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天津外贸的另一大特征，是在初步有所复苏中急剧衰退了。其表现可从下列贸易额中得到体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外贸迅速衰退，进口额1942年为13721000美元，1943年为13618000美元，1944年猛跌到8431000美元，1945年没有了。出口额也如此，1942年为22979000美元，1943年降为12062000美元，1944年就只有1400000美元，1945年也没有了。战后初期，国内暂处和平局面，天津外贸迅速得到复苏，进口额1946年为17068196美元，比1942年增长24.39%，比1943年增长25.33%，比1944年增长102.44%。1947年进口额升为18665027美元。但好景不长，1948年就急跌到5328404美元，远不及1942年和1943年的水平，仅及1946年的31%、1947年的28.54%。出口额也如此，1946年复苏到16576807美元，1947年升到18062668美元，比1943年增长了49.7%，比1944年提高了119%。1948年出口额降到7545939美元，为1946年的46%，是1947年的41.77%，与战前比较，复苏较好的1947年是1936年进口额的75%，出口额的40%。
不难看出，战后1946、1947两年天津外贸发展虽未达到战前水平，但比太平洋战争时期有了较大的复苏和发展，可惜1948年急剧衰退了。
此间天津外贸在全国外贸中比重，即由1946年占全国进口总额3.04%居第三位，下降到1948年2.53%居第四位；出口额也由1946年11.14%占全国第二位，下降到1948年4.43%占第四位。反映了天津外贸在复苏中急衰的情景。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天津口岸进出口船只吨位量却出现上升势头：1946年为1172244吨，1947年升为2405125吨，1948年再升为2819352吨。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有三个原因：一是国民政府为打内战从天津口岸输入大量军用物资；二是国民政府推行攫刮民财政策，迫使华北、平、津地区的大资产者积极向南转移财产；三是1947年底起国民政府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平、津地区国民党军政要员、官僚、买办纷纷举家南逃，当时通南之路仅有海路一途。可见当时天津口岸进出口船只吨位量增长，不是天津外贸发展的反映，而是国民党政权在平、津地区覆灭的前兆。
天津外贸急剧衰退原因是多方面的，国民政府推行“卖国、独裁和内战”总国策则是最根本原因。内战一爆发，国民政府的腐败就在各个方面充分地暴露出来，就外贸方面言：
首先，一边颁行促进外贸发展政策，一边又推行阻碍外贸发展的措施。如1947年2月初，政府公布对出口货物给予从价补助100%的法令，对进口货物征收50%的附加关税。显然这一措施旨在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中旬，外汇率调整到1：12000元时，政府宣布废除出口补贴和减征进口附加税等，转为鼓励进口、压制出口。这种朝令夕改政策和前后矛盾措施，严重地阻碍了天津进出口贸易发展。
其次，国民政府为限制进口、鼓励出口，推行进出口贸易连锁制，成立了专门管理进出口货物的“输出入管理委员会”，授权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命令各地商家进口洋货需向中央银行所指定的各地银行申请外汇，获准后方可进口等。
由于国民政府唯恐输入天津口岸货物流入解放区，大大削减配给天津进口洋货的外汇额，把全国外汇的80%配给上海，只给天津区（包括华北和东北）5%-10%的配额，1948年1-9月配给上海达112300126.05美元，配给天津只有19772529.55美元，仅是上海外汇的18%。这种极不合理外汇配额给天津进口贸易以沉重打击。
