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向来是日本火柴倾销市场。庚子事变前出现、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天津火柴工业，其产品有力抵制了日本火柴在华北市场上的倾销，以致1900年输入天津的日本火柴货值为167000海关两，1921年就只有16000海关两，下降了9.43倍即943.75%以上。据1920-1922年津海关档案披露：1921年日本火柴销售量“锐减”、“几将消失”，1922年日本火柴受到中国土货抵制已完全不能行销了。
面粉亦是天津进口的大宗商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天津面粉工厂有了较快发展，1920年已有福星、大丰、民丰等8家，日产面粉1.2万袋；1925年发展到11家，1928年仅寿丰、嘉瑞、民丰、大丰、三星5家产量就达3284648袋。津产面粉不仅满足自给还有出口，使天津成了出口面粉的口岸。1918年进口面粉0.45万余担，出口面粉200余万担，约为进口的450倍。
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在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强有力的推动下，近代天津民用工业有了可喜发展。民用工业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天津对外贸易发展，并改变着天津进出口商品结构，抵制了部分洋货倾销。
如果将洋货进口减少看成是民用工业发展的第一个结果，那么国产机制仿制品出口则是民用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结果。这种替代品的生产与外销，标志着天津从一个单纯洋、土货集流口岸转化为以自己工业产品满足周围地区与腹地需求的多功能的经济中心，改变着天津整个城市经济结构和天津城市与腹地间的经济关系。
总之，从纯经济角度分析，天津对外贸易为天津带来了一个新的产业-近代化工业。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天津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影响和作用，并最终改变了天津城市经济结构与性质，使天津从一个原只求自身生存而进行经济活动的城市变成了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出发而进行经济活动的城市。
二、催生了天津近代金融业兴起与发展
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还催生了天津近代金融事业兴起和发展。尽管开埠前天津传统金融事业-钱庄、银号、票号和典当在天津经济生活中已有相当规模，发挥着重要历史作用，然而开埠后，随着天津对外贸易兴起和发展，商品贸易在国内外更广阔范围内进行，原有金融事业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加之传统观念驱使下的投资方向，更使之无法满足新兴产业发展所需资金。近代化工业建设、中外商务交往所需资金、贸易结算、国际货币汇兑、现金支付、货款存取等问题都需要新兴资本主义的融资方式。然而庞大的货币财富又多集中在外国资本家手中，所以新式银行的兴起多由外国资本家开始。近代天津最早建立的银行是1881年英商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它是近代天津金融事业的肇始。它的出现标志着天津金融事业发展到了一个崭新时代。近代银行的出现，对天津政治、经济和外贸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汇丰银行出现前天津外贸处在缓慢发展和不断起伏波动中，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天津没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银行，中外贸易资金无处融通与结算，远在欧洲银行又不愿为天津外商垫支，贸易结算还得到上海进行，加之其他方面原因，1866年后就有不少外商和外商贸易行暂时撤回了上海。1881年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建立后，情况大为改观，外贸出现了较平稳发展，英国资产阶级获得可观利润。1883年英国驻津领事报告披露：“汇丰银行在这个港口有了一个营业鼎盛的分行，使得天津的洋行在资金周转方面得以享受和上海洋行同样的便利，能够直接进口，节省了上海转运的费用，从而得以较低的价格把货物运到天津。”可见，汇丰银行在天津建立对天津外贸发展起了巨大促进作用。