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诗》是长篇叙事诗。全诗300多字，塑造了一个乔装代父从军的绝世女英雄形象。木兰既是现实的人物，又是理想的化身。巾帼英雄木兰，是历史性和传奇性的产物。巾帼英雄木兰的形象具有非凡的意义。她本是一个勤劳的织布女郎，以女红为务。但是，战争改变了她的生活，她勇敢地承担起服兵役的义务，代父从军，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女性的作为：“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木兰女扮男装，万里长征，转战十年，历经黄河黑水，燕山漠野，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终于凯旋归来，“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木兰功成名就却不受封赏，不愿当官，只希望回家团圆，志向不同流俗，气概磊落轩昂。相形之下，那蝇营狗苟、不择手段推过揽功、一心求官贪财的所谓“男人”，显得多么的龌龊和无耻。木兰回到家里，“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出生入死转战十年的战友们才发现，眼前功勋卓著的“壮士”原来是一个大姑娘。这一出带有扑朔迷离传奇色彩的喜剧，让人们看到了勇敢、坚毅、纯洁的木兰，天真、活泼、机智的真面目。
《木兰诗》中表现的巾帼女英雄英勇善战是不奇怪的。北朝妇女武艺高强，弓马娴熟在历史和现实中大有人在。《北史·李安世传》所载李波小妹就是一个压倒须眉的武艺精湛的妇女。但木兰比李波小妹有本质不同。木兰始终不失劳动人民女儿的本色，她勇于自我牺牲，不顾“男女有别”，弯弓征战赛男儿，既保全了老父，又捍卫了国家疆土。木兰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中，木兰的故事是奇特的，木兰的身上体现出中国劳动妇女的高贵品质。《木兰诗》的故事，突破了“女不如男”的封建传统观念。巾帼英雄木兰，使千千万万妇女扬眉吐气，千百年来，人们把她搬上戏剧舞台，传唱不衰；制成影视动画片，走向世界。
《木兰诗》艺术成就很高。全诗用轻快流畅的文笔，写出女子胜于男的重大主题。风格刚健，情节惊奇，语言质朴通俗，生动自然的口语穿插精妙的律句，节奏富于变化，足称绝唱。
《颜氏家训》
颜之推（531—591）字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学者。初仕梁元帝为散骑侍郎。梁元帝江陵败亡后，辗转奔窜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平原太守。齐亡入周，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因病去世。在60多年的人生旅途中，他学识渊博，阅历深广。亲历4个朝代，细心体察社会，各类人物，各地风俗。目睹南北分裂、兵连祸接的社会现实，身受其害。为教后代人安身立命，“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故留此二十篇，以为汝曹后车耳。”
《颜氏家训》是颜之推的精心之作。始作于南北朝，成书于隋朝初年。全书分“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20篇。内容广泛，知识丰富。除首篇《序致》说明写作宗旨，末篇《终制》叮嘱后事，《归心》篇礼佛而外，其余17篇大体可分为为“家庭伦理”、“品德智能”、“思想方法”、“养生处世”和“学术杂识”5个方面。
家庭伦理教训有《教子》、《兄弟》、《后娶》、《治家》4篇，侧重讲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义务和相处的道德准则。强调教育子弟、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的重要性。
品德智能教训有《风操》、《慕贤》、《勉学》、《文章》4篇，讲述如何造就子弟成材，培养优良的崇高操行，磨砺勤奋求知的人生态度和树立良好的文风。
思想方法教训有《名实》、《涉务》、《省事》、《止足》4篇。阐述观察、认识、处理问题的思维和工作方法，正确对待名与实的关系，争取美好的声誉，要有真才实学。人生的意义在于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博与专的关系和个人的发展要有所侧重，不要放纵欲望，警惕贪心不足。
处世养生教训有《诫兵》、《养生》2篇。教育子弟不要依靠卖弄勇力和利用战争来取得显达，应该珍惜生命，摄养身心，以期保健延年。同时也指出，生命虽然可贵，也不是不当惜而惜。不应该为冒险贪欲去送死，为忠孝仁义而牺牲是值得的。
学术杂识教训有《书证》、《音辞》、《杂艺》3篇。介绍古籍文字学考据的方法和知识，音韵知识、杂艺知识，根据不同的实用价值，提出做学问的要求。
颜之推虽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孙，常常叙说自己的亲身见闻，使人们看见南北士族风尚有别。文辞时有骈体，但风格平易亲切。间以故事讽刺，引人注目。《教子篇》讲北齐有一个士大夫公然对别人讲培养孩子的经验时说：“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名实篇》说，有一个“近世大贵”，在居丧服礼时，竟用“巴豆涂脸，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虽着墨不多，人物无耻、虚伪的嘴脸跃然纸上。
《颜氏家训》自隋朝以来，成了一部广泛流传影响深远的著作。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明傅太平说：“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盖《序致》至终篇，罔不折衷古今，会理道焉，是可范矣。”王铖《读书蕞残》说：“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
