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能从自身汲取力量和不能在自身内部发现其生命意义的人，将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将在自身之外的某处去寻找，这样，尽管他看上去在行动，但事实上他仅仅在等待、在依赖。他等着其他人将要做什么，或者他们将指派给他什么角色，他依赖他们，如果这些人什么也不做，他则屈从于幻灭，他将像一只被戳破了的皮球一样，自身崩溃。”哈维尔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到了1983年年初，他已经进去三年零九个月。坐牢没有让他变得意志消沉，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一个人的秘密是责任感的秘密，”哈维尔说。
一个人不能从反对（反抗）中寻求生活的意义，相反，他是事先拥有了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拥有了自己的地平线，他才去从事反对（反抗）。他不能觉得生活很无聊，而去从事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事情，他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寻求刺激，不是为了个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是为了他所认定的生活的意义、他的责任感。
他称自己并不是哲学家，也没有构建一种哲学体系的雄心，他甚至反感那些现成的概念，认为它们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固化在里头，令世界丧失了它的神秘感，也丧失了偶然性。然而同时他又称自己如此热爱秩序，那种能够与神秘并存的秩序，它提示着神秘的存在。“没有某种秩序，神秘将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神秘和奇迹如若不偏离一个特定的秩序，又怎能表明它们自己，从而能够洞察‘更高的结构’所代表的未知领域、提供令人不安的深刻见解呢？”
自我分析的大师
那些狱吏们终于失去了耐心。那位典狱长（如今他在何方？）对哈维尔提出，他应该多谈谈他自己，而不是继续写这些让人捉摸不定的东西，它们看起来像是在思想犯罪的边缘。
哈维尔对这个要求作出了适度的讥讽。他绕着弯说，他不喜欢谈论自己这件事情，不喜欢“当众脱衣”的行为（指每封信都要经受严格的审查）。这就是他为什么放弃写诗而从事戏剧写作的原因。在戏剧中，他可以通过别人的嘴巴说话。他还说，当他试图回忆是否在什么场合下谈过自己时，发现那都是在温柔女士的陪伴之下喝多了的时候，或者是在她们的耳边吐露秘密的时候——“反正是一些你不会批准的事情”，他对奥尔嘉说。没准儿他写到这儿非常得意，因为他知道这些信件要被奥尔嘉念给朋友们听，可以想见朋友们听到这句话时，哄堂大笑的情形。这会让他感到自己仍然在场。
当然哈维尔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所从事和所坚持的意味着什么。但是这并没有给他造成一种悲情、苦情的感觉。他知道如何适当地“削弱”自己，弱化自身，不要把自己弄成一个新的圣坛或者祭坛。尽管存在着这方面巨大的诱惑，而他的警惕心则更为敏锐强大。他不要把自己弄成居于别人之上，尤其是不要弄成居于自己之上，对自己的认知超过自己的实际状态。那同样是一种夸大其词和虚张声势，这是他对于旧意识形态反感的起点。与自身保持一定的距离，把自己的位置放得低矮一些，这就需要一定的幽默和适度嘲讽的精神——不去嘲笑遥远的地平线，但是可以嘲笑自己这个人。所谓真实，应该包括这个人自己的真实在内。所谓生活在真实中，也包括生活在自己身上的真实当中。虚骄的做法并不能够为人们找到新的起点。
尽管有点儿为难（谈论自己），但是他不愿意放弃每周一封信的机会，它起码是精神俯卧撑。能够将自己始终处于不定的精神状态描绘出来，未必没有意义。实际上一个作家，当他观察外部世界，其实是从观察自身开始。如果说他拥有丰富的人性知识，其中有一大半是关于他本人的人性知识。“情绪反复易变，抑郁与高兴交替出现。一些不愉快的琐事，捉摸不定的感觉，担忧或危险”，这是哈维尔最常提到自己的句子。还有类似“有点儿失常、有点儿魂不守舍、有点儿粗心、有点儿局促不安”。就这么一个人，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据海森堡的研究，因为成为观察对象，物理世界粒子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便会出现改变”，意即当我们观察自己时，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将自身加以变动。
