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中国文论基本是从西方舶来，西方文论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必然经过某种程度的变异，我们将这个过程称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同时，中国文学也存在西方化（例如寒山诗歌的美国化）。这是变异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要理解“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或“中国文学的西方化”，首先应注意其理论基础是文学理论的“他国化”。我们将文论的变异称之为“话语变异”。当代的“理论旅行”基本上是从西方到东方的单向度传播，西方理论话语到中国后产生了两方面的话语变异：一方面，在知识谱系上，西方文论几乎完全取代了中国文论，造成了中国文论的西方化；另一方面，西方文论本身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异。
一、文学他国化的定义和特点
任何“观念和理论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动时，必然会牵涉到与始发情况不同的再现和制度化的过程”。而受“旅行者”影响，本土文化也会受到冲击和压挤，呈现出新的理论形态。故所谓文学的“他国化”，指一国文学在传播到他国后，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出现理论改变，从而产生新质，发生更为深层次变异的样态。这种变异主要体现在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已经在根本上被他国——接受国所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
文学在传播到国外之后往往会出现两种情形：一种是从接受国来说，亦即本国文学被他国文学所“化”，西化后的中国完全以他国的文学规则、文学话语来重新建构本国文学，其后果就是本国文学逐渐被取代，乃至彻底化掉。如“五四”时期的中国诗歌，完全采用了西方诗歌的形式和规则。另一种是传播国的文学“旅行”到接受国文学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解读和改造，吸收其有利于接受国文学发展的因素，促使传播国文学话语方式和规则的改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完成文学他国化的过程。例如：寒山诗在中国的文学史中一般都不作介绍，对于中国很多人来说，寒山诗也是个陌生的名词。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盛行东方的禅宗文化思想，而寒山诗中浓厚的禅宗思想恰好暗合了美国很多人这时的追求。因此，当寒山诗流传到美国后，诗中席天幕地、徜徉于大自然的生活方式与美国嬉皮士青年所向往的生活相呼应，不仅寒山诗在美国流行起来，寒山也成为美国年青一代崇拜的偶像。加上这时的美国诗歌对外更为开放，原本对东方文化感兴趣的著名的意象派大师庞德根据汉学家费诺罗莎的遗稿将中国古典诗学创造性地运用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从而创造出了著名的意象派诗歌“三原则”，成功地将其他国化——美国化。庞德成功的重要原因是，他立足于本民族对诗歌的独特理解，立足于本民族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对中国文学进行本土化改造，创造出符合本民族欣赏习惯的诗歌。
可以看出，文学传播过程中虽然遇到过滤、译介、接受所带来的文学变异问题，但其本身的根本话语特点并没有改变，仍然具有传播国文学本身所具有的话语特点。例如，虽然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后，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过程中出现了或多或少的改变，但我们只是使用了西方的文学理论来评析本土文学，并没有与本土的文化特点完全结合，产生新的特点、创造新的规则，所以不能称其为文学的他国化。相反，佛教文学在传入中国后，我们用自己“言不尽意”的话语方式来理解佛教文化的规则并对其进行改造，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禅宗，产生了汉传佛教，是印度佛教文化的中国化。
由此可见，文学的他国化具有三个特点。其一，文学的言说方式和话语原则必须经一国传播到另一国，并且传播国与接受国的文明是不同质的，文学的他国化是在传播的过程中经过过滤、译介、接受而产生的。其二，在传播过程中，传播国文学的话语言说方式和话语规则必须与本土文学、文化相结合。其三，在传播和结合过程中，传播国文学的话语原则和言说方式必然被改造，并创生新质，新质的创生是以接受国的话语原则为主。
二、文学他国化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文学的他国化是文学在不同质文明的传播过程中碰撞与结合的产物，所以文学的他国化在当今世界实现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有不同质文明的差异性存在；第二，必须有开放的环境作为传播的客观条件；第三，在传播过程中必须经碰撞与结合而产生新质。