天津汇丰银行建立15年后，天津同欧美各国直接贸易增长很快，进口增长50%，出口增长150%，这同“汇丰银行在这个城市开设分行一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东方的全体企业中，无论在发展速度方面，在成就的可靠方面，在影响的广泛方面，在基础的稳固方面，以及在前景的美妙方面，很少有几家赶得上汇丰银行”的。说明天津汇丰银行建立不仅促进了天津对外直接贸易发展，还使英国资产阶级大获其利。因此1895年英国在天津又建麦加利银行天津分行，并引起各国纷纷效法：1897年俄国道胜银行在津建分行，1897年德国在津建德华银行，1899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津建分行，截止1900年，天津有5家外商银行。多家外商银行在津出现，无疑大大推动了天津外贸发展，1881年后天津外贸进出口总额就由1868-1880年年均35万海关两上升到1881-1899年年均100万海关两，后者比前者增长近2倍。当然天津外贸增长还有其他方面原因。
1900年后天津外贸进入了一个比较快的发展时期，诸多原因之一就是此间银行事业又有进一步发展。外商银行到1935年发展到17家，加上中外合办和已歇业的曾达到过25家。在外商银行迅速兴起的刺激下，清政府官办银行和民族资本商办银行在庚子后也相继问世。天津首家官办银行是1902年创办的天津官银号，1911年改为直隶省银行；再是1904年清政府成立的户部银行，后改为大清银行，民国后改为中国银行。民族资本的商办银行有中国通商银行天津分行、志成银行、信成银行及1915、1917、1919、1921各年建的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北四行”。华人办的银行在1923年达12家，1933年为17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达30家。据20世纪初期估计，在津外商银行拥有资金4亿多元，华人办的银行拥有资金3亿多元。“北四行”是中国北方著名的金融集团，1923-1927年5年间拥有存款从44万元上升到1755万元，前后增长38.8倍，而且信誉日增，成为中国最大的储蓄银行之一。近代天津中外银行的迅速发展，使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在1905年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直接进出口贸易值首次超过由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口的贸易值，并日渐成为天津对外贸易的主要部分，反映了天津对外贸易地位的上升。其次是1900年后天津进出口贸易值成倍增长，1899年为7千万海关两，1921年跃过1亿海关两，1931年近2亿海关两，这种外贸发展的增涨速度是天津出现新式银行前无法相比的。
1928年首都南迁，北京银行多数南移，金融实力大减，天津就成了中国北方金融基地和华北金融中心。1914年华人办的银行在全国有59家，其中上海4家，北京5家，天津2家；1925年全国有141家，上海33家，北京23家，天津14家；1932年调查全国总行137家，上海有59家，北平2家，天津10家。
1935年天津有主要银号53家，资本393万元；北平9家，资本65万元；青岛10家，资本36.9万元；济南28家，资本103万元；河北32家，资本115.6万元；山东46家，资本195.41万元。
据1932年《中国经济年鉴》统计：在华外商银行有105家，上海25家，北平9家，天津16家，香港12家，厦门、济南各3家，福州、汕头各2家，芝罘、九龙各1家，其他地方31家。
以上情况反映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外商银行集中地，也是中国官商银行仅次于上海的城市。
中外银行在华北特别是在天津发展，不仅促进了华北城乡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天津对外贸易以极大推动。银行通过自身职能，如国际货币汇兑、进出口押汇、打包放款、信用透支、外贸结算、贴现及其他手段来支持商家从事贸易商务活动。各国在津洋行和商人无不在本国银行支持下积极从事对华掠夺性贸易。华商银行也有大力支持本国商人从事商贸活动的，如大陆银行为促进天津进出口贸易发展，1925年出资在万国桥附近建造了两座大型仓库，以贮存天津商人经营的进出口商品及农、副、土、特产品等。
在津外商银行还以资本输出形式向天津各经济部门进行投资。以1936年为例：英、日、美、德、法、意、比、挪威等8国在津银行的投资就达11952.3万美金。投资公共事业的占总投资的2.9%，投资进出口事业的占35%，投资航运事业的占6.1%。这些投资在天津发挥的效应与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外商银行吮吸了高额利益，另一方面促使天津经济实力的增长。华商银行向工业方面投资的有金城银行给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数次贷款，少则五六十万，多则一二百万，最终扶其生产出享誉世界的“红三角”牌纯碱。
