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套表述在起点上和我们已经熟悉的哈维尔有着非常接近之处。与哈维尔不一样的是，哈维尔更强调从恢复个人的尊严道德开始，冲击极权主义无所不及的控制——如果说，极权主义如此践踏了个人的良心，那么从恢复个人的良心开始即开始一场革命；历史系出身的米奇尼克把眼光更多地落在了社会领域，他呼吁的不是作为个人的行为，而是建立社会的自我组织，倡导创立社会的独立组织，让社会自己承担起自身和自身的命运。极权主义曾经以一种非常严厉的方式压抑社会及其各种组织，但是到了极权主义时代后期，在苏联控制下的波兰政权和波兰的当代社会生活之间，实际上存在一个有待发掘的空间。就权力方面而言，它当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控制，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它已经做不到它曾经做到的，它的控制变得不那么有效，从它自身的利益出发，它变得被迫向社会妥协，或者有可能出现这种妥协。另一方面，组织起来的社会也并不寻求推翻政府，而首先是社会的自我担当，承担并改善社会和人们的具体处境，然后才是和政府协商，寻求与政府的对话和互相承认。米奇尼克最终希望出现的是一个“杂交品种”，政府能够认可和接受没有同他一道进餐的人们，承认和接受社会的独立机构。这便是“新演进”的内容。在这篇文章的结尾，米奇尼克指出了担当这种“新演进”内容的三种力量：首先是工人阶级，与被当作夺权和维护政权的领导阶级的作用不一样，米奇尼克的工人阶级是建设未来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工人阶级的压力是朝向民主的公众生活演进的必要条件。”其次是天主教会，这是米奇尼克根据波兰的特殊情况作出的判断：“大多数波兰人感觉和教会很亲近，大多数波兰牧师有着很强的政治影响力。”最后则是知识界，知识界在这场新的变革中的角色为“提出纲领和捍卫基本原则”（defend the basic principles）。也许他们的声音是弱小的和零星的，但是他们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公众舆论。在这个队伍中也许还有别的人加入，比如前修正主义者和前实证主义者，他们当中有些人在1968年事件之后明白过来了。
米奇尼克本人带头实践了这个“新演进”的纲领——他和库隆并肩建立的“保护工人委员会”（KOR）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中坚力量的帮助工人的组织（它令人想起捷克“七七宪章”之前，哈维尔他们有过一个“保护受不公正起诉的人委员会”）。它宣称自己的目的并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服务于这样一些十分具体的目的——在经济、法律和医疗方面，给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受到政府压制的工人家庭以援手，想办法弄钱给那些失去父亲的家庭，并帮助遭受审判的工人寻求有利的证据。在一些持异议者眼中，KOR的人甚至被讥笑为“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s），但是这并没有使得他们免遭政府的整肃，显然政府不这样看待他们的行为。任何超出极权主义政权原先的工作范围的做法都被看作是有敌意的，是一种故意为难和对抗。结果，KOR的成员很快遭到了来自政府的报复：丢掉工作、被逮捕、遭受毒打等，总之是失去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也许只有伟大的目标才配遭此待遇，而KOR的目标则是渺小的。同时，在KOR组织内部这样的一些做法也是开先河的：
一、公开化。KOR成立时，不仅公开其成员的名字，而且公开他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他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公开的。
二、真实性。在KOR发表的所有公开文件中，要求自己的观点开诚布公，并十分注重事实的准确性，这一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行动的自主性。这是他们向政府提出的要求，同时也适用于KOR成员内部。于其中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个新的起点，发挥他们最大的能动性和首创精神。用米奇尼克的朋友、KOR另外一个重要组织者里普斯基（Lipski）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原则——如果有人想要做某事而这并不有悖于KOR的原则，那么他会得到允许追寻他自己的理念。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人们的首创精神和激情推动下完成的，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
四、互相信任。“在共识之内信任每一个人”，这是作为一项原则确立下来的。
这四项基本政策归结起来，就是不搞阴谋论，不搞权力中心论，不存在一个更为强大的意志在某处发挥作用。任何起点都被认为有它自己的理由、过程和收获。这就决定了这样的组织可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组织上它看似松散的，在精神上它却是有力的，它把不同的人在共同的理念上聚合起来，具有一种真正的开放性：“KOR的一个长远目标是促使不同地区产生独立自主性的新的中心，促使更多的KOR式的独立社会组织出现。KOR不仅同意他们的独立性，而且是要求他们成为独立的。”（里普斯基）前面提到的较早时候格但斯克船厂工人的罢工（在团结工会成立之前），就是一个KOR的成员在那儿组织的。1980年8月，KOR宣布将自己的活动并入团结工会，这四项基本政策也仍然保留。