《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轶事小说的集大成之作。编撰人刘义庆（403—444），是刘宋王朝的宗室，袭封临川王。《宋书·刘义庆传》说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召集文学之士，远近必至”。《世说新语》应是刘义庆与门客文士的集体著作。全书分“政事”、“德行”、“文学”、“言语”、“仇隙”等36门。内容主要记叙东汉至东晋时期文人名士的言行风貌等杂事。诸如“名士风流”、“魏晋风度”，崇尚清谈，寄情山水等遗闻轶事。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士族阶级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
《世说新语》大部分篇幅写“魏晋风度”，“名士风流”。他们有意玩弄风度，风流自赏。主张适意而行，不受任何拘束。《任诞篇》记王子猷居山阴，逢夜雪，忽然想起剡县的戴安道，马上登船去访，走了一夜才到，赶到戴安道门前却返回来了，别人问什么原故，王子猷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同是《任诞篇》又记载刘伶纵酒放达，裸形室中，来人见状，讥笑他。刘伶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人我裈中？”《雅量篇》记谢安与人下围棋，接来信得知谢玄淮上大捷，“默然无言”，直到有人问起，才心不在焉地说：“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无独有偶，顾雍召集同僚下围棋时，听到儿子死讯，“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却“神气不变”，直至客散。能欣赏山水被视为名士风雅，能隐逸视为高人，能清谈以为经济，服药饮酒都是魏晋风流。他们追求穷奢极欲的生活。《汰侈篇》写石崇王恺斗富的情形，一个“以粘糒澳釜”，一个“用蜡烛作炊”；一个“作紫丝布步障碧陵里四十里”，一个“作锦步障五十里”。“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豪门士族仗势欺人，凶残暴虐，贪婪丑恶《世说新语》皆有所记。《汰侈篇》载石崇请客，常令美人行酒，客饮不尽即斩杀美人。大将军王敦去做客，“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王导责怪他，他却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俭啬篇》记司徒王戎虽“既贵且富”，却吝啬坏绝，他家有好李子，怕别人得到种子，竟先“钻其核”而后出售。
《世说新语》也记载和歌颂了一些好人好事，《言语篇》“新亭对泣”则表现了爱国思想。《德行篇》写荀巨伯忠于友情，不肯“败义以求生”。《识鉴篇》写郗超不计小怨，顾全大局。《自新篇》写周处勇于改过自新，为民除害，很有教育意义。《德行篇》记管宁割席：“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观。”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故事通过管宁、华歆对金钱、权势的不同态度，表现出了两个人的品格优劣，历来被传为佳话。
《世说新语》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用富有特征的细节写人物精神性格，善于记言记事相结合，语言精炼含蓄，隽永传神，是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也是后来小品文的典范。
《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人杨衒之的散文著作。
杨衒之，《魏书》不曾为他立传。所以，他的生卒籍贯不详。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附《杨衒之小传》说：“衒之，一姓羊，北平人，魏末为抚军司马，历秘书监，出为期城太守，齐天保中卒于官。”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一书中自述“永安中（528—530）衒之时为奉朝请”，武定五年（547）因行役，重览洛阳。著《洛阳伽蓝记》时官衔是“抚军司马”。《广弘明集》载“元魏末为秘书监，见寺宇壮丽，损费金譬，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
北魏统治者崇信佛教，仅洛阳就有佛寺1300余所。中经战乱，大都残毁。《洛阳伽蓝记》这部记述佛寺园林风物建筑的散文著作，以北魏都城洛阳佛寺园林为中心，广泛地记叙了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以及历史沿革，世事兴衰，轶事传闻。杨衒之写这部书，原来是有一定思想寄托的，他在《洛阳伽蓝记》序言中说：“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坐观音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稼，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离黍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
