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早在19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就有人对达尔文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作过介绍，但这些介绍是零星的、不系统的，而且多为外国传教士所为，他们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目的，是要证明基督教上帝创世说的正确。真正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比较完整、系统介绍到中国来的是严复。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首先介绍了达尔文名著《物种起源》的成书、内容和影响作了评述，并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规律引用到人类社会领域，用来解释民族、国家的兴衰存亡。在该文中，他还介绍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说：“又有锡彭塞者，亦英产也，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事，帜其学曰‘群学’”，认为“一群一国之成立也，其间体作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大小虽殊，而官治相准。”此文发表后不久，严复开始着手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名曰《天演论》，先是分期连载于1897年11月创刊的《国闻报》，1898年春又将其正式出版。
严复翻译《天演论》，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主要是受了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刺激。因此，他翻译《天演论》，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第一，是为了以进化论为武器，宣传“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观点，以打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传统观念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帮助人们树立起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进化观，从而认识到维新变法的必然性；第二，是要通过对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学说的介绍和宣传，来唤起民族的觉性，使广大民众从封闭保守、麻木不仁的落后的社会心理中解脱出来，从而认识到维新变法的紧迫性。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根据需要对原书做了不少的修改，并加了许多按语和注释，以抒发己见，有的按语的字数还远远超过了原文。在其译文及其按语中，他大力宣传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学说，尤其推崇斯宾塞的庸俗社会进化论，认为“物竞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存其最宜者也。”但同时他又不满于斯氏的“任天为治”的观点，而赞同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提出的“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与天争胜”的思想，认为“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未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这样，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严复一方面通过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尤其是斯宾塞的庸俗社会进化论的介绍，尖锐地抨击了封闭保守、麻木不仁的落后的社会心理，给人们敲响了如不赶快维新变法中国就有可能被强国肉食、亡国灭种的警钟；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与天争胜”思想的强调，告诉人们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要树立信心，奋发图强，中国就可以由弱变强。
严复进一步提出，中国要“与天争胜”，由弱变强，就必须“开民智”、“合群体”。他指出，动物的生存竞争，取决于进与不进，“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人类社会也是一样，“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而就智德力三者比较，智又处于更为重要的位置，人民的聪明与否，是一个民族能否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富强的关键因素。他以西方为例，“今日欧民之脑，方之野蛮，已此十而彼七”，“此其消长盈虚之故，其以物竞天择之用而脑大者存乎？”所以“泰西言治之家，皆谓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田，民智既开，则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不期举而自举，且一举而莫能废。——而民智未开，终弗善也。”因此他强调，中国欲图富强，必自开民智始，提高人民的聪明智慧，否则，“言而不自教民始，徒曰‘百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又曰‘非常之原，黎民所惧’，皆苟且之治，不足存其国于物竞之后者也。”至于“合群体”，严复指出，这同样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国家的兴盛衰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能群也。”而“天演之变，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中国要“与天争胜”，转弱为强，“合群体”至关重要。故此他呼吁国人要“早夜孜孜，会同志之力，谋所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之道，他并表示：“吾愿与普天下有心人共矢斯志也”。
严复翻译《天演论》，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从而推动了维新变法思潮的发展。在此之前，康有为虽然也通过阅读西书接触过进化论学说，承认它为“新理”，但他的接触是零星的，不系统的，因此，当他从梁启超那里读了严译的《天演论》译稿后，眼界为之大开，自称此前“眼中未见此等人”，并盛赞严复“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读了《天演论》译稿后，也都“佩钦至不可言喻”，接受了它的思想影响，在《天演论》正式出版之前，梁启超就开始宣传“物竞天择”的思想，并用它作为自己文章的理论依据。《天演论》出版后，很快便风靡海内，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力。鲁迅回忆他在江南水师学堂、矿物铁路学堂读书时，除看《时务报》外，“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胡适在《四十自述》中也有同样的回忆：“《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胡适自己也受其影响，改名为胡适，字适之，取“适者生存”之意。王国维对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巨大影响也作过描述：“侯官严氏（严复是福建侯官人——引者注）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大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