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如果用心去体会，有静心、有耐心，心思自然会细腻。
张中行先生在《书屋》只发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谈谈周作人的文章》，发表在《书屋》1996年第4期；另一篇是《多信自己 少信别人》，发表在《书屋》1997年第6期。两篇都是好文章。第一篇文章是为钟叔河①先生所编的四卷《周作人文选》写的序（在我看来，钟氏所编的这套文选是目前最好的周氏选本。该选本共选文706篇，差不多是周氏一生作文总篇数的1/4。字数近170万，则约为其总字数的30%。选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选家认为的文章之美）。张先生是个聪明人，在序文的开头就说，他这篇序文可能会让“有些不如此想的人听了看了会皱眉”。为什么？张中行和钟叔河一样，认为对待周氏可以“人归人，文归文”，有些人并不认为如此。事情果然如其所料，杂志印出来后刚刚将样刊送到上面，就接到了上面的指示——这期杂志暂缓发行。为什么？因为《书屋》所配的照片，也就是周作人本人的照片，占了版面的四分之一，尺寸太大，太突出。怎么办？要发行，只能拿掉周氏的照片，将那一页重排重印。于是，我只好跑到厂里，请工人师傅连夜加班，印好后又打开杂志，一本一本地撕掉那页——那页配有照片的，再一本一本地贴上那页——那页没有照片的。一连好几天，我累得个半死，才将这事处理完毕，杂志总算如期发行。其实，我在那一期所编发的文章之中，关于为人为文的文字，前后呼应的还真不少，如丁东②所写的《逢场作戏的悲哀》，舒芜③所写的《杨荣国教授》，洪丕谟④所写的《大胆女作家苏青》，谢泳⑤所写的《吴晗的悲剧》等。我那一期的《书屋絮语》写得好像也有预感：
① 钟叔河（1931-），湖南平江人，学者、编审。
② 丁东（1951-），曾供职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民间思想史和文革史的研究。
③ 舒芜（1922-2009），安徽桐城人，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
④ 洪丕谟（1940-2005），浙江宁波人，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⑤ 谢泳（1961-），山西榆次人，现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一期杂志编完了，站起来，吐口气，伸伸懒腰，抽支烟，随着了结事务的轻松，心灵深处浮上来的便是几分隐约的遗憾。
这遗憾旁人也许看不出来，即使杂志印出来了，旁人也还是看不出来，你自己却是清晰地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和它那面带善意的嘲笑：怎么样？你能拿我怎么样？确实，你不能拿它怎么样，因为这个时候的你已经颇有些力不从心。
当然，你会在下一期里，尽心尽力地去进行弥补，结果却又往往是先前的遗憾弥补了，新的遗憾又冒了出来。它还是那么固执地使你感觉到它的存在和它那面带善意的嘲笑。于是，你又在下一期里开始新一轮的弥补。
这隐隐约约的几分遗憾居然使你与过去的工作不能那么轻易分手。它总使你感觉不安，认为完成了的工作中还有未曾实现的东西。而未曾实现的东西里又有着那么多迷人的诱惑。
如果没有了这几分遗憾，那情形又会怎么样呢？
那情形一定非常可笑，那模样亦难免夜郎自大。
那才是真正的遗憾吧？是的，那才是真正的遗憾呢！
你说呢？
也只能是这样想了。不这样想还能如何？关于周作人的问题，后来我与胡真①先生还曾打过一番交道。关于这番打交道的过程，也曾写过一点文字，题目就叫《胡真先生》：
① 胡真（1921-2011），江苏无锡人，原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
想了很久，还是决定要为他写一点文字，不是因为他是领导，而是因为编《书屋》时常接到他的电话，表达他读《书屋》的看法（有的时候甚至是写信放到我楼下的信箱），虽然他的那些看法并非是我能同意的（我认为他有点左，思想也是比较旧），虽然那个时候的他已是一个退休很久早不在位的局长。
我想我还是敬重他的，只凭他在他的任内所提出的那个口号，我想我就敬重他。他所提的口号是，“立足湖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出版如果真的能这样，尤其是一个地方的出版，那境界就不一样了，何况他提的那个时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各省的出版重心大都真的还在地方，缺乏全国和世界的眼光。
有一次，电话铃响了，又是他，又谈他的读后感，我说：“我到你那里去吧，能够谈得详细些。”他说好。于是，我去了他的家。一进门，我就说：“我要事先声明一下，我听说你爱骂人，不过，我也爱骂人。”他看着我笑了起来，没有一点爱骂人的样子，将我让进了他的书房，先是上好茶，后是递好烟，接着入正题。
那次主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即是周作人的问题，他认为《书屋》登多了评论周作人的文字。我说我的看法不同。我觉得对待周作人，今天的态度应该是：人归人，文归文。无论周作人是个什么人，他的文字在今天在以后都是有人要看的，也是有人会研究的。而《书屋》所登的都是评论其文的文字，对其人品和历史没有一文一字的涉及（这是我在当时编稿时小心切实把握的分寸）。他说登多了，就是倾向了，就代表了杂志的倾向，也表示了刊物的态度。我说历史走到今天，如果说有进步的话，那就是有一些过去不能谈的人事现在多多少少可以谈了，而历史也就在不可以和可以之间小步或者大步前进。他笑了。我又说，他也可就他的看法写点文字给《书屋》，这对世人认真思考必定是有好处的。他又笑。我又说，他所提的那个口号——立足湖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其实，也可变一变的。他问如何变，我说可以倒过来，那就是——立足世界，面向全国，走向湖南。他笑了，我也笑了。他问我如何立足世界（这可是个关键问题，可见他的行政能力，或者说是运作思维），我说我一下说不好，或者我是这样感觉的。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出版应该具有世界的眼光，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以及我们湖南的出版，运用我们的出版资源，用好我们的出版能力。他说确实有点意思（后来我在有些场合也曾谈过这个想法，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得到的却是一些讪笑）。
和他的谈话是愉快的，这是我要写他的原因。
后来，我出了一本诗集《剪影》，送给他，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过去我总认为你是一个理论工作者，不料你还是一位诗人。”我看了就大笑，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一位理论工作者。我仔细地想了想，我觉得我不是。
后来，我又送了他一本小说《李白三部曲》，他又给我写了一信说：“你以前写过一些小说，现在又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可以说是一个作家了。你是中国作协或者省作协会员吗？不知是否？我想应该是的，否则就不公平了。”我看了，又大笑，不公平的事太多（他也跟我说起过他所遇到的不公平），你又能有什么办法？
我觉得他是关心我的，这也是我写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