首先，人类社会形成以来，世界上就存在不同质的文明，发展至今，基本上可以分作三大类，即以中国儒道文化为主的东亚文明体系，以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文明体系，以印度文化为核心的印度文明体系。当然，除此之外还有阿拉伯、非洲等文明形态的存在。世界因为存在不同质的文明而丰富多彩并充满吸引力，不同国家、民族的不同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及其欣赏习惯对人类社会来说是宝贵财富，但文学交流却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而变得艰难。所以世界不同文明的差异性是人类文明的特色，也为文学的他国化准备了现实条件和无限可能。
其次，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国与国之间在众多领域环环相扣、层层交叠的整体，任何国家的封闭自守都是自身发展的无智选择。尤其近年来国际交往与竞争已经走出军事、经济等硬实力的单方面比量阶段，逐步重视文化、政治价值观念、外交政策的软实力对比，文化交流的作用和价值成为世界舞台的焦点。开放的文化交往环境，为不同质文明间的文学传播提供了宽泛的客观条件，为文学的他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再次，传播国与接受国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文学传播过程中“接受者必然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时代精神的要求，对外来因素进行重新改造与重新解读和利用，一切外来文化都是被本土文化过滤后而发挥作用的”。由于不同质文明传播过程中必然产生碰撞及碰撞后的结合与改造，所以“当一种理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被跨语际译介和传播之后必然被不同程度地‘他国化’”。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如果传播国文学的他国化改造是由于双方不同的文化背景所致的话，那么一国文学对别国文学的改造也有其自身的需要，即文学自身内需和社会内需。文学自身的内需是有偏重的，就出现了“以谁为主”的问题。一种文学要靠自身的新陈代谢来完成进化和演变是非常缓慢的，无伤大雅的修修补补也不可能诞生新的文学观念，要实现文学的新变就必须借助于外来的文学观念。因此，对外来文学的借鉴势在必然。如果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就有可能实现西方文学的中国化；如果外来文化与文学过于强势，就会形成西方文学化中国，而非西方文学中国化。相比较而言，社会的内需，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内涵。如由于背负着民族解放的重任，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注重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结合，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文论成功地中国化。相反，因为没有社会的内需，“五四”时期主张将中国的文字彻底拼音化的方案一直未完全实施下去。实际上，接受国的这种需要就为文学对话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他国化发生提供了可能性。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提到“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世界各国文学都具有共同的“文心”和“诗心”，也就是在审美品味、习惯等诸多方面存在着相同性，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文明现象，文学传播后的他国化就具有现实性和可能性。
三、文学的他国化研究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文学的他国化是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的问题，并且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普遍而亟待认识、辨析的问题。然而当我们了解了文学的他国化的定义、特点和现实性之后，仍然不可避免地对文学的他国化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首先，弗朗兹·法农在谈到一种理论的民族化过程时说，民族化的过程必须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民族知识分子证明他已经吸收了占领者的文化”；“第二阶段，本土作家受到了困扰，他决定记住自己是什么”；“第三阶段，也称为战斗阶段，曾经试图在人民中沉默并且和人民在一起沉默的本土作家现在正好相反，他要摇醒人民”。可见，文学的他国化作为比较文学变异学的一部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即使已经具备了文学他国化的条件，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然，法农还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即由于文化与外来文学观念的异质性，接受国接受本土文学观念影响，往往首先对外来文学采取拒绝姿态，而后才从自身需要出发吸收传播国的有益营养，在调和两种文学观念和话语原则基础上消化、改造，而形成新的文学观念。这种从对抗、对话再到融合的过程既是实现文学他国化的过程，也是本国文学化他国的过程。所以，文学的他国化过程的正确划分应该是：第一阶段为接受国文学逐渐被外国文学“化”掉，亦即传播国文学化他国的过程；第二阶段是接受国文学对传播国文学进行他国化改造；第三个阶段是传播国文学在被接受国文学他国化改造之后生发出文化新质，实现本国文学的更新，让已经他国化的外国文学成为接受国文学血液中的一部分并最终成为接受国的文学遗产。
