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她在上海时期不同，张爱玲在美国出版界没有一些稳定的合作伙伴，主要靠代理人到处兜售，有时也靠朋友推荐。可惜当时美国的出版社对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有一套跟张爱玲很不同的审美观，她的心血多数乏人问津，像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写的英文作品《雷峰塔》《易经》和《少帅》，全都石沉大海。对比起她上海出道时，周瘦鹃一读《沉香屑·第一炉香》便击节赞赏，之后每次自荐都百发百中，不难想象她有多失意。美国的写作事业不顺，生计也受影响，她不得不更倚重中文市场。
但她人在异乡，在香港、台湾发表文章没有门路，我父亲宋淇就充当她的中间人，夏志清也是，但沟通上却出过不少乱子，如1966年《怨女》便几乎闹出“双胞案”。1965年，台湾皇冠出版社社长平鑫涛在香港见过我父亲，父亲向他推荐了张爱玲。同年年底，张爱玲把《怨女》中文稿寄来，本打算由我父亲跟香港《星岛晚报》和台北《皇冠》杂志接洽连载。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稿子寄出后，我父亲没有确认收到，也没提及连载，张爱玲便以为稿子一定丢了。其间她又不断修改《怨女》。1966年，台湾《征信新闻报》（今《中国时报》）的王鼎钧又跟张爱玲接洽连载《怨女》，想不到就在这时候，那份本来以为是丢了的《怨女》的稿子，却忽然在《星岛晚报》和《皇冠》上连载起来。这令张爱玲很懊恼，一来是因为刊出的依然是她未修改的版本，二来是《征信》可能会误会她出尔反尔。由于当时我父亲的信没存副本，误会始末已无从稽考。我只能说，由于她没有一两个固定合作的出版社，她经常不知道究竟哪里会连载她的作品，哪里又会出版单行本，就这样，她本人和我父亲便往往要浪费很多时间写信跟人澄清误会。
张爱玲真正稳定下来，始于她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与皇冠出版社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继《怨女》后，《惘然记》1968年又在《皇冠》杂志上连载。《惘然记》根据《十八春》改写，后来改题为《半生缘》，它出版的背后也有个小风波。
1967年，张爱玲还不肯定《惘然记》是应该给《皇冠》抑或《征信》发表，因为根据张爱玲的信上所记，平鑫涛当初只说会“考虑”在《皇冠》连载，一切也不肯定，于是她便同时跟《征信》的王鼎钧接洽。我父亲刚巧那会儿要动手术，他希望手术后设法安排《惘然记》在港、台同时出版。张爱玲不想让他太操心，打算把《惘然记》直接寄给王鼎钧了事，王鼎钧也以为张爱玲答允了，把消息传了出去。如果《惘然记》给了《征信》，她跟皇冠的关系也许就要改写。
但最后发现这又是一场误会：我父亲一直属意由《皇冠》连载，也许已有协议，只因为他手术要开刀而延后决定，但张爱玲当时却“惘然”不知，以为在《皇冠》发表无望，结果又要各方面写信解释。误会澄清后，《惘然记》也顺利在1968年的《皇冠》上连载。
同年，皇冠出版社为她出版了一套“全集”，总算确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秧歌》是皇冠替张爱玲出版的第一本书，接下来有《怨女》《流言》《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和《半生缘》。《怨女》单行本依照张爱玲修订后的稿子出版，正因为我之前提过的沟通误会，单行本才会跟连载本不同。关于《半生缘》，还有件鲜为人知的事，也不妨在这里顺便讲讲。
全集排好后，张爱玲很后悔把小说改名为《半生缘》，为什么呢？她1968年给我父亲写信说：“《惘然记》改名《半生缘》（有点像冠生园），题目寄去已经来不及了（我去年秋天曾经去信说改回《十八春》名字）。”冠生园是老字号，专营糖果、蜂制品，1934年它在“上海大世界”举办月饼展览会，邀红星胡蝶做代言人，广告口号当时家喻户晓：“唯中国有此明星，唯冠生园有此月饼”。
