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常说，对那种对自己不友善的人不要用鄙视或瞧不起的态度令对方难堪，而是应该从自己做起，使不友好的人深受自己的感染从而转变过来。他写道：“一个省的风气全靠督抚、同道及首府几个人来影响，其他的小官员和士绅都会被他们几个人的言行所影响。”曾国藩为官期间，每天很早起床，天刚亮就和幕僚一起吃饭。一次李鸿章推说头痛不肯起来，让大家先吃，但曾国藩坚持等他，李鸿章毫无办法，也被老师的诚信感动，终于起来同老师共同用餐。曾国藩说：“吃完饭后，大家围坐在一起谈经论史，兴致盎然，这些都是对学问、经济有实际用处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次课。”
曾国藩在与人交往中推崇“去伪而崇拙”，他认为用天下至诚的方法，可以破除天下取巧的方法。他常训诫曾国荃说：“左待弟极关切，弟亦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拒。
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最恨虚伪狡诈，可是世间偏有许多人在言行中又与它为伍。咸丰八年正月初四，曾国藩的信中这样写道：“弟在信中觉得自己是个老实人，我也自信是个老实人，只是因为阅历世上种种事情，饱经沧桑，学会了一些机谋权变之术，使自己学坏了。其实这些方面远远比不上别人，只是惹人笑话，让人怀恨，有什么好处呢？近日我突然醒悟，一味向平淡真实的方向努力，将自己老实的本质还本来面目，恢复固有。弟弟你在外面，也应该恢复自己老实的本质，千万不要走投机取巧的道路，日子长了自己的品性会愈来愈低下。别人用奸诈之心来对我，我仍以诚信回应他，日子长了，他也会改变态度的。如果勾心斗角，表面上看来很近，其实内心却有许多隔阂，那么相互之间的报复，将是无止无休的。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但强毅与刚不同，古人说：自胜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意。如不习惯早起，而强制自己天未亮就起来；不习惯庄重尊敬，而强制参与祭扫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劳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有恒而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有恒，这就是毅。二者相似，其实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李鸿章有才气，曾国藩很欣赏他，但李鸿章身上本身固有的江淮虚伪之气，曾国藩却不能接受。“笃实”这种品德是被世人所推崇的。咸丰九年七月十六日，曾国藩在写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惟忘机可以消众机。”在日记又写道：“它似颇有意义，而愧未能自体行之。”
《庄子·天地》说：“机心存在于胸中，则纯白不备。”惟有“忘机”，才能复于笃实至诚；惟有笃实至诚，才能“消众机”。在与人的交往中，如果人人以它为准则，为官者大力提倡它，社会风气总会渐渐淳朴起来。
“忘机”，是用于自身的修养。对付社会上虚伪奸诈的小人，则是绝不能忘的。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有他过人的地方。一般人总认为“待我以伪，则回之以伪；待我以诚，则还之以诚”。更有甚者，以牙还牙，乃至以十倍“牙”相还；将心比心，乃至十倍“心”回敬。曾国藩不同，对于以奸诈之心对他的人，他回报的是诚信，他说：“惟柔可以制刚狠之事，惟诚可以化顽梗之民。”他曾告诫其弟说：“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浑藏而不露一字。久之，善者劝，而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矣。”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再看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待人之法，似乎也应从中学点什么。只有去掉本性中虚伪的成分，用真诚去对待世人，才能在心与心的间隙中找到自己的立身之处！
8
规模宏大，言辞诚信
曾国藩最恨官气，因此就摒弃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虚文；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对部下僚属，小到个人治心治身，大到治军治饷，无不以自己的信条、经验严格要求，耐心训导。
曾国藩的《杂著》中有《居业》一条，意思说打江山创事业都要有基础。他说：“古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衮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曾国藩把建立基业归纳为两个必要条件，即：规模宏大，言辞诚信。
他具体解释说：就像居室那样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就多。诚信如果站得很稳固，结构就会很牢靠。《易经》说：“宽大居之”，说的是宏大；“修辞立在诚字上，可以居为”，说的是诚信。大程子说：“道之浩浩，从那里下手呢？只有立下诚才有可以居住的场所。
诚就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如果口不择言，逢事就说，那么忠信也就被埋没，动摇站不住了。”曾国藩按立得住，就是所说“居业”；现在俗话说“兴家立业”就是这个意思。子张说：“掌握的德不宏大，信的道不专一，还能叫有吗？还能叫无吗？”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宏大诚信，那么我的知识浮泛动荡，说我有不行，说我无也不行，这样终身没有可居之业，这就是程子所说的“立不住”了。
曾国藩几乎白手起家，到一呼万应，正是借助做场、做局而发生变化的。他多次谈到“局”，鄙视那些在局外议论者，倡导挺膺负责，躬自入局，认为这样，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性。
曾国藩起家之初，手中无权无势，所以跟从他的人并不多。从长沙临行前，邀左宗棠参谋军务，遭到拒绝。但左宗棠拒绝入幕后不久，即加入到骆秉章的幕府，令曾国藩很难堪。李鸿章初次来投，曾国藩也说：“少荃（李鸿章号）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表面上是拒绝，实际上担心水浅养不了大鱼，李鸿章吃不了这份苦。
曾国藩还同时发出另外几封邀请信，但应者寥寥，甚至连过去的好友冯卓怀、郭嵩焘都不肯随行，刘蓉虽被他强拉硬扯出来，但不久即坚辞而归，留下来的只有李元度、陈士杰数人。
