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概要”
长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主要由法国学派所提出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含跨学科研究）所组成。近30年来，中国的比较文学概论出版了许多种，也基本上是由这两大部分所组成。似乎有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整个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就是一座完满的大厦。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我们的研究结果证明：迄今为止，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仍然存在重大的理论缺陷。法国学派建立了以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三大理论为支柱的同源性影响研究大厦。但是，影响研究本身却存在着实证与审美的矛盾，更重要的是法国学派没有认识到在影响中存在着变异性，这是一个重大缺憾。美国学派倡导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打破了法国学派强调的事实联系的自我设限，关注文学作品内在的审美价值与规律，弥补了法国学派倡导的文学实证性科学取向的不足，取得了重要进步。但是，平行研究由于忽略了异质性和变异性问题，使得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直遗留重大缺憾，尤其在东西文学比较上面临着新的危机。
我们在尊重法、美学派学科理论的同时不得不重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此之前的整个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是缺乏异质性和变异性研究的，而文学变异学研究正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新方法和新理论，是全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
比较文学变异学弥补了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重大缺憾，开启了一个注重异质性和变异性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尤其是开启了东西方跨文明比较研究的新历程。因为，在人类文学史的整个发展历程中，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学新质，也使得不同文明的异质性和变异性更加突显出来，而不同文明的比较、对话与交融，将是人类文化交流的更高阶段，是真正迈向世界文学的新阶段。
在此之前的所有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都是从求同性出发的。20世纪90年代我们提出了异质性的可比性问题，现在我们又进一步提出“变异性”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变异学”。变异不仅仅是文学交往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比较文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更是一种文化创新的重要路径。中国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不仅将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而且将对全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一、变异学的理论核心
不同文明文学的异质性与变异性大于共同性，而异质性与变异性研究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大收获，也是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异质性是跨文明语境下的必然产物。应当说，变异性在没有跨异质的同质文明中也是存在的，而在跨文明研究中则更进一步突显出来，成为一个几乎绕不开的重要问题。鉴于此，2005年中国比较文学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Theory of Varia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设想首次被中国学者正式提出。
在变异学正式提出之前，国内已经有学者注意到文学传播中的变异现象，如严绍璗的日本文学“变异体”研究，谢天振的译介学都涉及这个问题，可惜的是没有人对此问题作深入、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变异学的设想首先源于对法国学派学科理论重大缺憾的反思，以及对比较文学形象学、译介学研究中涉及的变异问题的思考。从法国学派创始时期已经萌生了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而形象学却并未完全采用法国学者所倡导的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形象学更像是一种变异研究。本教材将译介学、形象学从原先实证性影响研究中分列出来，归为变异学研究，可以消除比较文学学科分属不当的情况。另外，变异学理论也会提醒我们在文学研究实践中注意分辨可实证的事实材料和发生变异的因素，解决跨文明研究中的异质性问题，进而掌握好我们的研究角度。从整个世界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讲，变异学理论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突破性意义。
实践表明，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在由起点经由媒介到终点的流传过程中会发生信息的失落、变形，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对此必须给出合理的解释，我们的理论才是可靠的。也就是说，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基础及理论核心是文学的差异性存在样态——异质性和变异性。法国学派理直气壮地奉行实证精神，但是，如果不考虑变异性，不考虑文学作品和理论旅行过程中的失落、变形、改变和新生，这种实证就是不可靠的。美国学派的理论恢复了“比较”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提出了跨学科研究，但其研究的可比性基础在于类同性。如果说法国学派是“求同（同源）忘异（变异）”的话，那么美国学派就是典型的“求同（类同）拒异（异质性和变异性）”。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也陷在求同的泥淖之中，不少比较文学研究实际上就是“求同不知异”。例如，我们把西方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作品，然而并没有自觉反省中西两种文明间的文化差异。盲目套用西方的理论，最终造成中国文学的失语与比较文学界反复出现“X Y式”浅度的、比附性的比较文学的危机。其实西方理论并非不可用，关键是要看到其变异性，例如，西方文学理论中国化就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原有的比较文学学科建立时，其立足点往往在于寻求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不同文化中文学的相同之处，是求不同中的同；但是现在变异学让我们看到了它更大的价值在于寻求不同国家文学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以及不同文明间的异质性因素，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革命性变革。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将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研究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的异质性和变异性，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的一门学科。从学科理论建构方面讲，变异学的提出是中国比较文学在基本观念层面上的革命性变革。