张爱玲与皇冠之所以搭档，其实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从皇冠的角度看，皇冠选择一位作家，一定要考虑其市场价值、对品牌的影响等。张爱玲在上海沦陷区成名，但她之后怎样在港台建立名声？夏志清在196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1917-1957）》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这部书把张爱玲和钱锺书的地位抬得很高，可从介绍作家的篇幅看出来：鲁迅有26页，茅盾15页，巴金20页，张爱玲43页，钱锺书59页……夏志清在台湾文坛颇有地位，大家看了他的书，都想方设法要找张爱玲的小说来“朝拜”一下。夏志清的哥哥夏济安在台湾有很多学生，如白先勇、陈若曦等，也承认受到张爱玲的影响，甚至很推崇她。但当时要找张爱玲的书比较困难，偶尔才能找到她以前在上海出版的小说集。
皇冠文化集团成立于1954年，最初从《皇冠》杂志开始，到今日已发展成大企业，但在上世纪60年代，皇冠并不是很大的出版社。1963年，皇冠出版琼瑶的《窗外》，读者大部分是女青年，出版社需要为自己升级，出版些严肃文学。张爱玲有三点优势：她有一批隐藏的粉丝，受到学术界的推崇，有大批旧作只需排版就可出书。于是在1968年，皇冠一下子就为张爱玲出版了五本书，正式确立了彼此的合作关系。
张爱玲当时出版的书有两种情况：一是先在报纸（如《联合报》《中国时报》）和《皇冠》杂志上同时连载，再由皇冠出书；二是把在报纸杂志刊出的短篇结集，再由皇冠出版。皇冠与张爱玲合作的方式是：一份合同一本书。因为获得了张爱玲的版权，皇冠变成很重要的出版社，不但张爱玲的书本身畅销，到后来，也是她令《皇冠》杂志更受欢迎。那时候，《皇冠》在香港街上的书报摊也有售，总是很快卖清，我们要靠空运过来才能读到。
从张爱玲的角度来看，她又为什么要选择皇冠呢？我认为有四个理由。首先是皇冠给张爱玲的条件很好。1967年，皇冠给她的版税是10%，后来提升到15%，跟平鑫涛的太太琼瑶一样。1978年，张爱玲写信给夏志清说：“皇冠给的稿费比别处多。”1983年她又写道：“这些年来皇冠每半年版税总有二千美元，有时候加倍，是我唯一的固定收入。”另外以《小团圆》为例，在70年代，皇冠尽管不知道她写什么内容，还是先给她一万美元做定金，可见她很受重视。第二，由一个出版社独家打理她的出版事务会比较有效率，至少不会再发生之前《怨女》闹双胞或《惘然记》一稿两投的误会，要发表什么作品也有门路。第三，张爱玲跟皇冠有交情，平鑫涛虽从未见过张爱玲，但也能靠书信维系几十年的友情，他从友人处得悉张爱玲对胡兰成、弟弟张子静不满，便坚决不出两人的书，正是这种原因，皇冠赢得了张爱玲的尊重。第四，张爱玲需要皇冠去交涉处理版权的问题，例如唐文标事件、《赤地之恋》的出版，都由皇冠全力跟进。关于《赤地之恋》的事，我已经讲过，不必复述。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慧龙，当时还有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打过《赤地之恋》的主意，却闹了个大笑话-远景为了拿《赤地之恋》的版权，居然用胡兰成来博她好感。结果张爱玲来信给我父亲说：“台湾有个新开的远景出版社沈登恩写信来，我早已回掉了，又来信说出版胡兰成的《山河岁月》，叫我写序，又要替我出书，‘兰成先生可以代写篇序。’我先一直没理，只把远景此后寄来的书原包退回去。昨天又收到沈登恩的信，附寄胡兰成在《中国时报》上的《人子》书评，说还要评《谈看书》。我实在忍无可忍，把以前寄来的书也都寄还，回信告诉他：‘非常抱歉，不拟委托贵社出书。’”
至于唐文标，据说他为了发掘张爱玲旧作，“足迹几乎遍及诸大洲自由世界各大学图书馆”。他利用这些旧作，未经作者授权，先后在1982年出版了《张爱玲卷》（远景），1984年又出版《张爱玲资料大全集》（时报）。原来根据台湾地区相关规定，一个在世的作者需要自己注册才能拥有版权。张爱玲对自己很多旧作没有多大印象，也没注册，让别人有隙可乘。张爱玲曾来信告诉我父亲：“（水晶）游太鲁阁遇见唐文标，告诉他说我对《张爱玲卷》事‘非常愤怒’，唐气得立刻‘拂袖而去’。”可见唐文标绝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到《大全集》出版后，张爱玲很生气，便委托皇冠告唐文标侵权。经过多番周旋，时报出版社终于决定停止发行《大全集》。1985年6月，时报通知唐文标，说仓库还有四百本书，要他自己回收，否则销毁，唐文标便只好亲自把数百本书搬上楼。他患鼻咽癌多年，怀疑是伤口承受不住重力，出血不止，第二日便去世了。有人便因此说：“唉，唐文标，爱死了张爱玲！”实情如何，现已无从稽考。
