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8日，日本军队登陆香港，一场战争无情降临，爱玲和她的同学们还在做着罗曼蒂克的未来之梦，可这一切都被战争打乱了。
12月8日是学校大考的第一天，由于战争，考试被取消，同学们为此还欢欣跳跃了一番。
平日里，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相信“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但是战乱不是他们能逃避的，总要留有印痕，让他们在这看似不相干的“生趣”里，认识乱世现实的悲喜，认识自己的软弱、渺小，认识人性的自私与乱世里求生的本能，读懂人生的况味。
初听到开战的消息给了她们一种可怕又刺激的兴奋，连平日里怕被强奸的月女也跑到阳台上看列兵走过，还叫其他女孩子来看。
宿舍里一个女孩子着急起来：“怎么办呢？没有适合的衣服穿呀！”
她是一个有钱的华侨，有适合各种社交场合的不同行头，从水上跳舞到隆重的晚餐，应有尽有，唯独没有准备打仗时的衣服。后来，她借到了一件灰布棉袍，为的是对于头上来回飞的空军不致有太多吸引力。
女人有爱美的天性，即使在战争中也不能被掩盖。有一个女孩子叫苏雷伽，是马来半岛上一个偏僻小镇里出来的“西施”，瘦小，皮肤略黑，睡沉沉的眼睛，白牙微微外露。
关于她的笑话全校里是出了名的，爱玲觉得她“天真得可耻”。她曾对一件事深有顾虑：她选了医科，医科要解剖人体，被解剖的尸体穿不穿衣服？被同学们当作笑话。
苏雷伽也是极爱衣服的，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有一次，一个炸弹掉在了宿舍隔壁，舍监忙督促大家跑下山去。在如此紧急的情形下，苏雷伽竟然没有忘了把她最爱的衣服整理出来。尽管旁人苦口婆心地劝阻，她还是冒着炮火将那只大皮箱运下了山。
后来，苏雷伽加入了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有一次，她蹲在地上劈柴生火，穿着件织缎锦棉袍，绣着赤铜底绿寿字，虽有些可惜，但也是值得的。
正是这一身身伶俐的装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心，否则她不会同那些男护士混得那么好。她与他们一起吃苦，一起担风险，一起说说笑笑，渐渐地，她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战争对她未尝不是一次洗礼。
宿舍最下层有一间箱子间，黑漆漆的，爱玲和同学们就躲在那里。只听见机关枪“啪啪啦啦”敲打在屋檐上，像雨点击打荷叶一般。
因为怕流弹，大小姐们不敢走到窗户前迎着光亮洗菜，所以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每次吃饭，都让人有作呕之感。
有一个叫艾芙林的女孩子，内地来的，据她说自己是身经百战，吃苦、担惊受怕惯了的。可是，当轰炸机在宿舍邻近的军事要塞爆炸时，她倒是第一个受不了了，歇斯底里起来，讲了许多恐怖的战争故事，把女学生吓得一个个面无血色。
艾芙林的悲观主义是一种健康的悲观。宿舍里的存粮看着已不多了，她却比平时吃得还要多，还劝别人也努力地吃，因为不久便没吃的了。宿舍的人为了节俭，想试行分配制度，可她却是百般阻挠。她整天吃饱了就坐在一边啜泣，因为得了便秘症。
还有一位叫乔纳生的华侨同学，他曾经加入志愿军上阵打过仗，在他身上，有着年轻人的狂热、偏执和浪漫主义。他脸色苍白，大衣里只一件翻领衬衫，一绺头发垂在眉间，有三分像诗人拜伦。
乔纳生知道九龙作战的情形，让他气恼的是，他们派两个大学生出壕沟去把一个英国兵抬进来，因此也大发感慨：“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招兵的时候他们答应特别优待，让我们归我们自己的教授管辖，答应了全不算话！”
他投笔从戎之际，大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多么“残酷的浪漫主义”。
爱玲和其他大多数同学一样，对战争能不理睬的一概不理睬，死里逃生，沉于色彩斑斓的生活经验中，还是像往常那般生活。
炎樱算是胆子大的了。一个同学原本想去非洲看撒哈拉沙漠，直抱怨战争破坏了计划，炎樱劝她说：“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是不会给炸光的。”
在战火纷飞的街头，冒着日军的轰炸，炎樱竟敢一个人到城里看五彩卡通电影画片。看完电影回来，她独自一人到楼上洗澡，突然一颗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也不在乎，仍然在浴盆里玩着水，唱着歌。