这一点从中国新诗的产生中可以窥见端倪。不得不说，中国新诗的产生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胡适先生的《两只蝴蝶》（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曾一度被人嘲笑，新诗受到了来自当时文坛内外的非议，但新诗在经历了一段漫长时间的发展后，终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外来的诗歌形式最终被中国文学所同化。
其次，按常理说，文学的他国化应该是一个双向作用的过程，他国化的同时也在化他国，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并不是任何文学间的对话都能够实现他国化，有的国家的文学可能有一个化他国的过程，而始终不被他国化。如7—13世纪的日本和朝鲜，显然是中国化，而不是化中国，中国的文化是在未经过任何改变的情况下被完全吸收。所以文学的他国化与文学的化他国并不完全是一个必须同时存在的现象，更多时候它们处于分离状态。文学传播不一定都伴随文学他国化结果的产生，如果传播国仅仅被接受国接受，很可能只出现“化他国”情形。文学的他国化必须立足于接受国文学传统及其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规则对传播国的文学进行的本土化改造，否则接受国文学只能沦为传播国文学的注脚而被淹没。
阐述文学的他国化以及文学变异学，最重要的是文学的文化规则，接受国的文化规则决定着该国文化意义生成方式、审美方式乃至思维方式。所谓文化规则，是指以特定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心理为背景形成的思辨、阐述和表达等方面的基本法则，它直接作用于理论运思和意义生成方式，并集中鲜明地体现在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等言说方式上。因此，传播国文学只有在接受国文化规则基础上被改造才能真正被“化”，文学的他国化才能真正实现。那么，在文学的他国化过程中，接受国如何能“以我为主”地既吸收外来文学养分，又不违背本国的文化规则，避免全盘套用呢？首先，接受国必须充分认识到本国文学传统的重要性，尊重本国的文化规则和话语言说方式。其次，接受国必须在坚持本国文学、文化规则的基础上，结合本国文学和外来文学的特点，对外来文学进行本土化的改造。“要使一种文论真正适应他国化的土壤，与他国文论传统水乳相融，关键在于要用本国（指接受者——引者）的文论‘话语’去吸纳之、融合之。离开这个根本性的东西，我们无法达到真正有效的文论‘他国化’。”再次，文学的他国化研究还必须与接受国当下的语境或文学要求结合起来。一种文学能不能被接受国他国化，或者在何种程度上被“他国化”，与接受国的文化语境和文学需求密切相关。
四、文学他国化研究的意义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学的他国化是文学传播与交流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并不是我们一定要追求的文学交流结果。变异问题从比较文学学科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但是我们对此长期忽略不计，这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失误，而文学的他国化研究作为比较文学变异学最重要的一部分，对于完善比较文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填补了比较文学的空白。文学的他国化是比较文学变异学最突出的现象，其产生的基础就是文学的变异性。在文学的他国化研究中必须始终把握住文学的变异性，并在变异的基础上来研究文学的他国化。
其次，文学的他国化命题的提出，有助于正视本土文化优秀传统，避免盲目地全盘照搬。文学的他国化过程中，一国文学具有的文化模子和文化规则是进行文学他国化的前提，接受国文化模子形成的前理解是决定传播国文学能否被他国化的关键。中国文化的模子、规则与西方文明存在天然的差异性，中国传统文化话语原则消逝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意识到文学他国化的重要性。
再次，充分重视文学的他国化，有助于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与文论就出现了严重“失语”现象。造成“失语症”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将西方文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机械地使用西方文论，而没有考虑中国文化的差异和中国文化环境，一味以西方为准绳，追求“共同诗心”，批判传统文化。文学的他国化强调传播国与接受国文化原则和文学传统的结合与创新，促成本土文化的现代创新，创造更能体现自身特色的话语原则，而不以任何一国文学的消失和毁灭为代价。
文学的他国化能够成为比较文学关注的对象，原因在于其实际是一种文学的变异，这种变异使得跨国、跨文明的对话双方的文学具有可比性。因此，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理应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尤其是西方文论的他国化，更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可以说，文学的他国化研究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又一新的生长点。
请你思考
文学他国化必须立足的基点是什么？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