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自我限制的革命”，米奇尼克用的另外一个词是“妥协”（compromise），在很大程度上，“妥协”是米奇尼克政治生涯中真正的个性化签名。“妥协”的起点和“自我限制的革命”是一样的，内涵比“自我限制”要来得更加广阔，它是从今天的社会通往明天的社会的接合部：“我的妥协图景其起点当然是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学的现实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从波兰赶走苏联红军，但是它还建立在这样确信的基础之上——多元化的民主需要妥协来面对复杂的现实。”在1980年年底团结工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取得了合法地位）之后，米奇尼克有一篇名为《希望和恐惧》的文章，呼吁团结工会应当调整自己的位置，减少罢工或避免以罢工作为威胁，以自己的理性唤起政府的理性。“如果仅仅以罢工或以罢工相威胁才可以迫使政府理性地行动，这种形势是一种社会性的危险，因为这迫使团结工会组织者以罢工作为一种武器，要求增加工资或其他情有可原的事情。而频繁地使用罢工作为武器会导向混乱和国家机构的分崩离析，乃至导向谁也不能控制的一种冲突。如何来避免这种情况？我认为除了把社会调和（social accords）制度化别无他法，为谈判和妥协，也为独立的公众舆论创造一种形式上的网络。”他劝导人们信任政府，在现政府全能的意义被削减之后，还政府以政府的尊严：“政府必须获得信任——不是作为前专制者的角色，而是作为一个对手。开诚布公地说吧，如果政府不被团结工会信任，那么也不被人民信任。……政府最大的敌人不是民主的反对派，而是他们自己——他们的没有效率、懒惰和愚蠢。人们怎么可能理解政府对于电影《1980年的工人》（一部罢工谈判的年表）所下的禁令？没有一个KOR的出版物中，如此伤害政府，如同它如此不假思索地侮辱人们真挚和诚实的要求。”
下面这段话，更能够表明米奇尼克的“妥协”立场，不仅是政治上的伦理或策略，而且是对民族共同命运的高度自觉和强烈责任感，“我提倡和政府的一种妥协，和这个我完全不喜欢的政府妥协。这个政府的政策对我完全不存在吸引力，但是对我们来说，它就像一帖膏药对一个断了胳膊的人一样，既沉重又必不可少。新的形势要求所有人——当权者和我们——严厉地修正我们的想法，有理由提出仅仅适合我们自己的一条道路——我们的独立自由所需要的冒险。而现在我们的民族面临‘活还是不活’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去考虑问题。一个人可以不喜欢当权者，但是不能不把他作为一个谈判对手来接受。写下这些话对我并非易事。对他们的了解无法令我抱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新晦逮捕和每日的欺诈使得坦率的对话成为不可能。权威的虚弱通过夸大其词的宣传和偷换形势分析的对象看得出来。斯塔尼斯拉夫·卡尼亚（Stanislaw Kania）令我想起一艘沉船上的船长，明明坐在一张木排上面却要求一只巨大的横渡大洋的飞船。……无论如何，我要求妥协是因为我们在同一张木排上漂流。在它上面，我们也许都会沉没。但是我相信我们不会沉没。我相信，通过智慧和勇气我们可以在妥协的基础上重建秩序”。关于“同一张木排”的表述，在1989年革命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
当然，妥协不是一厢情愿的，更不是投降主义的。在要求妥协这一点上，米奇尼克不惜调转话筒，向权威发出同样的呼吁乃至逼和。1988年，在回答那位美国人约翰·肯尼提出的在波兰新的妥协如何达成时，米奇尼克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个问题得由雅鲁泽尔斯基来回答。他必须决定他是否进入和团结工会的对话还是像哥穆尔卡或盖莱克一样被丢在一边。我看没有别的选择，他也许再拖另一个两三年。波兰民族可以等这么长时间，但我认为雅鲁泽尔斯基没有这么多时间了。权威们认为他们手中有武器就可以为所欲为，盖莱克的例子表明，这不是真实的。雅鲁泽尔斯基必须作出决定：他是作为军事法的颁布者还是作为新的妥协的联合设计师进入历史？所有迹象表明，雅鲁泽尔斯基的政策是以苏联改革的崩溃为前提的。他是他自己历史的囚徒，而如果他不能作出妥协，波兰新的妥协就会要求他放下权力。瓦文萨说过，有些人必须为这个国家负起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团结工会总是为了妥协伸出手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妥协，但是我们不会同意投降主义。我们将继续呼吁妥协以妥协解决问题，但是以全部不妥协的方式来进行呼吁。也许我们将不得不再次走向街头。但如果这是迫不得已的，我会感到又浪费了一次机会。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是说出真相，尽管这个真相令我的朋友和权威都感到不舒服。这个真相是——如果我们再次被逼上街头，那么肯定要流血。我将做每一件事避免这种可能性。并且我有这样的感觉，要加以避免的事情，恰恰只有雅鲁泽尔斯基的愚蠢使之成为可能。”