舍监听到歌声，大发雷霆，炎樱还是不在乎，好像在有意讽刺众人的恐怖。
有一件事对爱玲的触动很大，就是历史教授佛朗士的死，这让她对战争的本质和人生的本质产生了困惑。
佛朗士教授是爱玲喜欢的教授之一，他有着孩子似的肉红脸，瓷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稀疏了，颈上系着“领带”，其实就是一块黯败的蓝绸。
他有个习惯，上课习惯抽烟，抽得很多，像烟囱，一团黑柱，直冒青烟。说着话，嘴上永远叼着一支烟，险伶伶的，翘板似的一上一下，却怎么也不会落下来。
他顺手将烟蒂子往窗外一甩，从女生蓬松的发髻上飞过，极易着火，不过，每次都是有惊无险。
在爱玲眼里，佛朗士是“一个先生，一个好人”，他的死是“人类的浪费”。
佛朗士先生是被自己人打死的，他像其他英国人一样应征入伍。一天黄昏后，他在军营里走，大约在思索有趣的历史事件，太入神了，没有听到哨兵的吆喝，哨兵就开了枪。
爱玲记得，每逢志愿兵操演，佛朗士先生总是拖长了声音通知学生们：“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没想到，竟“练”得再也回不来了，而他的死又如此毫无名目，还是死在了自己人手里，这太让人惋惜。
怀着哀悼的心情，爱玲又想起先生的一些掌故：佛朗士教授是一个豁达的人，爱喝酒。
他已彻底中国化了，虽然不知中国字笔画的先后，但字写得很不错。
他曾和中国教授们一同游广州，到一个名声不大好的尼庵里去看小尼姑。
他在人烟稀少处造了三幢房屋，一幢专门养猪。
他不赞成物质文明，因此家里从不装电灯、自来水；家里仅有一辆汽车，破旧不堪，还是用来方便仆人赶集买菜用的。
在爱玲眼中，先生实在是一个“很有趣”“很有个性”的人物。
对先生的学问，爱玲也是相当欣赏的。
在历史研究方面，先生颇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字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非常滑稽，学生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历史的亲切感，还可以得到一点扼要的世界观。
本来想从先生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可是，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爱玲常常会想到那颗呼啸而过的子弹，和应声倒地的先生。原来，战争竟是如此残酷！“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夕。”
这是爱玲在战争中感悟到的，在枪林弹雨中，人竟是那么脆弱和渺小，温暖的血肉之躯不敌冰冷的战机长枪，鲜活充盈的思想阻止不了野蛮下扣动的扳机。
然而，大多数人对于战争所持的态度，爱玲曾打了个比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完没了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对大多数人而言，香港只是一个繁华的荒漠，熟悉的陌生，可爱的疏远。香港是中国的地盘，却被英国人统治。对中国学生而言，香港的抗战是英国的抗战；而对英国人而言，香港的灾难是中国的灾难。不管对中国人、英国人、华侨或其他国籍的人而言，港战只是一场天灾人祸似的灾难，至于别的意义，实在不了了之。
香港大学停了课，不久又停止了办公，外地的学生无家可归，不参加“守城”工作，就无法解决膳宿问题。为这，爱玲和很多同学到防空总部报名，做了临时看护。
领了证章出来，却遇到了空袭，他们从电车上跳下来，飞奔至人行道，都挤在了门洞里，满满当当。此刻正是冬天，都穿得厚墩墩的，空气里有一股浓浓的脑油味。
爱玲的眼睛跃过人头，往外看去，一辆空电车孤独地停在街心，周围的人早已跑开了，阳光底下，这辆车备显凄凉。
突然，心底一阵伤感，自己竟会死在这群陌生人之间吗？与自己的同胞死在一起，有什么意义呢？这样躲在门洞子里就是尽了防空团员的责任？防空团员的责任又是什么？
还未容她多想，有人大声命令：“摸地！摸地！”已没了蹲下的空隙，大家一个磕在一个背上，到底是蹲下来了。
天上的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砰”的一声落下了一颗炸弹，她用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黑了好一会儿，才知道自己没有死，炸弹落在了对街。
飞机刚过，一个大腿受伤的小伙子被抬了进来，裤子卷上去，流了点血。但他的心情却不怎么糟，因为此时他成了群众注意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