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伏尔泰在目空一切的思绪下写道，这位所谓的新教殉教者无法激起他心中的热情，原因在于倘若天主教不好，那么胡格诺派教徒拒绝他的戏剧，就更坏！除此之外，他认为（也就是别的好多人认为），似乎那十二个法官深受人们的尊敬，要说他们无故将一个无辜之人宣判为死刑，简直没有可能。这样一位圣人十分好客，对于来访者从来都不拒之门外，几天之后来了一个马赛商人，他在审判期间刚好在土鲁斯。能够提供给伏尔泰一些第一手资料。终于伏尔泰开始明白了已犯下的这样的罪行的可怕之处，至此以后，他便无法将这个问题放下了。勇气的种类有很多，不过最值得赞颂的应该是那些举世无双的人们，他们独自一人，勇于同整个社会相抗衡，在最高法庭已作了宣判，并且全社会都觉得审判是合法公正之时，他敢于站出来，大声疾呼正义。伏尔泰完全明白，要是他大胆地控告土鲁斯法庭有失公正的死刑宣判的话，大风暴便会临近，他如同一个职业律师那般，用心地准备着自己的诉讼。他同卡拉斯家跑到瑞士的孩子见了面。给所有或许知道内情的人写信。他还聘请辩护人来检查与修订他的结论，以防自己因为怒火中烧和义愤填膺而失去理智。
待他自己的根据有了十足的把握之后，他便开始了战斗。首先，伏尔泰推动所有在法国影响颇深的人（他认识大多数人）给最高法官写信，希望修正卡拉斯案件。随后他开始找寻卡拉斯的遗孀，把她找到以后，又自己掏荷包将她带到巴黎，雇了最有名的一个律师照料她。这位妇人的精神已在崩溃的边缘。她木讷地祈求在自己死之前从修道院里把女儿们领出来。除此以外，她就没有什么希望。然后，伏尔泰又联系到了卡拉斯的信奉天主教的儿子，帮他逃出学校，前往日内瓦找他。最后，一切的事实被他以题为《有关卡拉斯家庭的最原始材料》的小册子出版发行了，这个小册子是通过悲剧的幸存者们的书信贯穿始末的，完全没有涉及伏尔泰自己。以后，在修定这个案件过程当中，伏尔泰依然谨慎小心地躲在幕后，可是这场宣战他策划得很成功，不久，卡拉斯家的诉讼就变成欧洲全部国家一切家庭最关心的事，各地数以万计的人们（英格兰国王与俄国的沙皇都包括其中）都在为想帮助被告而纷纷捐款。最后伏尔泰取得了胜利，赢得了一生中最艰苦的一仗。那时，法国国王是声名狼藉的路易十五。
好在他的情妇对耶稣会以及他们的一切（东西教堂也包括其中）都深恶痛绝，所以站到了伏尔泰一边。可是国王喜欢享乐胜过所有，大家对一个已经死了的默默无闻的新教徒议论纷纷，这让他非常恼火。当然只要国王不签署新的判决，官员也就不敢行动，只要官员不采取行动，土鲁斯法庭便安然无恙。他们自以为十分强大，采取强制性的手段不让伏尔泰与他的律师看到判决的原始文件。在这恐怖的九个月当中，伏尔泰持之以恒地做鼓动工作，后来在一七六五年三月，大法官下令土鲁斯法庭把全部有关卡拉斯案件的记录交出来，并建议重新判决。在这个决定公诸于世时，吉恩·卡拉斯的遗孀与两个最后回到她身边的女儿，都到了凡尔赛。过了一年，接手调查这个上诉案的特别法庭宣判吉恩·卡拉斯是因为一项他从未犯过的罪被处死的。通过人们巨大的努力，最终说服国王给予卡拉斯的遗孀和他的孩子们一小笔钱。除此以外，受理卡拉斯案件的地方官员们都被革了职，这一事件委婉地暗示土鲁斯人民，这样的事情不许再发生了。尽管对于这件事法国政府能够采取委婉的态度，可是却激起了法国人民内心的愤怒。
突然，伏尔泰意识到这样的误判案并非就此一桩，还有许多像卡拉斯那样无罪清白的人遭受了折磨。一七六○年，土鲁斯周边的某个新教徒的乡绅在自家热情款待了来访的加尔文主义的牧师。这样的罪行的后果不堪设想，他被剥夺了一切财产而且被处罚成为划船苦工。他应该很强壮，因为时隔十三年他竟然还活着。从别人口中伏尔泰得知了他的困境。于是又开始了这项工作，将这个可怜的人从船上弄走，送往瑞士；妻儿也在那里靠政府接济度日。伏尔泰一直照顾他们一家，直到政府将他们一部分没收的财产退还，且准许他们回到荒废的家宅为止。下面要讲的是绍蒙的案件，在参加新教徒的露天会上这个不幸的人被抓了，由于这项罪名，他被送往船上成为一名无期的划船苦工，可是后来经过伏尔泰的多方努力，他获释了。不过对于下面所讲的情况来说，这些案件不过是一桩小事。地点依然是在法国屡遭非难的朗格多克，阿尔比与沃尔多异端教徒灭绝以后，留下的便是愚昧无知和充满偏见的荒郊野岭。
在临近土鲁斯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名为瑟文的年老的新教徒，很令人尊重，以研究中世纪的法律维持生计，当时的封建司法制度已变得十分烦琐复杂，就算是一张一般的租契都如同所得税申报单一般，很赚钱。瑟文有三个女儿。最小的那个是个做事从不经大脑的傻子，喜欢瞎琢磨。一七六四年三月她离开了家。父母到处寻找，杳无音信，几天以后，地方主教告诉他说，他的女儿找过他，想表示要做尼姑，现今她在某个女修道院中。几个世纪的迫害已让法国的的新教徒的精神机会完全崩溃了。瑟文谦卑地答道，在这个似乎是最糟糕的世界里，所有的事情都会有好报，且温顺地接受了这一避免不了的命运。不过在修道院的诡异环境中，很快，这个不幸的孩子最后的一点的理智都丧失了，等她开始让人讨厌的时候，被送回了家。那个时候她的精神很沮丧，在她周围一直都有可怕的声音与恶魔，父母对她的生命很担心。过了没多久她又失踪了。半个月后，人们将她从一口旧井里捞了出来。