异质性和变异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是否可能？差异真的可比吗？其比较的基础在哪里？这些问题是比较文学可比性原则对变异学提出的考验。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提到比较文学不能进行不同文明圈的文学比较时说：“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而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言之成理。”韦斯坦因力图避开的文明差异问题，也正是亨廷顿所讲的文明冲突的根源。事实上，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的比较文学实践中，不同文明的文学比较一直在进行着。中国台湾学者的“阐发法”提出要以中国的文学实践检验、考验西方理论，虽然还是以西方理论为基准，但是也客观上提醒了我们要注意异质性的问题。只可惜这种跨文明研究，长期以来并未获得理论上的合法性。今天，我们提出的异质性与变异学，对不同文明文学的比较给予了合理的解答，让异质性比较获得了理论上的合法性。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背景下，在文明冲突与对话的时代进行比较文学研究，也非如此不可。
二、变异学的研究范围
在阐述了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原因之后，我们应该对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研究范围有个明确的认识，下面我们将从五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是跨国变异研究。典型的代表就是关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最早是基亚在《比较文学》一书中专列了一章来讨论形象学，基亚认为形象学为比较文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而韦勒克则认为形象学是一种“社会心理学和文化研究”，从而否定了卡雷和基亚的尝试。后来，形象学逐渐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形象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在一国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他国形象，而这种他国形象就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正因为它是一种想象，所以产生变异也就是必然的了，所以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并不是实证研究。而是变异研究。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就是要关注形象在想象过程中产生的变异，并从更深层次的文化模式入手来分析其可能存在的变异性规律。
其次是跨语际变异研究。这是比较文学变异学在语言层面展开的研究，它主要研究文学现象通过翻译，跨越了语言的藩篱，最终被接受者接纳的过程。跨语际变异研究的典型代表就是译介学。目前国内现有的一些比较文学教材把译介学纳入媒介学的研究范畴，可译介学自身涉及很多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变异因素，所以很难把译介学归入实证性的媒介学研究领域。可以说，“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的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现在的译介学研究已经从最初传统的对“信、达、雅”的强调转为对“创造性叛逆”的突出，也从最初的实证性研究转向了一种文化视野下的文学变异研究。也就是说，现在的译介学已经跨出了媒介学的研究范畴，而我们对译介学的研究也应该从最初对语词翻译的关注转向对语词的变异的关注，应该主要关注翻译文学的变异。
第三是文学文本变异研究，典型代表就是文学接受研究。文学文本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点，文学文本在流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变异也就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文学文本的变异首先是指文学文本在实际交往中产生的文学接受现象。文学接受，在当下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就像谢弗莱尔（Yves Chevrel）说的：“‘接受’一词成为近15年来文学研究的主要术语之一。” 尽管国内的一些教材已经开始涉及文学接受研究的问题了，可就目前为止，接受研究还没有明确的学科定位。到底应该如何认识文学接受研究与影响研究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异同？要弄懂文学接受学，我们不妨从文学变异学和文化接受学的角度来认识它。它不同于文学关系研究，主要是因为文学关系研究是实证性的，而文学接受的过程却有美学和心理学因素渗入，因而最终是无法证实的，是属于文学变异学的范畴；其次，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还包括主题学和文类学的研究。主题学和文类学虽然研究范围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二者都有法、美学派追求“类同”或者“亲和性”研究的影子。而实际上传统的主题学、文类学研究中，已经不可避免地涉及主题变异和文类变异问题，尤其在不同文明体系中，文本之间的主题和文类在类同之外，更多的却是不同之处，那么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不单要求同，更重要的是寻求差异。通过不同的文学主题和文类变异现象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展开不同文明体系间的文学对话，从而更有效地总结人类的文学规律。
第四是文化变异学研究。典型的理论是文化过滤。文学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穿越，必然要面对不同文化模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化模子的歧异以及由此而起的文学的模子的歧异” 会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必然要面对的事情。文学因文化模子的不同而产生的变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其中，以文化过滤现象最为突出。文化过滤，是指在文学从传播方转向接受方的过程中，接受方基于自身文化背景而对传播方文学所作出的选择、删改、创新等一系列的行为。我们很容易把文化过滤与文学接受搞混，要区分二者，关键在于认识到，文化过滤主要是指由于文化“模子”的不同而产生的文学变异现象，而不是简单的文学主体的接受。同时，文化模式的不同使得文学现象在跨越异质文化圈时，经过了独特的文化过滤后形成一种更为明显的文学变异现象——文学误读现象。那么，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是如何成对发生的，它们所造成的文学变异现象内在的规律性是什么，这都是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要探讨的问题。
最后要谈的是跨文明研究，典型的理论就是文明对话与话语变异的问题。我们可以用萨义德“理论旅行”的观点来理解“话语变异”：当一种文学理论从一个国家“旅行”到了另一个国家之后，这种理论话语必然会产生变异。当代的理论多是从西方“旅行”到东方，而当西方理论到达中国之后，该理论话语会发生两个方面的变异。其一是在知识谱系上，中国全盘照搬西方文论。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文化话语的言说方式都是西方式的，形成了中国文论的西方化现象，并最终导致了现今中国文论的“失语”状态。其二是西方文论自身的变异，即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对于“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文论时，应结合中国本土的理论诉求，在传承自身文化精神的前提下，用带着中国传统文论精神的态度有选择性地吸收西方文论，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造，从而推动中国文论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论“失语症”的现状。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正确理解“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问题。首先是文学理论的“他国化”。在不同的文明背景下，当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相遇时，处于接受方的文化对传播方的文化会有一个吸收、选择、过滤的再创造过程，同时，传播方的文化必然会被打上接受方的文化烙印。这就意味着，当西方文论传到中国后，前者必然会被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其次，要实现西方文论真正的“中国化”，就必须要让西方文论与中国本土传统的文化规则、中国文论的话语言说方式相结合，从西方文论中挖掘对中国文论自身发展有益的可资借鉴之处，从而推动中国文论自身的建设。