陈士杰字俊臣，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分发户部，遭父忧回籍。因在家办团练镇压当地会党为曾国藩所赏识，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举人授官黔阳教谕。李元度曾上书曾国藩言兵事，为其所赏识，约于1854年2月前后入幕。曾国藩深感孤立无援之苦。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嵩焘者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又说：“甄甫先生去岁在湖北时，身旁仅一旧仆，官亲、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尽，此无足怪之事。兄现在局势犹是有为之秋，不致如甄甫处萧条已甚。然以为此为乐地，而谓人人肯欣然相从，则大不然也。”曾国藩当时惨淡经营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局面尚未打开，台面小，又不轻易向朝廷推荐人，当时环境恶劣，随时有送命的危险，当然人们不愿死心塌地跟从他了。因此，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二省的实权，对稍有才能者，保奏、荐举不断，加之打了几次胜仗，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云合景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的局面。
曾国藩做两江总督后，台面越做越大。由于清廷器重，曾国藩手握四省兵符，有请即准，可以说是权倾朝野。但曾国藩权大责也重，他意识到随着台面做大，必须更要注重网罗天下人才，为两江用，为天下用。因此，他自祁门开始，张榜晓示，召集人才。一时间各地来投者络绎于途。曾国藩把得来的人才分为二类，一类是实用型人才，包括治军、治饷、冲锋陷阵等，另一类是很有名望，兼有一定智谋。对前类人才，曾国藩以实为实，即是要他们做实事，就要给他们以实惠、实权、实职。对后一类人才，他虚实兼予，即给丰厚的待遇来“养士”，同时不轻易让他们任实职。但遇有难决难断之事，也让他们发表“高见”，以示尊重。
在曾国藩“养士”中，有三圣七贤之说，三圣者即吴竹如、涂朗轩辈，七贤者即邓弥之、莫子诸士。曾国藩诗云：幕府山头对碧天，英英群彦满樽前。
也许以某种精神感召，把人们聚拢过来，还算容易。而对聚拢在一起的士人怎样进行教化和使用，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曾国藩对此问题的处理，就是把自己的幕府（包括自己所率之湘军）办成一所人才学校。
曾国藩最恨官气，因此就摒弃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虚文；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对部下僚属，小到个人治心治身，大到治军治饷，无不以自己的信条、经验严格要求，耐心训导。在他给部下的批牍和书札里，训导劝勉之语甚多。
曾国藩赋予他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幕府不仅是治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既是对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幕府的要求。可以说是他设立幕府的一项宗旨。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觉去做，还把它写成对联，贴在总督衙门的府县官厅上：
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乃尽我心。
在曾国藩这所人才学校中，也许李鸿章得到的教益是最为典型的。
曾国藩日常起居颇有规律，每天早起查营，然后和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落拓不羁，贪睡懒散，对于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深以为苦。一天，他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耍滑装病，大动肝火，接二连三地派人催他起床吃饭，说：“必待幕僚到齐乃食。”他见势不妙，披衣“踉跄而往”。曾国藩在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却严肃地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完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
这里既有纪律的约束，又有道德的说教，李鸿章深感“受益不尽”，从而逐渐养成了“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的习惯，并获得不少学问及经济而又实用的东西。李鸿章后来回忆说：“在营中时，老师总要和我辈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9
胸有成竹，方可行事
曾国藩“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的论战思想，为自己赢得了充足的时间，为今后的胜利打下了基础，但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曾国藩这种处事从全局考虑，从长远考虑，值得后人借鉴，也值得我们思索。
曾国藩早年深研《易经》，对《易经》中的“潜龙在渊”尤为注意。他为人处事谨慎小心，时机未成熟之时，从不敢轻举妄动。
1853年，曾国藩借用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团勇约千人，创建湘军，初时称为湘勇。曾国藩预备扩练团勇万人，他把这个计划告诉江忠源。江忠源不晓事情的利害关系，不假思索立刻向皇上上奏，结果曾国藩兵马不整，枪炮未齐就被咸丰皇帝督促征战。第一次征调是在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攻薪、黄一带，武汉告急，清政府急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曾国藩先是推脱，结果清廷接连下令催促。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下令曾国藩带船炮兵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成功偷袭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
曾国藩思虑再三，抗旨未动。他认为湘军刚刚创立无实战经验，且人数不多，水陆两军加在一起不过一万余人，这时与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对抗，简直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因此曾国藩为保护尚在襁褓中的湘军，一直未发兵支援包括自己老师吴文镕在内的部队。
曾国藩早年悉心研究《易经》，《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要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要轻举妄动，曾国藩深知其中的道理，凡事没有一定的把握，切勿轻举妄动，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
曾国藩早知太平军兵多将广，善于打战，尤其是水战。曾国藩认为他们绝非乌合之众，如没有一支强有力的部队，轻易不敢与他们抗衡，因此曾国藩决心不惜重金装备军队。与太平军作战，首先是在水上，因此必须要有一支习惯水上作战的部队，曾国藩决心创建水师。
筹建水师需要大批资金，为解决这一问题曾国藩于咸丰三年（1853）秋，奏请提取途经湖南解往江南大营的粤饷银四万两，用作购船造炮的经费。接着又从广西购得造船的上等木材以造船。曾国藩在衡州设立制造总厂，由成名标任监督；又在湘潭设立分厂，由精汝航任监督。召集大批能工巧匠，日夜赶制船只，主要是拖岳、快蟹、长龙三种船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