外汇配额不合理还表现在：需要外汇商家得不到足够外汇，不需要外汇商家如官商或与官商有瓜葛的商家却能得到足够外汇。在洋货进口可获厚利、外汇又难获得的情况下，黑市买卖外汇十分猖獗，得不到足够外汇的商家只得到黑市以高价向无路进口洋货但又有足够外汇的商家购买，持有足够外汇的商家只需一倒手即可获利50%。这样天津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外汇投机生意的商家。由此可见外汇配额弊端是影响天津进口贸易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大中城市及战略要地实行军事管制，天津成了军管重点城市之一。194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剿总”，对平、津地区物资输往内地实行严加限制，企图从经济上封剿解放区。管制物品不下百余种，以食品一项为例，包括粮食类、瓜果类、肉蛋禽类等，从主食到副食无一不在监管之列。天津警备司令部成立了“主要物资管理处”，专司出入天津地区的物资管理。出入天津物资必持有“许可证”，尤对输往内地的物资监管更严。在天津通往内地的交通要口设卡立哨，遇有无证运货或货证不符或有可疑人货时当即扣留审查。这种严加控制天津输往内地货物的措施，使得天津进口货物只能在津城自销，造成大批物资积压津市，大大影响了天津进口贸易；内地货物不能运到天津出口，使天津这个华北进出口贸易大商埠变成与国内外隔绝的死港。可见军管严重地阻碍了天津进出口货物流通，压制了天津进出口贸易发展。东北大豆每年运津出口可达300万吨，因上述原因这时只能出口10万吨了。
综上所述，形成解放战争时期天津外贸两大特征的原因，一是美国推行殖民主义侵华政策，二是国民政府施实“卖国、独裁和内战”总国策。
（原载《对外经贸研究》1990年第2期）近代天津对外贸易与天津城市近代化，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带动了近代天津城市经济发展和天津城市近代化，反过来又推动着天津对外贸易发展。这种互动作用，成为近代天津城市成长的重要动力。
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从根本上讲它改变了天津城市经济结构和天津城市面貌。这点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一、它使天津城市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埠前天津城市经济活动在于求得自身生存，并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对首都北京的依附，即使本质上富有冒险性和流动性的商业活动，也只能在一个相当狭小的区域内进行，只要这一区域提供的物资总量能够使这个城市生存下去。开埠后天津对外贸易兴起和发展，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使天津城市经济活动摆脱了对首都北京的依附，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与辐射力，越来越超过它自身生存所需求的范围，而惠及到这个城市背后的三北广大地区，使三北腹地的城乡经济得以开发和发展。
二、它带动了天津整个城市的发展，并向近代化大都市迈进。
以上两个方面结果，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迅速发展成了中国第二大工、商、经、贸大都市，中国北方对外通商大港，华北经济中心。
一、带动了天津近代工业兴起和发展
天津对外贸易兴起和发展，首先带动了天津近代工业兴起和发展。天津近代工业是指使用机械动力，雇用一定数量工人从事商品生产的工厂企业。1900年前天津近代工业的出现既有洋务运动影响，也有天津对外贸易促进。其间天津近代工业有官办军事工业，中外商办民用工业。官办工业规模大、实力强；商办民用工业无论是外商还是华商投资办的，数量多、规模小、实力弱，一般都服务于天津对外贸易。
天津外贸兴起和发展，来自华北、西北和东北的农、副、土、特产品和纤维性的原料产品，如棉花、毛类、麻、皮张、药材、猪鬃、肉类、禽蛋、干鲜果、油脂等产品日渐增多，这些产品不是体大量轻就是易于损坏腐烂或含杂物太多或含水分过高，需要加工处理后方可出口。体大量轻产品既不便运输，又因体大多占空间运费因之昂贵，必须加工压缩打包。易于损坏腐烂物品更需加工包装。杂物及含水量大的棉毛麻类等物品必须挑选、晒干，去掉杂物水分。随着天津对外贸易发展，这类产品运津出口数量增多，加工打包企业就应运而生，间接为外贸服务或与国计民生有关企业亦随之兴起。1900年前外商在天津开办的近代民用工业有：
1881年英商高林洋行打包厂，1887年德商德隆洋行打包厂，1887年法商瑞兴洋行蛋品加工厂，1888年英商世昌洋行电力打包厂，1890年英商天津煤气公司（制造煤气），1891年英商老晋隆洋行卷烟厂，1892年英商祥茂肥皂公司，1894年英商天津印字馆（印刷），1896年英商平和洋行天津分行打包厂，1896年日商桑茂洋行石碱工厂，1898年英商天津自来水公司，1900年英商仁记洋行洗毛（兼打包）厂，在12家外商企业中直接为外贸出口加工的有6家，占了外资企业的一半，说明这是天津对外贸易这个“发动机”推动的结果。
