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亚里士多德绝望的女儿
汉娜·阿伦特遇上海德格尔那年才十八岁，和波伏娃遇上萨特的年纪相仿。然而比波伏娃苦涩得不可比拟的是，海德格尔此时已经三十五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妻子艾尔弗蕾德精明强干，他的家庭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家庭。从1925年到1929年，这对师生以偷尝禁果的方式将彼此的恋情维持了四年，全靠着海德格尔的老练周到才没有被人发现。秘密的信号始终（也只能）由海德格尔发出，打开的窗户或亮着的灯，都是一次欣然的赴约。令如此一位富有强烈独立倾向的年轻女子对自己言听计从，使得这位正处于上升时期的年轻哲学家平添了几分人生得意。但诸如此类的事情最后总要画上一个句号，海德格尔终于决定让阿伦特离去。1925年，她先是前往弗莱堡大学埃德蒙·胡塞尔的门下学习了一个学期，然后在海德格尔的建议下于雅斯贝尔斯那里完成了博士论文《论奥古斯丁的爱的观念》。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承诺，离开时也没有任何怨言。不能想象他们之间爆发过多么激烈的争吵，像如今的人们通常做的那样。对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姑娘来说，这样的附加条件是相当苛刻的：没有海德格尔的允许她不得给他写信。
要有多大的力量她才能在内心深处摆脱这位遥不可及的恋人的牢固盘踞？要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才使得她不感到自己是蒙受损失的、仍然可以是完整的和结实的？要有多么宽广的胸怀才使得她不会对世界和他人产生怨恨而从此将自己封闭起来？和所有年轻的女孩一样，阿伦特最初的办法是试图爱上别人，在经历了和雅斯贝尔斯的另一位弟子（本诺·冯·维塞）的短暂恋情之后，她嫁给了君特·斯特恩。但这只是表面上门当户对的婚姻，她和这位在胡塞尔手上拿到博士学位的夫君之间没有“深刻的爱”。但正是从这时候起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帮了她的忙。从1929年起，她开始写作那本《拉赫尔·瓦伦哈根：一个犹太妇女的生活》（Hahel Varnhagen： The Lifeof a Jewess），最后两章是1933年逃往巴黎期间写成的。该书直到1958年才出版，英文版于1974年即阿伦特逝世前一年才问世。
写这本书是阿伦特清理和确立自己的思想、处境的一个重要步骤。她的传主拉赫尔·瓦伦哈根（1771—1833）是一位犹太珠宝商人的女儿，但她本人却没有钱，而对犹太人来说，缺少财富将意味着永远被拒绝于社会的大门之外；在阿伦特的笔下，她也不具有出众的容貌。即那个年代女人可能拥有的两件武器她都不具备。所幸的是她正好赶上一个热烈的、启蒙的年代。在歌德等人倡导下的新的时代风气面前，人们推崇理性而非成见，推崇个人才华、自我意识、对待自然及人的生气勃勃的感受，而这些对一位天性率真、领悟力极强、才华横溢的姑娘来说，仿佛是一个新的可能性世界正在朝她打开；她不利的社会地位暂时被掩盖了。当她还是一个小姑娘时，歌德本人便对她谈吐的才智表示出激赏。很快，在她周围聚集起当时柏林的几乎所有文化名人，她成了一个著名沙龙的光彩熠熠的女主人；诗人让·保尔、蒂克、弗里德利希·史莱格尔，哲学家史菜尔马赫，语言学家洪堡兄弟都先后出入其间。某种残酷的真相的揭露，直到已经与她订婚的伯爵冯·福克斯坦改变了主意。这位伯爵属于一个显赫的古老家族，对这种人来说，重要的是他家族的头衔、他的社会地位，他自己作为个人是不重要的。而拉赫尔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于：她是用在新型沙龙中养成的“平等个人”的眼光看待他的，自以为与他交往和彼此认同是个人之间的事情，她甚至还想进一步把他“还原为”他本人。但是所有这些引起了伯爵的不适，在通过交谈来展示和确认自身的沙龙中，伯爵实际上变得什么都不是，他的身份变得无效；相比之下，这位犹太女子反倒成了优越者。而这种关系同时也证明：离开沙龙这个人为的小圈子，拉赫尔则什么也不是。她沉浸在她的精神世界里，沉浸在“爱情、树木、音乐”之中，表面上这是她自愿选择的，其实这是“社会”给她留下的唯一通道；表面上在这个“精神的领域”中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是何其脆弱，带着多么一厢情愿的色彩——无视自己事实上被社会阻挡在外的客观事实，并且用种种美丽的说辞来为自己辩护。拉赫尔无疑是在过着一种自欺欺人的虚幻生活。
但是拉赫尔有着罕见的忠直无欺的天性，她慢慢地从自己所受到的伤害中清醒和恢复过来，明白了自己被动的、无可选择的处境，体验到个人在整个社会面前的孤立无援。“她并不是卷入了和一个人的纷争，而是卷入了与整个世界的纷争。”阿伦特写道。被伯爵拒绝，等于被扔进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之中。而当她意识到这一点，同时也开始睁开双眼，由此步入社会，她个人感情的痛苦从而成为她扩大自己存在疆界的一个源泉：她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命运，尝试着把个人的孤独和她所属的犹太民族的孤独联系在一起。此后一系列的经历更加帮助她意识到问题所在。作为犹太人的一员，只能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第一，作为暴发户，作为这个种族的一个“例外”而被接受，去接受“同化”而得到表面的承认；第二，作为“贱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广泛地面对自己作为一个“局外人”的事实。而“同化”的代价是昂贵的，它培养起那种叫作“自我仇恨”的东西；拉赫尔最终站到了“贱民”一边。通过清理这位女人的生平，阿伦特也给自己和海德格尔的关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她终于看清了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真实处境和命运。该书最后一章的标题是《不能逃避做一个犹太人》，她决心从此承担作为一个犹太人的重负，而不是逃往海德格尔的“林中空地”。
