他们给出的回答，既不同于西欧派，也不同于斯拉夫派，当然，也不同于激烈的贵族彼得拉舍夫斯基（布塔舍维奇）小组。在秘密而又激烈的思想争论中，属于19世纪40年代的一批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经历了艰难的考验。别林斯基和赫尔岑这一批思想家连费希特、康德和黑格尔“把守”的纯粹思维世界也跋涉过了。他们试图在纯粹思维领域找到普罗米修斯之火。
这个被很多欧洲国家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在自己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流亡的状态。他曾经生活在法国、瑞士，最后落脚在英国。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带着对未来的深深困惑，他接近了社会主义。
在赫尔岑博物馆留下的印象是最好的。但是，当我出门后再次回首狭窄的门廊时，我不知为什么对这门的狭窄产生非常异样的感觉。也许，这个巨大的丰富的豪宅，它应该有另一个出口吧？
注释：
（1）据说，二战后，斯大林计划在莫斯科市区里建筑9座像莫斯科大学主楼这样的尖顶高层建筑物，以纪念1945年5月9日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由于他的去世，这个计划没有完成。因此，我们如今站在麻雀山上莫斯科大学前面的瞭望台上，只能看到7座尖顶高层大楼。
（2）斯大林的名字和父称。在俄罗斯，这样称呼表示尊重被称呼人。
（3）本文写于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