1900年前华商办的民用工业有：
1978年买办朱其昂办的贻来牟机器磨坊，1882年张序庭办的同顺和记染织厂，1884年罗三佑办的德泰机器厂，1886年买办吴懋鼎、杨宗濂合办的天津自来水公司1898年买办吴懋鼎、杨宗濂合办的北洋硝皮厂，1899年买办吴懋鼎办的天津织呢厂，以上18家中外商办民用工业便是天津近代工业首批工业企业，这批企业的出现大大促进了天津对外贸易发展。加工打包企业兴起后，农、副、土、特产品出口猛增，以羊毛为例，1885年加工出口为19747担，1894年升到207547担，1885-1894年间年均是76907担，1895-1904年间年均为149998担，后十年比前十年年均增长了一倍之多。再如猪鬃加工出口，1886年为2217担，1899年是13000担，13年间增长4.86倍。各类皮张1880年为125328张，1899年就达2737464张，19年间增长近20.84倍。驼绒毛1861年是1804担，1899年为258811担，增长142倍。药材1868年贸易值是18381海关两，1899年升到644459海关两，增长34倍。各类枣果1861年出口6409担，1899年升为126282担，增长18.7倍。棉花出口1862年74担，1899年升为3777担，增长50倍。
以上情况说明为出口商品加工企业出现后，一方面对天津外贸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加速了对三北腹地经济开发的步伐，使三北腹地的农、副、土、特产品得以大量运津加工出口。
1900年后列强加紧了对中国尤其是华北地区的侵略掠夺，天津外贸也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时期。在津外商企业蓬勃兴起，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已达222家。这些企业是：出口商品加工企业，货物运输企业，产品生产制造企业及从事服务性的公用企业。
天津华商民办企业在1900年后发展也很快：1911年达107家，注有资本额的53家企业中，资本总额达6708405元，资本万元以上有28家，涉及16个门类行业；1928年大中小企业达2471家，资本总额8242.7万元，涉及门类行业达66个，资本万元以上达195家，总资本为4400.9万元。之后又有大发展。
天津中外商办民用企业发展，给天津外贸注入了新血液，进一步促进天津外贸增长，使天津进出口贸易额从1901年10333464海关两升到1928年194629733海关两，增长17.83倍。天津进出口商品结构亦发生了重大变化，最明显例证：天津一向是中国北方进口洋纱、洋布的大口岸，开埠以来这两种产品进口通常要占天津进口洋货总值的1/5至2/5，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华新、裕元、恒源、裕大、北洋、宝成6大纱厂相继建成开工，国产棉纱和棉布逐渐替代了洋纱、洋布，并源源不断运往内地，尤以河北、山西两省为多；棉纱远销东北乃至上海和武汉，占领了部分国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洋纱、洋布的倾销；1913年进口棉纱371983担，1930年降为2431担，下降152倍；布匹进口也迅速下降，以英、日、美三国布匹进口天津而言，1917年为359.8万匹，1923年就降为135.9万匹，下降了1.6倍即164.75%。1925年津海关贸易年报指出：“近年来，天津市场以及其他中国多数商场中，所有价值低廉之外国疋头，大有渐为土制者驱逐之趋势。此种现象，尤以本年为更著。”
直接为外贸出口生产的地毯工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间犹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设立，到1924年天津有大小地毯工厂400家左右，年产地毯300万方尺，1925-1927年出口地毯价值达18962352海关两，成了中国地毯生产基地和出口中心。
20世纪初天津两大化学工业公司--久大精盐和永利碱厂建立了。永利碱厂成了中国最大制碱工厂，生产的“红三角”牌产品在中国和国际市场上成了英国卜内门公司产品的竞争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