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温妮结婚之后，曼德拉感到很幸福。爱情给他带来了甜蜜，也给他带来了力量。在自传中，曼德拉写道：“每天清晨，我们很早就醒了，经常是4点钟起床。温妮为我准备早饭。然后我们乘公共汽车到法庭去，或到我的办公室看一下。下午和晚上，我到办公室，尽可能地维持法律事务所的业务，也为了挣一点钱。晚上还要经常进行政治活动或参加会议。一个自由战士的妻子，经常像寡妇一样，即使她的丈夫没有被关进监狱。虽然我在接受叛国罪审判，但是温妮使我充满希望。我感到生活好像获得了新的第二次机会。我对她的爱给我增加了力量，去面对未来的斗争。”
婚姻和爱情使曼德拉充满了希望和力量，他更加努力地投身到争取民族自由的神圣事业中去，使南非的民主解放运动飞速向前发展，而他自己也经历了更多的惊险和艰难。
1958年8月1日，“叛国罪审判”正式开始。开庭前，当局突然决定把审判地点由约翰内斯堡改到比勒陀利亚。这样，被告和律师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要四五个小时。当局这样做显然是想阻止人们对审判的关注。
曼德拉刚新婚不久，他每天奔波于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之间，应付审判和准备辩护。有时还要帮助被捕者的家属去保释他们的丈夫或儿子。他想方设法请来了一批杰出的律师为他们辩护，其中包括有英国王室的法律顾问身份的律师伊斯雷尔·梅塞尔斯和布拉姆·费舍尔。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斗争和努力，当局的两条指控先后撤销了。一个月之后，当局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起诉，先对被告中的30人进行审判，其余候审，曼德拉在最先被审的30人之中。
50年代末，非国大组织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该组织中的“非洲主义者”从非国大中分离了出去，组成了泛非主义者大会。1960年初，泛非大决定单独发动反对通行证法的运动。
3月21日这一天，泛非大的主席索布克韦和其他几个领导人故意不带身份证上街，为了表示抗议，他们甚至故意来到了警察局门前。警察知道他们没带通行证，马上将他们抓了起来。消息传出后，成千上万的非洲人把通行证放在家里，到警察局门前示威。在黑人城镇沙佩威尔，有一万多名愤怒的黑人包围了警察局。他们群情激愤，高呼口号，坚决反对当局实行通行证法。警察在恐慌之中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69名非洲人，打伤180人，制造了震动世界的沙佩威尔惨案。
惨案发生后，南非当局加紧实行暴力统治，他们在全国进行大搜捕，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一时间乌云密布，形势险恶。有2 000多名黑人积极分子披抓进了监狱。4月8日这一天，他们又宣布取缔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根据《非法组织法案》，南非当局可以对任何非国大和泛非大成员进行监禁和罚款，甚至判处高达10年的徒刑。
这时候，被保释出来的曼德拉又被投入监狱。为了抗议实行紧急状态法，一些有名的律师退出了辩护。于是，曼德拉和另一位非国大成员决定自己为自己辩护。他们在条件恶劣的牢房中准备辩护材料，坚持斗争。8月31日，紧急状态取消了，曼德拉才得以出狱。出狱后，他更加热情地工作，经过反复不懈的斗争，1961年3月29日，当局终于宣布曼德拉等30名被告无罪。
由于南非政府发布了《非法组织法案》，非国大等组织不能再继续存在了，如果继续公开活动，则被认为是犯法。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和他的同事们决定让非国大转入地下，继续展开秘密活动。
转入地下后，曼德拉正常的家庭生活就难以维持了。为了开展工作，他必须处于半隐蔽状态，这样，他就不能再继续住在家中。
因为要离家出走，曼德拉内心十分沉重，几个星期中，他都显得心事重重，沉默不语。不过，他并没有把自己心里的忧虑告诉温妮，他只悄俏地预付了半年的房租，又把家中坏了的汽车修好了。他想通过这些行动来减轻他离家之后温妮的负担。