那时吉恩·卡拉斯的案件正在审理当中，对新教徒的造谣捏造与诽谤人们都相信。发生在无辜的吉恩·卡拉斯身上的事情。瑟文一家人还记忆犹新，于是决定不再重演覆辙。落荒而逃了，在可怕的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旅途中，他的一个小孙子被冻死了，后来他们到了瑞士。不过他们走得晚了些。几个月以后，父母被宣判犯有谋杀自己孩子的罪（缺席判罪），并下令吊死他们。他们的女儿们被宣判亲眼目睹父母的死刑，随后终身流放。卢梭的一个朋友将这个案件告诉了伏尔泰，卡拉斯的事情一处理完，他就立刻转到诉讼瑟文一家的案件上来。此时瑟文的妻子已死了，余下的任务只是给她的丈夫进行辩护。做这项工作伏尔泰整整花了七年的时间。土鲁斯法庭又一次次拒绝提供一切资料证据，伏尔泰不得不再一次进行宣传，希望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俄国的女皇凯瑟琳以及波兰的波尼亚陀斯基捐款，直到国王最后过问这件事为止。
后来在伏尔泰七十八岁高寿那年，也就是在他坚持上诉的第八个年头，瑟文被法院宣判无罪，幸存的人得到重返家园的批准。就这样，第二个案件结束了。随后第三个案子接踵而至。一七六五年八月，在距离亚眠很近的阿布维尔镇上，不知是谁将两个直立在路边的十字架弄断了。三个青年被怀疑犯了这项渎圣罪，因而下令抓他们。三个人中的一个逃到了普鲁士，余下的两个被抓住了。在这两个人中间，稍大的名为巴尔骑士，大家怀疑他是无神论追随者。在他的书堆中人们发现了一本名为《哲学辞典》的书籍，在这本有名的辞典里所有思想自由的大师都汇集其中，这点很让人值得怀疑。法官决定把这个青年的过去调查一番，他们寻找可以将他同阿布维尔案件联系到一起的证据。当在一次宗教队伍路过的时候，他不是没下跪、脱帽致敬吗？巴尔回答说是，不过当时他正忙于赶乘公共马车，并非有意冒犯。
法官便拷打他，严刑逼供，他因年轻，无法像老卡拉斯那般忍受折磨，便承认其中的一个十字架是他毁坏了，这样一来由于他“不虔诚，有意不在圣体前下跪，不脱帽致敬，唱亵渎圣灵的歌，赞许渎神的书”，还有这样一些类似不尊敬的罪行，于是被判处了死刑。判决相当残忍（他的舌头要被烧红的铁块撕下来，砍掉右手，而且要将他慢慢烧死，可是这仅仅是在一百五十年以前发生过的事！），民众被触动了。就算年轻人犯了罗列在明细起诉书上的全部罪行，也不可以用如此惨绝人寰的方式来杀害一个少年！于是人们向国王请愿，请求缓刑的呼声将官员们团团围住。可是国家十分动荡，必须杀一儆百，巴尔经受了同卡拉斯一样的折磨之后，就送上行刑台斩首了（这已是对他的特别恩惠了）。他的尸体，连带他的《哲学辞典》还包括我们的老朋友拜勒的一些书籍，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刽子手们焚烧了。对于那些害怕索兹尼、斯宾诺莎以及笛卡尔的影响增长得越来越快的人们来说，这还是让人愉悦的一天。它说明，对于那些没走上正道的青年来说，倘若偏离正确和错误间这条窄狭通道，追随一小部分激进主义哲学家，这就是不可避免的下场。
伏尔泰得知这件事以后就接受了挑战。他已快年旬八十了，可是他依然怀着过去一样的热情与充满正直的头脑全身心投入到这个案件当中。巴尔因“亵渎”而被处死。首先伏尔泰要找出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条法律，人们犯了假设的罪便可以将其处死。这样的一条法律他没有找到，后来他又咨询他的律师朋友。他们同样也找不到这样的法律。慢慢地人们明白了，是邪恶的法官们用他们的职权“发明”了这个合法捏造，用以干掉犯人。在处决巴尔之时，不堪入耳的谣言到处都是。当今出现的这场风暴让法官们不得不审时度势，给第三个年轻犯人的审判一直都没有得到结论。至于巴尔，他一直都没有昭雪这一冤情。案件被拖拉了很多年，至伏尔泰去世都还没有结果。不过他打出的这一击已开始有效果了，就算它不是为了宽容，最少也是为了反对不宽容。喜欢搬弄是非的老妇人的煽风点火与腐朽法庭的判决做出的种种恐怖的行径全都到此结束了。带着宗教私心的法庭仅仅在黑暗中偷偷地行事才能够成功。伏尔泰采用这样的进攻方式法庭抵挡不了。伏尔泰打亮了全部的灯，雇用了庞大的一支乐队，邀请大众来参与，逼得敌人无暇应付。结果敌人一筹莫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