回到跨文明研究中话语变异的问题。说到话语变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学者提倡的“阐发法”。以往，中国学者都习惯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文学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西方文论和中国文学作品的变异。对此，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是西方理论让我们对中国文学有了新的理解。比如，我们常用浪漫主义来解释李白、屈原，用现实主义来解释杜甫、白居易。这样的“西为中用”使中国文学自身产生了变异。其二是西方文论在与中国文学作品相遇时，其自身也在发生变异。比如，当我们运用西方的浪漫主义理论来解释李白、屈原的作品时，前者自身也在发生变异。在被引进到中国之前，西方的浪漫主义是以湖畔派诗人为代表，提倡一种自然情感的抒发。可当浪漫主义与中国文学相遇时，人们强调的是它的理想和夸张等内容。所以说，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作品相遇时，双方都会产生变异。中国学者提倡的“阐发法”就是在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作品都在变异的情况下提出的，它是指在我们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文学作品时，我们也可以用后者来反观前者。这说明了中国学者意识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异质文明之间是可以相互阐发的，它是中国比较文学变异学从差异性角度出发对跨文明研究所作出的一个有益的突破。
这五个层面的变异研究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研究领域。当然，作为一个全新的学科视角，变异学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有待梳理，但可以肯定地说，文学变异学的研究范畴的提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的明确，以及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解决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变异学的学科地位
尽管法国学派提出了影响研究，美国学派提出了平行研究，但我们应该明白整个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大厦是不完整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提出对整个比较文学文科理论而言，将会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它开启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进程中的新阶段，即对异质性和变异性的研究；它不仅突显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更推动了异质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开启了比较文学史发展的新历程。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从最初的“求同性”到“异质性”再到现在的“变异性”，理论探索不断深入。变异学研究不仅是比较文学理论中最有研究价值的内容，也是研究整个人类文化的另一创新性路径。所以说，中国学者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而言是一种创新和推动，对全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和价值。
传统的比较文学在“求同”思维下从事跨文明研究，会面临诸多困难，变异才是现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应该着重研究的内容。鉴于此，比较文学变异学在比较文学理论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首先，比较文学变异学是比较文学的学科整合。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中最为基本的核心是跨越性。比较文学的跨越性特质突显了比较文学是具有世界性胸怀和眼光的学科体系。另一方面，文学的文学性和审美性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点，美国学派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纠正法国学派对文学性的忽略。随着学科的发展，尤其是蓬勃兴起的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渗透作用，尽管不可否认文化转向给比较文学带来了新启发和学科研究生长点，但当下一些比较文学研究过于向文化研究靠拢，离开了文学或者文学性的研究，从而使得比较文学学科成为一种无边界的文化研究。由此可见，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比较文学两个不可或缺的学科特质，规定着比较文学学科研究领域的划分，比较文学变异学是文学跨越研究和文学审美性研究的有机结合。
其次，变异学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文学理论是从文学作品中总结出来并用于指导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则。对文学作品而言，“理论”就是一个“话语”。现当代中国大力引进、介绍西方文学和理论，导致了中国文论的“失语”现象，而西方理论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自身也产生了变异，即中国文论的西方化和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但从相对角度看，“话语变异”促使中国文学理论在与西方文论的碰撞中被“激活”，产生了新的东西，这是一个生产性或创造性的过程。它要求我们全面反思过去对传统文化的误读，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并从中国文化特征和规则入手领悟本土传统文化典籍的精神特质。在与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中，中国文论必须以自己特有的文化精神来言说当今的学术问题，展现中国文论的自我魅力，这正是话语言说创造性的体现。
从学科史的实践上来看，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它的学科特质几乎就没有稳定过。法国学派提出比较文学是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缩小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人为地造成比较文学研究的危机。美国学派提出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以矫正法国学派的失误，却又把研究领域无限扩张，把比较文学推成一种“无边的比较文学”。中国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弥补了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重大缺憾，开启了一个注重异质性和变异性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尤其是开启了跨文明比较研究的新历程。所以，“变异”不仅仅是文明交往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比较文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更是文化创新的重要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