米奇尼克爱用一个词“修辞学”，即不仅在目标上和过去作一个了断，而且在全部“修辞学”上焕然一新。古典革命的教条告诉人们，革命就是获取权力，先抓住国家权力，然后再去建设社会。新的做法是鼓励人们把“权力”和“社会”区分开来，将权力的问题放在一边（留给国家），按照你认为理想的社会先做起来。旧意识形态许诺人们一个美好的未来，为此现在必须苦苦等待和忍受，新的做法是立即去做你认为的好事，“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米奇尼克）。铁的历史规律提醒人们不要头脑发热，不要在“无情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新的做法是“如同（as if）……”即如同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由社会那样去做，在一个非公民社会中首先做一个好公民：你不是相信言论自由吗？那么，请自由地说吧。你不是热爱真相吗？那么公布它。你相信一个开放的社会？那么，开放地去做。你不是相信一个体面而富有人性的社会吗？体面而富有人性地去行动吧。政府将在未来证明自己是对的，而你于现在就可以证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显示出你的忠诚、勤勉、正直、智慧。而一旦人们开始“as if”地行动，这个“as if”就好像融化了，某些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了，原来使得人们陷于瘫痪的那些理由有许多仅仅是心造的幻影，人们感觉事实上踏入另一个空间，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气氛。尽管这只是“接近”行动，“as if"那就是行动本身，并打开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如果你做起来，你就会觉得这个、“as if”并不是“伪装”，只是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你周围已经存在的某些空间。最早的持异议者、KOR的另一位组建入库隆说过：“不要打倒委员会，而是建设你自己。”还有一个令许多政治家头疼的问题——目的和手段。传统上所鼓励的做法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但在波兰反对派这里，目的和手段得到统一，每一个手段同时也是它的目的。如果你正处于建设社会的开端，你怎么可能允许你的行动被残酷、欺骗所污染，同时也污染社会？
三、将对方当作对手而不是敌人
哈维尔曾经澄清过“反对派（opposition）”，包括 “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这样的概念都是来自西方，并不能说明当时捷克社会中那些试图说出自己真话及周围环境真相的人。“反对派”起码要有一个自己的纲领，但聚集在“七七宪章”旗帜下的人，他们只是想让已有的宪法得到落实。一直到1989年12月“天鹅绒革命”的前夜——1989年10月，捷克的“公民论坛”组织成立，这才是被认可的捷克第一个“反对派”组织。波兰人的说法不一样。米奇尼克和他的伙伴们从一开始就确认自己是“反对派”，是“民主的反对派”（democratic opposition），他们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有关将来要建成什么社会的前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米奇尼克“公民社会”的概念和“民主”的概念实际上是重合的。它意味着承认社会不同利益、不同宗教、不同身份的人拥有平等的权利，他们之间的纷争只能通过民主的程序而非暴力来解决。那是一个仍然充满矛盾冲突的社会，只是处理冲突的方式和当下他们所处社会大不相同。这一点决定了团结工会作为社会抗议运动在欧洲近代社会运动历史上完全不同的起点：“我认为团结工会为欧洲文化带来了全新的东西，它从一开始就是超越乌托邦的。……团结工会为之奋斗的公民社会本质上是不完善的。这对我很重要。在12月13日（指1981年年底波兰军管当日——引者）之后我在牢里写的所有文章都在捍卫这个观点。我们不能为一个摆脱了冲突的完美社会而奋斗，那是一个充满冲突的社会，但其中的冲突可以在民主游戏的规则之内得到解决。”米奇尼克称之为“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1988年，在回答那位后来为哈维尔写传记《一出六幕政治悲剧》的美国人约翰·肯尼（John keane）的提问“公民社会是一个18世纪的概念如何运用于今天？”时，米奇尼克答道：“在极权主义秩序中，国家是老师，而社会是教师里的学生，有时它就转变成一个监狱和兵营。相反，在公民社会中人们并不想要成为一个学生、战士或奴隶，他们像公民一样行动。诞生于18世纪之末公民社会的概念是作为反对封建制度提出来的……因此反对极权主义的反对派起用这个古典概念为一个民主秩序而斗争，就不奇怪了。其关键是，作为公民，我们这些民主反对派再也不想被当作小孩或者奴隶来对待。反封建运动的基本原则是人权，即每个人拥有和君王一样的权利。我们希望每个人享有和雅鲁泽尔斯基一样的权利，受法律条文的保护。”
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KOR还是团结工会，都是通向这种公民社会前景的途径和努力。在分析了捷克、匈牙利民主运动的不同之后，米奇尼克指出捷、匈的变革部分起源于统治阶层内部，而波兰民主运动的起点全然是在统治阶层和权力之外的某个地方，是“草根的运动”（A Grassroots Movement），它不由权力来引导也不受权力的保护，从一开始，其做法就是政治性的，是对于现有政治框架的冲击，是在现有的框架之中加进一个异数，在不存在反对派的环境中充当反对派的角色。这种冲击并不意味着陷入毫无目的、随时随地的那种冲突，目标的清晰决定了他们行为的自觉和界限。“大多数自发的社会运动（除个别的以外）陷入一种日复一日和权威不停地冲突之中——并不拥有一个具体清晰的前景，或制定完成的与统治制度共存（coexistence）的概念。它允许自己被微末枝节的事件所激起，拖进非本质的冲突当中，它自身经常是混乱的和不彻底的；它不熟悉对方和对方的手段。团结工会知道怎样出击而不是怎样一味忍受，知道怎样打蛇打七寸而不是退却，它有着总体的理念而不仅是一个短期行为的计划。”于其中他再度声明团结工会不仅不是要推翻现政权，甚至没有要求取代统治阶层在造船厂工会中的位置，“让我们再重复一次：团结工会从来没有想要排除统治阶层的权力，不想排斥它在国家造船厂中的控制”，尽管统治阶层的宣传机构经常把他们说成那样。米奇尼克进一步称他们的事业为“自我限制的革命”（self-limiting revolution），最大的限制就是《雅尔塔条约》所规定的政治格局，这个条约将波兰划在苏联军事力量控制的范围之内，简单地说，所做的一切不要故意激怒那位超级邻国，从而把波兰推进更深的灾难之中。“伦理并不能成为政治纲领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波兰和苏联关系的前景。”“自我限制是一种政治哲学；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知道不可能打赢一场对苏联的战争，我们的机会依赖于苏联对于占领波兰的恐惧——不要把波兰变成第二个阿富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