他决心为自己列出一张“清单”。先是身体状况，后是精神状况。身体状况主要有三种：第一，觉得正常，什么毛病也没有。第二，有点儿小病或者略有不适。第三，感觉不适，又查不出什么确切的毛病。这种状况最不好，因为它引起了情绪上的不稳定和跌落，乃至“觉得一切都古怪，我简直不是我自己了”。关于精神状况，他一口气给自己报出了十五种心情——“八种坏心情，七种好心情”，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笔者冒昧地揣测，这种做法很像是某种滑稽模仿．故意运用那种官僚主义的体例及语调，看上去符合规范，像是给狱吏们的一件礼物，其实却在暗中发出诡异的笑声。
也许这点儿小把戏被狱方戳穿了，他们不允许他将八种坏心情编号、按照顺序写出来，这些狱吏们的心思真的很难猜透。在他接连写了三个之后，就开始跳着写。“第八”在“第四”之前，“第六”却不知去向。阅读这些描绘，你不能不认为哈维尔是一个自我观察的大师，一个人对自己知冷知热，才能够对世界与他人知热知冷。他能够恰当地反观自身，找出自身不大不小的比例，他也能够恰当地看待世界，找出眼前每一件事物的恰当比例。从他对自身的观察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找出几分自己的影子。
第一种坏心情是“忧郁”。但是哈维尔的忧郁，并不是自怜自爱的那种，而是在体验到美好事物之后，又不能近距离抓住它的哀伤。“这是一种为美好的事物而喜悦，同时又为它如此遥远而悲哀的奇特的混合。”第二种坏心情是“紧张、恐惧和焦虑的状态”。这是一种对将要到来的事物感到不确定的那种感受，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因此感到不安，注意力无法集中，想象种种灾难，包括在公共场合感到怯场。尽管他的行为从外表看不出来。第三种坏心情是“沉默和冷淡”，像是披上了一层盔甲，对外部事物采取漠然的态度。他同时认为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以免被凌乱庞杂的事情所淹没。
他分析最坏的心情，要数“陷入绝对的和完全的自我怀疑状态”（第八）。他会一下子觉得自己所写的那些戏剧一文不值，它们的全部缺点甚至被他自己排列出来展览。他厌恶自己动不动就感到发窘、不知所措，他也不喜欢自己的双下巴、眼袋，等等。但是与他人不同的是，他能够接受自己的这种糟糕的一事无成的感觉：“我虚心地接受了自己毫无价值的感觉，我把这当作命运的安排。”他也认为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自我怀疑，尤其是那些希望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总是先怀疑他们所作所为的价值。这也是一种自我批判。问题是这种怀疑不能“走火入魔”。
他如此这般解剖自己，有时候让人觉得他已经“脱离”了自己，他所谈论的是另外一个人。他谈起自己小时候的家庭，那是一个算得上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家庭，但是给他留下的却是一些不愉快的印象。那种将他与周围人分割开来的优越感，反而让他觉得自己“矮人一等”，成为人们眼中的异己，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也许不信任他，在背后嘲笑他。凭什么他要比别人拥有得更多？这让他觉得不快，是他日后对社会不平等及特权深感不满的来源。他不无幽默地讲了这么一件小事：因为被喂养得太好，哈维尔小时候是个小胖猪，不能爬树、不能翻筋斗，也不能跨过一条小沟。一段时期，他的同学们的热门消遣就在于前来拍他的胖大腿。
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所有负面情绪，在某种意义上谈论这些负面的东西，其实也是对于一路高歌的主流精神的某种对抗，其中包含了一种反抗在内，但是哈维尔并没有停留在这些情绪当中，并没有陷入一种自我瘫痪、自我陷溺，像一些冒牌的艺术家那样。人是矛盾的存在。尤其是当人意识到自己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潜力，看到了自己的“存在本身”，体验到了自己更为深刻的生命或本能。与环境相隔离的这种疏异的感觉，也是日后促使他参与到人群中去、恢复自己在人群中位置的决心所在。
“说来也怪，我在某些程度上是绝对的坚定不移、不屈不挠、坚韧顽强、目标明确，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我是不可摧毁的（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会多么坚持自己的看法，这经常使得你烦恼，尤其是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固执己见的时候）。的确，许多事情我并不十分感兴趣，做起来也没有什么乐趣，我大可不必理睬它们。但是我一旦铁了心，或者对某件事情来了劲，我真能把自己整个搭上去，不惜一切代价，一条路走到黑。我不喜欢做事有头无尾，不喜欢半信半疑或可进可退，不能容忍混乱不定。”
