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继续掷弹，但渐渐地远了。警报解除了，大家又拼了命地挤上电车，唯恐挤不上去，赔上一张电车票。
在围城的十八天里，爱玲吃了很多苦，肚子也填不饱。做防御工作的人员只分到一些米和黄豆，没有油和燃料，各处防空机关都忙着争柴、米，设法活下去。
连着两天，她都没有吃饭，飘飘然上工去。在这里，天上很忙，飞机转来转去地掷炸弹，而在防空洞里，防空人员却闲着没事干。好在，驻扎在冯平山上的图书馆里，可以找些七零八落的小说消遣。
八十多个青年聚集在一起，因为死里逃生，更有一种刺激的生气：有吃有住，又没有外界的娱乐分心；没有教授，却可以随心所欲地看书，诸子百家、《诗经》、《圣经》、莎士比亚，而这正是大学教育最理想的环境。
在那样的情形下，很少有人真正有心思看书，更多地把它当成一个过渡期，读书只是来排解沉闷罢了。
在百般的聊赖中，在阵阵的炮火中，爱玲又读了一遍《官场现形记》、《醒世姻缘传》。她一边读着，一边担心会不会有炸弹落下来，这种朝不保夕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
书的字印得极小，光线又昏昏的，可爱玲想，万一炸弹落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也许，面对战争，人被强烈的恐惧感包围，而人性也更显露得彻底。两千多年前，圣人孔子说“食色性也”，一语道破了人的两大动物性。战争中的人们褪去了一切浮华，生命无法掌控，精神失去了依托，仅剩下了“饮食男女”两项。
一下子，男女生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随便、暧昧，调情也变了味，不再是普通的学生似的调情，却是温和中带一点感伤气息。
在宿舍里，男学生躺在女朋友床上玩纸牌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她还在睡，他又来了，坐在床沿，隔壁便听见她娇滴滴地喊：“不行！不吗！不，我不！”一直到她穿衣下床为止。
爱玲觉得：“这一类的现象给人不同的反应作用——会使人悚然回到孔子跟前去，也说不定。到底相当的束缚是少不得的。原始人天真虽天真，究竟不是一个充分的‘人’。”
人到底还是要有一定的束缚的，太随心所欲的生活，更易误入歧途。
医院院长甚至想到“战争小孩子”（即战争期间的私生子）的可能性，极其担忧。在当时的情形下，这也是防不胜防的，但有时也会神经过敏。
有一天，他瞥见一个女生溜出了宿舍，偷偷摸摸的，手里还抱着一个长形的包裹，他以为他的预见成真了。后来才知，那女生做工换来点米，打算运出去变钱，又因路上流氓多，怕被劫，就将一袋米扮成了婴儿。
战火纷飞的光景里，到处弥漫着虚空和绝望，人们迫切想抓住点什么，因而结婚的人越来越多了。香港报纸上贴满了结婚广告，学生结婚的也有。
“一般的学生对于人们的真性情素鲜认识，一旦有机会刮去一点浮皮，看见底下的畏缩，怕痒，可怜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会爱上他们最初的发现。”爱玲觉得过早结婚会“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对于未知欲、交友欲最旺盛的年轻人而言，也是无益的。
爱玲清楚地记得，在那段“围墙在”的日子里，有对男女向防空处长借汽车，要去领结婚证书了。
男人是医生，爱玲揣测他“平日也许并不是一个‘善眉善眼’的人”，但他不时地看着新娘子，眼神里有种近乎悲哀的爱恋。新娘是看护，娇小美丽，红颧骨，很喜气，没有弄到结婚礼服，便穿了件淡绿绸夹袍，镶着墨绿花边。
两人来过几次，一等等上几个钟头，默默对坐，不时对视，满脸的微笑，惹得旁边的学生都笑了。这份承诺为这战时的悲苦气氛增添了一丝光彩，也为自己朝不保夕的生命注入了一丝快乐的希望。即使炸弹落在房顶，也算弥补了人生的缺憾。
也许在那样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日子里，爱玲觉得“实在应当谢谢他们能给自己带来无端的快乐”。
后来，爱玲写了成名作之一《倾城之恋》，以战争与婚姻为题材。小说里，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故事结尾这样写道：“但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城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
充满宿命的意味，谁又说得清因果呢，一场灾难毁了多少家庭，却成全了他们，真是个不可理喻的世界。
十八天后，仗打完了，香港彻底沦陷了，人的命暂时保住了，这是多么让人兴奋的事。
