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杂文中，《阿金》是颇为别致的一篇，它接近于小说，但没有故事；像是人物速写，但又与议论相结合。
情节是简单的：写的是当时的上海的女佣，她的主人是外国人。而正因为她的主人是外国人，就具有了典型性。“她大约是不喜欢走楼梯的，竹竿，木板，还有别的什么，常常从晒台上直摔下来，使我走过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先看一看这位阿金可在晒台上面，倘在，就得绕远些”。阿金之所以这样放肆，大约也依仗她的外国主子。就这一点来说，她与其他依仗外国主子而耀武扬威的人就有了共同点，至少可以使人发生联想。议论就从这里生发出来：“自然，这是大半为了我的胆子小，看得自己的性命太值钱；但我们也得想一想她的主子是外国人，被打得头破血出，固然不成问题，即使死了，开同乡会，打电报也都没有用的——况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
阿金能发生什么事呢？半夜以后有男人找她；她与小姊妹的“大声会议”；她与一个老女人的吵架，大约对方说了她“偷汉”，她不但直认不讳，而且简直自傲起来：你没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颇有些阿Q精神。再一次一个西崽被人追急了，想托庇她，被她拒绝了。嗣后，那西崽就被三个彪形大汉在她后门外打了一顿。从此阿金也就不见了。
事情是那样平常，在30年代旧上海的弄堂里像这样平常的事几乎一天到晚在搬演，司空见惯，谁也没有注意，也不去注意。然而事情越是平。凡，作者却越要崇高，才能从这平凡中见出不平凡来。鲁迅曾十分赞赏俄国果戈理的讽刺本领，说他的艺术的独特之处，“尤其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的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记得果戈理写过一篇小说：《旧式的地主》。描写地主老夫妇俩一天到晚的吃喝，还要做出种种繁文缛礼来。俄国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读完这篇小说后写道：天啊！这样的生活多么使人烦闷啊！(大意)
《阿金》所展示的也是无聊的生活。阿金虽是女佣，却已经消失了劳动人民的气质。她的依仗洋主子，自恃有靠山的放肆，她的毫不自爱的放荡，不但使人可厌，同样也是使自己消磨于几乎无事的悲剧。
阿金很泼辣，她能扰乱周围的空气。这一点，使作者引出这样一段议论来：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 这说明，像阿金这样的女人，一旦放肆起来，就会成为一种扰乱四周的力量。但是，作者又说，以上的议论，“很近于迁怒”阿金，因为阿金毕竟会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但是，作者最后却说：“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这是说因为阿金的放肆、放荡而且泼辣塞住了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未必有力量这条思路。结末说：“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因为，阿金固然泼辣，在弄堂里显示了力量，但她的种种缺点，实在不足以代表中国女性的。
本篇收印成书时，作者为了几处被删节，特意加了一个附记，今录下： 《阿金》是写给《漫画生活》的；然而不但不准登载，听说还送到南京中央宣传会里去了。这真是不过一篇漫谈，毫无深意，怎么会惹出这样大问题来的呢，自己总是参不透。后来索回原稿，先看见第一页上有两颗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约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则必须“抽去”，已无疑义了。再看下去，就又发见了许多红杠子，现在，改为黑杠，仍留在本文的旁边。
看了杠子，有几处是可以悟出道理来的。例如“主子是外国人”，“炸弹”，“巷战”之类，自然也以不提为是。但是我总不懂为什么不能说我死了“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的缘由，莫非官意是以为我死了会开同乡会的么？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鲁迅写杂文时，常常涉笔成趣，语意双关地顺手给敌人一点讽刺，这正是他战士的性格的流露。这篇在对阿金的形象的描写和事件的叙述中，常常用一些当时报章的政治术语，以讽刺反动当局，因此遭到统治者的忌讳。但是，鲁迅并没有丝毫退缩，编印成书时将凡是删去的句子都加画了黑杠，留下反动派的蹄痕，以表示他的抗议，并且留给读者千秋唾骂。鲁迅那种坚韧地反抗着的铮铮铁骨的精神飞腾在字里行间，扑向我们的心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