一些能够分享哈维尔身上那些淘气幽默、分享他的焦虑烦恼荒诞感的人，未必能够分享他身上这种坚持的、坚定不移的特质。而这一面才更加能够说明这个人。一个人的心情是一回事，但是他的行动是另一回事。能够说明这个人的，不是他的心情他的感受，而是他的行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行动，那些不可抹杀的东西。心情是飘忽的，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而行为却不能来回摇摆、变幻不定。顺便地说，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倾向主观的年代，人们越来越看重一时一地的小心情，以此来判断自己，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
哈维尔承认自己的生活中存在过许多奇特的转折，甚至他从一个剧作家变成一个投身民主事业的人，这在他最初也没有想到，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是能够连贯起来的，从中可以找出一个明显的线索。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比这个对一个人来说是最大的成功了。不管世事变化、命运沉浮，他没有因此而变得面目全非，而是始终保持某种连贯，用他的术语来说，便是“人的一致性和绵延性”。他在牢里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时，认为“有两点与我有关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第一，在所有那些曲折和转折背后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清晰的、贯穿始终的东西；第二，即使我有时候发现自己走错了路，无论什么原因，我也总是能够设法纠正自己的错误，回到自己最初应该站立的地方”。
从他自身的一致性出发，就事情对他而言的意义（而不是对其他人而言的意义）来说，如何理解他在狱中的这件事情呢？他的答案是：“我并未作出‘牺牲’，也不是在开玩笑，我不是好惹事的人，不是在与命运开玩笑，也不指望会有某种明确的结果。我仅仅是在并非我所创造的条件下捍卫我的个性，以唯一可能的方式这么去做，力图做一个有责任心、有尊严的人。”
“人的尊严是不能用‘非我’获得的自由来衡量的，这只能用‘我’获得的自由来衡量。因此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捍卫他的尊严。这不是一时的决定，而是一个恒常的决定，或者毋宁说，是一种‘存在的习惯’。正如每个人每天都有不去做逆来顺受的可怜虫的机会一样，他每天也有成为这种可怜虫的危险。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我处在这种地步，无论我愿意不愿意，为了捍卫我的尊严，我必须在这里度过一段时间。更重要的是，我如何度过在这儿的时间，即使在这里，准确地说就在这里，我也仍旧是我自己，我决不放弃自己的任何东西。”
哈维尔并不是一个身体十分强壮的人。在狱中，他经常感冒、嗓子疼、喉咙发紧。1983年1月下旬的一天他突然发起了高烧，监狱看守看到情况不妙，赶紧把他送到监狱医院。这个地方审查制度略微宽松一些，他得以给奥尔嘉写信通报病情。很快对他的再次声援在世界各地响起。某天晚上他正要睡觉时，一名医生和女官员来到他的房间，向他宣布撤销对他的判决，这意味着比他原来的刑期提前将近十个月。已经换了睡衣上床，哈维尔提出能不能在狱中再住一个晚上。对方说不可以，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公民了。他当晚被转送至地方医院。当听到医生们称呼他“哈维尔先生”，他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意识到自己终于自由了。
注：Letters To Olga， translated by Paul Wilson，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88，部分译文参考台湾田园书店出版的《狱中书简——致亲爱的奥尔嘉》，李永辉、张勇进等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