给阿伦特带来世界性学术声誉的著作是《极权主义的起源》（The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该书初版于1951年，1958年再版时增加了一个结论性的《意识形态与恐怖》，书名也改成《极权主义的起源》。该书以纳粹的种族灭绝作为主要分析对象，指出那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它把一部分人视为天生理应被消灭的“种类”，进行集体改造和屠杀；过去的专制政权仅限于迫害它的“政敌”，而极权主义却无情地消灭它的“顺民”；它甚至公然鼓吹和践踏人的道德信条，使得撒谎、做伪证、对他人行使暴力等做法畅通无阻。而这样一种新的面貌，是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推理之上的。这套逻辑将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解释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它有一个自己要去的“终极目标”；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可以对现实世界进行任意的改造，于是一部分人便承担起这个改造的执行者。从社会的政治结构来说，这个社会始终在做一件事：不停地将一部分人排除出去，排除在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之外。这样做的后果不仅仅是给犹太人造成剥夺，而且是整个社会政治结构的瘫痪无能——不只是犹太人，其余的人也感到自己是孤独、多余和无根的。“原子化”的个人终于成为造成极权主义的基础。封闭于自身存在的人陷入那种一事无成的无力感当中，他感到没有人站到他一边，没有人能够分享他的感情和感受（尽管它们根本没有表达过）。没有人能够理解他，谁也不会和他一起行动，因此他无法去做任何事情。他甚至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感到处于无人的贫瘠荒野之中。与此同时，与他人的分离和断裂，会逐渐演变成与自身的分离和断裂：在感到不被周围人接受和信任的同时，一个人会变得不接受和不信任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一粒沙，他自身的内部已经风化和瓦解。在他与周围的同伴和现实失去接触时，也失去了自身经验和思想的能力，失去了感知和判断的能力。过度的主观生活使得一切变得暖昧不清，原来清晰的基本界限和尺度陷入模糊混乱，原本一望即知的常识变得摇晃不定。在无法得到他人不断确证的情况下，一个人正当的思想感情陷入瘫痪和虚无，乃至感到自己正处于某种敌对状态，所有的人都起来反对他而他也在莫名其妙地反对一切人——在失去了与他人共同的世界之后，他失去了任何有意义的感觉，因为意义只有在共同的世界中才有可能。发动那些陷于被攻击恐惧中的人去攻击其他人，赋予这个人毫无意义的生活一种全面的（total）以及“崇高”的含义，正是纳粹主义得以当道的原因。
这条思路继续延展下去，阿伦特的笔触深入到对现代劳动一社会的批判。在1958年出版的《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一书中，阿伦特用“劳动的动物”（animal laborans）来形容人数众多如汪洋大海般的自我隔离和被隔离的人，从表面上看，他们并不是处于社会的边缘，而是这个社会的基础和中坚。他们埋头从事保证生活必需品的劳动，专注于维持生计，把最多的时间放在与身体有着直接关系的活动上，乃至形成这样一种风气：谋生赚钱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最为通行的真理，除此而外的其他活动比如艺术被看作是缺少正当的理由，是游手好闲。推动这种“劳动”的是一个人生物性的要求。通过劳动，生物性的人与大自然进行物质性交换，从而维持自己生命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意志紧紧黏附于一个人的生命内部，是从生理性、生物性的方面牢牢抓住自己；在满足肉体生命的内在循环方面，他是不可能与他人分享的，阿伦特的表述是：“他的必要的‘新陈代谢’与任何人无关。”阿伦特把这种来自生命必然性的压力称为“暴力”，它从内部施加给我们，与从外部施加的一样。“除了在严刑中使用的暴力，其余没有任何一种暴力可以与这种施加于人自身的自然力量相匹配。”由“劳动一消费”构成的链条，和一个人新陈代谢的生物循环（biological cycle）是互相生发的。在消费的活动中，人的其他方面的潜能并没有得到发挥，占上风的仍然是人的本能意志。而所有这些，在古典经济学家的眼里是作为其乐融融的未来世界图景来加以赞美和欢迎的。他们的口号是“增加财富”、“物质富裕”、“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当这些穷人昔日的梦想被当作“现代社会的理想”来加以实现时，阿伦特写道，“愚人的天堂”（a fool"s paradise）就来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