一天，曼德拉突然回到家里，和他一起来的还有非国大的几个重要人物。他们神情严肃，有些不安；温妮从他们的眼光中已看出将要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她急切地上前，准备问曼德拉。这时，屋外涌来了很多人，他们都激动地要与曼德拉说话。曼德拉应付着屋外的人群，无法抽身与温妮交谈，他只简单地对温妮说：“亲爱的，帮我收拾几件衣服放在箱子里。”随后，他吻了吻自己的两个女儿，出门走了。一小时过后，有个人到家里来取箱子，温妮这时才知道曼德拉已经离家而去。
曼德拉转入地下后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不得不与我亲爱的妻子和孩子分开，不得不离开我的母亲和姐妹们，而在自己的土地上像一个被放逐的人那样生活。我不得不关闭我的事务所，丢掉我的职业，像我的人民中很多人那样，生活在贫困和痛苦之中。在今后一段艰苦的斗争中。。。。。。我将与你们肩并肩与政府进行斗争，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直到赢得最后胜利。”
转入地下之后，曼德拉在全国各地奔波，与温妮见面的时候就更少了。温妮在回忆中写道：“凌晨，我等待着轻轻敲打窗户的声音，那声音是神圣的。最初，他常在天亮前回家呆上一小时。后来警方对我实行24小时的监视之后，我就得躲过警察的戒备，出去见他。有时，一个人叫我开车跟着，然后又换上另一辆车。有时，需要换10辆车才能到达与他见面的地点。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被带到什么地方。。。。。。”
对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温妮没有丝毫的怨言。她理解曼德拉，支持他所从事的事业。
她说：“你简直不能把曼德拉与人民、与斗争分开。民族是第一位的，其他事情是第二位的。他的奉献是彻底的。但是，他充满了爱。我想，我和我的孩子从他那里所得到的爱，不可能从任何别的地方得到。他所给予的理解、信心和忠诚，尽管这些是与整个民族共享的，他总是同时让你感到，你在他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温妮不仅用爱和理解去支持曼德拉。受曼德拉的影响，她也积极地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这对恩爱的夫妇，相互鼓励，相互支持，为创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南非日夜操劳着。
此时的温妮已不满足于只做一个贤良的妻子和曼德拉的支持者，她也开始逐渐涉入政坛并崭露头角。她加入了非国大的妇女联盟和多种族南非妇女联合会，并担任了这两个联合会的执行委员。
1958年8月，南非当局宣布对黑人妇女实行“通行证法”，这引起了全国妇女的愤慨。温妮所在的妇联为了抗议政府的暴行，决定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当时温妮正在怀孕，挺着硕大的肚子，行动极为不便，但她仍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运动中去。她和西苏鲁夫人一道，领导了数万名妇女的游行示威。游行造成了极大的声势，不仅震动了南非，也震动了世界。世界各地的许多报纸都报道了这次示威的壮举。
然而，由于领导这次游行，温妮被捕了。她虽然是个孕妇，仍被无情地关进了肮脏的监狱。监狱中空气恶浊，铺在地上的毯子令人作呕，温妮拖着笨重的身体在狱中呆了一个月，她没有感到害怕，也没有被恶劣的环境所摧垮，她坚持斗争，试图说服当局和警察。
出狱后，温妮失掉了工作，但这时她已经是南非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了。
曼德拉在全国神出鬼没的活动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虽然处在秘密状态之中，但他的行动是威力无限的。在南非当局的恐怖统治下，他们决定从非暴力抵抗走向暴力抵抗。曼德拉开始研究军事理论，叫人试验炸弹，并组织武装袭击和爆炸破坏。这一系列行动使当局感到惶恐不安。他们决定逮捕曼德拉。