总之，天津外贸发展催生了天津近代金融事业兴起和发展，它的兴起和发展又推动着近代天津外贸的迅速增长，同时也给天津城市经济和华北城乡经济发展繁荣奠定了有力基础。
三、推动了天津与华北交通网络建设近代化
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天津与华北交通网络建设近代化。众所周知，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经济往来和商贸发展，物流与客流周转，没有近代化交通运输，而靠原始落后的人畜运输工具无疑是难以繁荣发展的。近代中国被迫开辟的沿海通商口岸中，发展为近代中国对外通商贸易大港的不过10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口岸具有良好的河海交通或陆上交通网络，津、沪两埠是典型代表。开埠前天津城市发展得益于临河濒海的天然水运优势，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天津对外贸易发展和扩大，出入腹地货物增多，全赖海河水系交通运输已不能满足需要了；况且海河水系交通又受自然环境条件限制，通航里程有限，最佳时航程不过3000千米，多行小舟，如遇洪水和旱情还不能通航；再者华北大部地区和辽阔北方，多不具有水运交通条件，货物运输只能靠人畜进行，运量小、时间长、难准点、运费高、不安全，基于以上原因和出于对政治、军事与整个经济发展考虑，19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现代化铁路建设。
铁路交通在中国出现，无疑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产生重大影响，对华北城乡经济开发和天津对外贸易发展及天津城市经济发展和建设都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中国第一条铁路是1881年从胥各庄到唐山铁路。20世纪初期京奉、津浦、京包、石太、道清、胶济等多条干支线纵横交叉在华北大地，加之此间几千千米公路修筑和海河航道综合治理：如建闸门调节水位，裁弯取直，挖深加宽河道，开辟大船掉头处，冬季破冰，疏淤等，使海河航运能力大大提高了。这样天津就成了华北水陆交通枢纽、水旱运输码头，极大地提高了天津口岸货物吞吐能力，扩大了天津口岸的经济腹地范围，使天津在开埠初期实际上只有河北一省的腹地扩大到山西、山东、内蒙、河南及西北和东北部分地区，天津商业市场扩大了，城市经济实力增强了。1900-1937年间是中国铁路修筑的高潮年代，也是华北铁路网络形成的时期，正是这个时期，近代天津外贸发展到了一个鼎盛年代。1900年前天津进出口贸易值最高年份是1899年，达到77604562海关两，远未达到一亿海关两，却经过1861年到1899年38年发展，然而1931年达到350229937海关两，只经过1900年到1931年31年发展。二者比较，1931年的进出口贸易额却是1861年到1899年的4.5倍，增长3.5倍。1868-1899年间天津外贸年均贸易额为3000万海关两，而1900-1931年年均贸易额为1.5亿海关两，是1868-1899年间年平均的5倍，增长4倍。在全国外贸中的比重也随之提高，1900年前天津在全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一般为1%-3%，1905年为6%，1919年达8%，1932年是10.76%，1938年达24.74%。这一切都表明铁路网络在华北形成，是近代天津外贸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四、加速了天津商业大都市化进程
天津外贸发展和华北铁路网络形成又是天津商业繁荣和商业城市都市化的重要条件。天津商业不像近代天津民用工业那样发轫于天津对外贸易，而是肇始于漕运、煮盐和贩盐等事业。明清时期天津已是中国北方海运、漕运、食盐、百货汇聚之地。清中叶天津商业店铺已成为主要经营形式，具有相当规模。由于可供流通商品有限，流通范围不广，货币财富又多置于长芦盐商之手，活动区域仅限于直、豫两省，所以无论是商业网点还是商业资本都无法与开埠后的情况相比。
1861年天津开埠后接踵来津的外商和洋行积极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价廉物美的洋货涌进天津与华北市场，众多农、副、土、特产品从华北各地运津出口，扩大了天津商业活动范围，改变了天津商业过去狭小的活动领域和商品的匮乏，不再是开埠前只为城市本身生存，而是为国内外市场需求进行活动了，从根本上摆脱了对北京封建朝廷的依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