1991年，米奇尼克同雅鲁泽尔斯基有过一次长谈，后者关了他近六年，这次谈话的标题是“我们可以没有怨恨地谈话”，在涉及1981年年底的军管时，雅鲁泽尔斯基解释那是由于担心苏联军队出兵波兰。他问米奇尼克应该如何来分派责任。米奇尼克答道：“第一，当权者有其不可推卸的罪责，因为他们一群暴徒，从一开始就想把我们拦在所有栅栏的后面。第二，我们也应该受责备，我私下里和库隆说过，我和他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库隆认为那时就可以自由选举，而我则认为当时就可以由共产党和团结工会分别搞两个议院。第三，1991年春天我在莫斯科对俄国的民主派说：‘你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和戈尔巴乔夫达成协议，因为如果苏联实行军事法，他将得到西方的支持。你们必须停止去想自己是如何正确和怎样保护自己的位置。’这些想法出于我自己这方面对于波兰实施军事法感到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创造一种对话的语言。如果和解破裂，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因此——米奇尼克接着说——在1989年圆桌会议时，他意识到自己的政治位置扎根于1980—1981年和解破裂的记忆之中，意识到现在正是他自己的责任，记住此前是怎么失败的和使得新的妥协成为可能。
1989年2月—4月的圆桌会议，是波兰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波兰共产党（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代表们汲取了以前的教训，终于坐在一起，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协议，包括重新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吸收反对派参政及进行非对抗性的议会选举，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确立市场经济等项政策，完成了波兰的“天鹅绒革命”，也是1989年中东欧地区政治多米诺骨牌现象的第一张牌。米奇尼克谈及这些不无自豪地说，“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为没有流一滴血而完成的转型出一份力量”，同时他也承认，“如果我拒绝承认我们的前统治者所作的贡献，从我的角度也是非常不适宜的”。
四、“我们只有一个波兰”
在回答约翰·肯尼“什么是你的民主概念？你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否有波兰传统的特殊成分”时，米奇尼克承认自己是“波兰民主传统的孩子”。他提到四个当代波兰人极大地影响了他对于民主的理解。他们是：作家和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2004）、诗人齐别根钮·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1924—1998）、哲学家莱泽克·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1927—2009）和神父卡罗尔·沃杰泰拉（Karol Wojtyla，1879—1941，即后来的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政治家或者政治活动家，这也许能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民主并不是建立在唯一的政治原则的基础之上。”这个名单表明了米奇尼克民主思想深邃复杂的面貌。这些人都是波兰现代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体现了现代波兰与这个世界对话开放的一面，比如强烈的个人主义文化特点；但同时他们都是从深厚的波兰文化传统中走出来的，在他们本人及其作品中，回响着传统波兰文化、历史那些永恒的和沉重的话题，传递着传统波兰人忠诚和刚正不阿的精神品格。米奇尼克将这些不同的取向结合在自己身上。一方面，他有着全部现代民主、现代个人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他有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自觉地承担本民族的命运。那位法国“六八年人”Daniel CohnBendit一上来就问他：“为什么你在谈到自己时总是让人们记起你是一个波兰人，而我则从来没有感到和自己民族的联系这么重要？”米奇尼克答道：“我认同波兰人民，是因为我认同所有那些弱小的、被压迫和被侮辱的人。如果波兰是一个超级大国，而我将会是一个吉普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