皇冠出版社的书可以发行到全世界，所以我在美国也买得到皇冠的书。香港虽然是一个小市场，却另有一间皇冠出版社的分社，台湾皇冠管的是大方向，日常营运不管。张爱玲的一些书有香港皇冠、台湾皇冠两个版本，只是封面、纸质和印数不同，内容则一样。为什么有两个版本？因为香港会挑销量较好的作品自己印，省掉运费，而台湾则统统印，于是有些书便出现两个版本。像《红楼梦魇》，销量不算好，就会先在台湾印好，再运来香港销售。
香港与台湾的销售情况不同，从书店已能看出。香港书店很少会收齐十八本张爱玲的书，两个理由：一是某些书太好卖，断货了；其次是部分书很少人看，不进，有时一本书四年才卖完。例如香港机场有十四间书店，属同一个集团，它们只会进四五种张爱玲的书，除了最畅销的《小团圆》《色，戒》《半生缘》等，还会出现在台湾未必热销的《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从侧面反映出香港最好卖的张爱玲作品是什么。张爱玲在世时，版权都由皇冠代理，那她身后呢？她在1995年逝世，我父母成为了她的遗产继承人，他们跟皇冠签了合同，以皇冠出版社为张爱玲作品的唯一全球代理。到我父母相继去世后，我和我姐姐也签了同类的合同，所以直到今天，皇冠依然是张爱玲作品的唯一全球代理。
但到2046年1月1日，即她死后五十年，她的作品便属于公共财产，宋家也不会再拥有她的版权，所以皇冠的代理就只有这几十年。由她逝世开始，不少外国出版社都纷纷出她的外语译本，皇冠便专门委派了一个外语版经纪帮她处理。另外皇冠还要负责电影、电视、话剧改编的版权事务。一般来说，其他出版社不会愿意也没有能力替作者做这种事，但皇冠却出于交情而肯这样做。
张爱玲没有在《小团圆》中影射过平鑫涛夫妇，但对于他们的看法，可以在她给我父亲的信中找到。从中可以看出，她是真心尊重平鑫涛的，这也说明了他们为什么能合作多年：“琼瑶、平鑫涛真是一对奇人，两人是a whole industry（一整个行业），真可佩服。我觉得琼瑶的好处在深得上一代的英文畅销小说的神髓，而合中国之情。我总是一面看一面不由自主自动地译成英文：‘我打赌你……谢上帝！’”
《同学少年都不贱》解密
谈张爱玲的出版史，不能略过《同学少年都不贱》。这部中篇小说写于上世纪70年代，张爱玲生前没有发表。2004年是台湾皇冠出版社成立五十周年，为隆重其事，这年便出版了《同》的繁体本。
这两万多字的小说不是以单行本发行的，而是连同之前没有被收在《张爱玲全集》的四篇译作及两篇散文一起结集，总计近八万字，仍以《同学少年都不贱》之名出版。这题目出自杜甫诗“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杜甫借旧同学的飞黄腾达来对照自己的落魄，未至于自怜，倒像不太在乎。张爱玲用它充当题目，意思是很清楚的。小说穿插着女主角赵珏的片段式回忆，读者要自行拼图才能领略当中深意。赵珏很有张爱玲的影子，叙事主要从她的角度，某程度上也反映了作者多年来美国生活的感受。
2004年3月，《同》先由皇冠在港、台出繁体版；同年4月，简体中文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在内地发行。小说出版时惹来很多质疑，我现在尝试着解释一下。
1978年，张爱玲刚写好《同》，便把稿子寄给我父亲宋淇。1997年，我母亲将一批张爱玲手稿捐给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其中包括《同》的复印本。2004年皇冠要出版它，我母亲便把原稿从香港寄到台湾，但中途丢了，幸好另外有复印本，终于也顺利出版。
《同》首次曝光是在1997年10月，南加州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举办了“张爱玲遗作手稿特展”，《同》的手稿就在那里展出。几年后，陈子善在南加大见到手稿，凭字迹和写作风格，断定那确是张爱玲的作品。至于写作时间，他根据故事开头提到基辛格出任美国国务卿，以及张爱玲1978年写给夏志清的信，推断出“这部中篇作于1973年至1978年之间”。
我曾翻检张爱玲写给我父亲的信，没有找到她开始写《同》的确切年份。但1977年10月31日的信上有这几句：“我有些材料背景在大陆，或是部分在大陆……正在写的一篇……时间无法移前，等写完了寄给你们看看再说。”她之前在信上谈的是《相见欢》，“正在写的一篇”应指《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