这群女大学生们可以仰着脸欣赏天上的飞机，而不必担心炸弹会落下来了。她们又开始满街乱跑，叽叽喳喳的，恢复了往日的活泼神采。
为了吃到冰激凌，她们进城挨家店问，只有一家答应明天下午或许有。第二天，步行十里前去践约，仅为了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激凌，里面还全是冰碴子，咬起来咯吱咯吱的。
街上摆满了各式小摊，卖胭脂的、卖西药的、卖牛羊肉罐头的，还有卖荒乱中抢来的西装、绒线衫、蕾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匹呢绒的，好一番热闹景象。
女学生们天天上街买东西，说是买，其实不过是看看而已。在这里，爱玲学会了女人买东西式的消遣方法。
战后的香港，“吃”这个市场重新焕发了生机，困在香港的外埠学生整天讲的无非是吃，成天就只买菜、烧饭。
爱玲说：“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强烈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
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成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的。
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远，便蹲着个衣冠楚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渐渐地，品种多了起来，又有了试验性质的甜面包、三角饼，还有似像非像的椰子蛋糕。
饮食这个职业仿佛一下子格外受欢迎起来，一时间，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
人们立在摊头上，吃着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之外就躺着穷人青紫的尸首，大多人却熟视无睹，没一点怜悯和同情心。
自保是人的天性，也许经历过硝烟滚滚的战争，自身性命都难保，便都顾不上别人了？
只有经历过生死，人才能看透一些事情，悟懂一些至理，知道哪些才是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只有经历过失去，人才会舍得放下，学会取舍，才会触摸到生命的温度，了悟自己生命的价值。
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那些从天上缠绵而至的雨丝，是香港流的“口水”吗？今朝有酒今朝醉，谁知道明天会怎样呢？
“要做什么，立刻去做，不然都来不及了。”这是香港人从战争中得出的教训，也包括爱玲，“出名要趁早”，是啊，晚了便来不及了。
除工作外，学生们还要学习日语。教师是个年轻的俄国人，黄头发，剃得光光的。他的讲课方法很特别，提问都很可笑，也许他幻想尝试一种“语境教学”，又或许，他真是别有企图。
他常用日语问女孩子的年龄，而且肯定不会不知道这是不礼貌的。女孩站在那儿支吾着，他便猜：“十八岁？十九岁？不会超过二十岁吧？你住在几楼？待会儿我可以来拜访吗？”
女孩子正盘算着如何拒绝，他便笑道：
“不许说英文。你只会用日语说‘请进来。请坐。请用点心’。你不会说‘滚出去’！”说完了笑话，他的脸涨得通红。
这位先生看了爱玲的画，独独欣赏其中一张，上面炎樱穿着件衬裙的肖像，很活泼，焕发着青春的朝气。他愿意出五港币购买，并且赶紧解释：“五元，不连画框。”爱玲和炎樱哑然失笑，他真的不明白中国女孩的心理吗？倒真是一件怪事。
善良的先生却不知这种教学方法适得其反。起初，课堂黑压压一片，挤满了人，后来人就渐渐少了，少得可怜。他终于赌气不来了，最后，学校只好又新调了先生。
爱玲觉得，战争这段时间是她绘画上的黄金时代，以后再也休想画出那样的画来。
那段时间，百般地空虚无聊，她又重拾画笔，仿佛回到了圣玛利亚女校时代，那时她常在课堂上偷着画画。
那么多人都值得用文字或画笔记录。比如，那暴躁的二房东太太，斗鸡眼突出像两只自来水龙头；那少奶奶整个的头与颈便是理发店的电气吹风管；像狮子又像狗的，蹲踞着的有传染病的妓女，衣裳底下露出红丝袜的尽头与吊袜带。不论是画还是文字，爱玲总那么一针见血。
后来，如她所愿，从事了“为那些杂乱重叠的人头写注解式的传记”的工作，只是用文字替代了画笔。
回到上海后，她多次拿出战时的画作来自我欣赏。“自己看了自己的作品欢喜赞叹，似乎太不像话。”也曾尝试照着样子再画一遍，但是再也画不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