《洛阳伽蓝记》每记一寺，都写它的历史或传说。有的还记述与本寺相关的神话和异闻。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朝廷变乱、诸王废立、达官显贵的腐化荒淫生活、文人学士的风流韵事。如记高阳王寺：
高阳王寺，高阳王雍之宅也。在津阳门外三里，御道西。雍为尔朱荣所害也，舍宅以为寺。
正光中，雍为丞相。给舆、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于帝宫，白殿丹槛，窈窕连亘，飞檐反宇，轇轕周通。童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霄尽日。其竹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雍嗜口味，厚自奉养，一日必以数万钱为限，海陆珍羞，方丈于前。
记高阳王寺侧重写高阳王元雍穷奢极欲、腐化堕落的生活，而《洛阳·景林寺》则重在写景状物：
景林寺，在开阳门内御道东。讲殿迭起，房庑连属，丹槛炫日，绣桷迎风，实为胜地。寺西有园，多饶奇果。春鸟秋蝉，鸣声相续。中有禅房一所，内置祗洹精舍，形制虽小，巧构难加。禅阁虚静，隐室凝邃，嘉树夹牖，芳杜匝阶，虽云朝市，想同岩谷，静行之僧，绳坐其内，飧风服道，结跏数息。
这些寺院清净肃穆，令人身心陶醉。写《永宁寺》：“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更是有声有色，大有警钟长鸣、劝世行善、修成正果之意。至于《法云寺》，写洛阳大市东、南、西、北四市工商业繁荣和富人的豪华奢侈的生活，穿插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人物故事中，使文章摇曳多姿，情趣浓郁。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尤其《白马寺》更是古今中外闻名，是“极佛境界亦未有此”的古代建筑。文学美文描写艺术的建筑，堪称绝妙文辞。
刘勰与《文心雕龙》
刘勰（466—520）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省莒县）人。据《梁书·刘勰传》说他：“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他还参加整理佛经的工作，梁以后做过记室、参军等小官，担任过东宫通事舍人的职务，深得太子肖统的器重。晚年到定林寺削发为僧，更名慧地，不久去世。身后留有一部传世的古代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创作于齐代，是刘勰30多岁时的作品。全书50篇，分5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原道》至《辨骚》5篇，是全书的总纲。旨在阐明文学的起源和言必征圣、文必宗经的道理，表明指导全书的理论基础是儒家思想，从而解决道与文的统一问题。第二部分从《明诗》至《书记》共20篇，为文体论。刘勰认为“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于是按“文”、“笔”两类分别对33种文体作“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研究，从而弄清楚每一文体的源流演变。指明其特征、功用，并通过评析典型作品，提出每种文体的写作要求。第三部分从《神思》到《物色》20篇为创作论，讨论创作过程中构思、作家个性与风格、继承与创新、内容与形式等基本文学理论问题，也讨论了创作中有关谋篇布局、结构层次以及语言、文字、音律、遗词、造句、修辞方法等写作方法和表现技巧问题。第四部分《才略》、《知音》、《程器》3篇，为文学批评论。他指出了文学批评中的偏颇，确立了文学批评的原则，提出了正确的批评标准，对文学批评家的修养、学识、态度等相关问题作了具体要求。《序志》一篇是全书的总序，详细介绍本书的内容、体例、结构、写作动机、指导思想等，以圣人“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为准绳，以匡正当时文坛“辞文爱奇，言贵浮诡”的形式主义文风。
刘勰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口号是：“言必征圣，文必宗经。”他认为文学创作的客观标准应该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刘勰所说的“道”包括自然客体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两个方面，“文”由“道”派生而出，分“形文、声文、情文”3种，“形文、声文”，是自然运行之文，“情文”是社会运行之文。“道”只有圣人能洞察、把握。因此，圣人之文是“道”的体现，这样的文章能“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幻纪，洞性灵之奥区”，乃“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而六经则具有“衔华而佩实”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情深、风清、事信、义直、体约、文丽，刘勰称为“六义”，体现了文质统一，真善美的楷模，故文必宗经。纬书是“文丽”的产物，是宗经必须的辅佐。屈原的《离骚》“依经立义”，“自铸伟词”，是“金相玉质”的优秀之作。
刘勰充分肯定文学创作书自然景物的密切关系。“春秋代序，阴阳惨舒，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情感在文学创作中占主导地位，但外物也随着人的情感而变化，人的情感也随着外物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唯物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