当局雇佣了大批人马，在全国布下天罗地网，每一个警察手里都捏着一张曼德拉的照片。曼德拉的行踪更加诡秘了。出门时，他常常不得不化装。在这种情况下，温妮更少见到丈夫。
一天，温妮的汽车坏了，想找人修理。这时，有个熟人过来说，你把车开到某处去，到那里我帮你修。温妮按那人所说的做了。当她将汽车开到预定地点之后，一个高个子的汽车修理工走了过来，温妮正准备给他说说修车的事，却惊喜地发现那人正是曼德拉。他们开着车在约翰内斯堡市区转了一圈，诉说了一阵，很快就又分手了。
曼德拉的藏身之处是秘密的，不确定的，遍布南非全国各地。有时候，他住在黑人家里；有时候，他住在印度人家里；有时候，他又住在白人家中。他的乔装打扮并不是都很成功，有时候他被人认出来，马上引来一场风险。
一次，曼德拉住在一位白人朋友家里，装扮成一个花匠。这家有一位黑人女佣人，她按照主人的吩咐，称这位花匠为“大卫”。每当有人敲门时，她总是等“大卫”离开房子，拿着铁铲到花园去了之后，才让敲门的人进来。后来，她又悄悄为大卫传递信件。她从来不提任何问题，然而，她显然知道这位“大卫”是谁。
还有一次，曼德拉正站在约翰内斯堡的大街上，他装扮成一个汽车修理工，好像正在等着客户。这时，一个警察走过来，他觉得曼德拉有些可疑，就仔细打量他。曼德拉也看到了这个警察。当两人的目光对视了一下后，曼德拉想，糟了，这人肯定认出了我，从他的眼神中可以感觉得到。这时，曼德拉的内心紧张起来。怎么办？是赶紧扭头跑掉还是继续装着没事的样子呆在原处。现在全国都在通缉他，每一个警察手中都握有他的照片。如果这个家伙走过来，拿出照片对照一番，那他肯定就完了。曼德拉正在犹豫时，那警察已走了过来，曼德拉等待着他拿出手铐。但是，那警察走到他的身边却并没有铐他，而是悄悄地竖起了大拇指，随后他就若无其事地走开了。曼德拉化险为夷，他知道这警察完全清楚他是谁，不过他并不想抓他，他在内心深处是支持曼德拉的。
1962年，为了扩大非国大在国际上的影响，为非国大的军事力量“民族之矛”赢得支援，曼德拉决定秘密出国一次。出发前夕，他到秘密会晤地点去领取出国证件，但不幸的是，负责给他送证件的人在半路上被警察抓走了。怎么办呢？没有证件就无法出国，再去搞证件又要费周折，拖时间。当时，全国到处都在搜捕曼德拉，曼德拉随时都可能被抓进监狱。如果是那样，出国之事将化为泡影。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决定偷越国境，强行出国。他派人用小车把他偷偷送往南非边境。当小车来到南非与博茨瓦纳交界处时，他的心情感到很紧张。这里戒备森严，他随时都可能被飞来的子弹打死。幸好警察没有发现他们，曼德拉平安地越过了边界。
随后，曼德拉对几个非洲国家和英国进行了访问。他这次出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非国大的军事武装“民族之矛”赢得了大量的捐款，并在国际上取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半年后，他回到了南非，他没有马上去找分别半年多的温妮，而是立即向全国最高指挥部汇报出访情况，汇报完毕，他才设法与温妮团聚。
分别半年多，夫妇之间本来有好多话要说，但这一次的相聚仍是短暂的。两人没有相会多长时间，曼德拉就又奔忙去了。
温妮没有想到，曼德拉这一去，他们之间就是一次更长久的别离。
1962年8月的一天，曼德拉的朋友维廉姆斯来接他，两人一起驱车赶回约翰内斯堡。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虽然正是南非寒冷的冬天，但天气却格外晴朗。他们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着。曼德拉一边休息，一边想着要尽快去看看温妮。当汽车快要到达约翰内斯堡时，曼德拉忽然发现他们的车后紧跟着两辆白人的汽车。这两辆汽车咬得很紧，他们试图甩掉它，但没有成功。
汽车来到一个转弯处时，突然前方又出现了一辆福特牌汽车，这辆车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示意他们停下。随后，车上走下来一个白人警察，向曼德拉出示了逮捕证。
有人告密，曼德拉被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