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二五年的一天，伏尔泰对古老且又无用的罗汉家族开了（说不定没开）几句玩笑，罗汉骑士感觉自尊心深受打击，发誓要对此进行报复。肯定不会让古老统治者的后代同一个公证员的儿子决斗了，这位骑士将复仇的事情交给了自己的仆从。有天晚上伏尔泰正和父亲的一位主顾苏里公爵一同就餐，有人对他说外面有人找他。他来到门口，罗汉爵士的仆从就将他狠揍了一番。第二天这件事在全城市不胫而走。伏尔泰在装扮最得体的时候也活生生像漫画中丑陋的小猴。他被打得鼻青眼肿，头上裹满绷带，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讨论对象。要想挽救他只有采用一种十分断然的措施才行，让他不在滑稽搞笑的报纸手上名誉扫地。吃过的生牛排给他一鼓劲，伏尔泰先生就将见证人送到罗汉骑士那儿，于是开始紧张地进行击剑训练，准备来一场殊死的对决。哎，等到决斗那天早晨，伏尔泰发现自己又一次被送进了监狱。罗汉这个真正的无赖，将这场决斗交给警察来处理，因而决斗勇士被拘留了，直到有人给了他一张前往英国的车票才得以释放。伏尔泰被打发往西北方向走，而且被告知，若陛下的宪兵没有发出邀请，他就不可以回到法国。伏尔泰在伦敦与伦敦附近住了四年时间。
不列颠王国并非是个真正的天堂，可与法国相比，还是有一点天国的样子。皇家断头台给这块土地笼罩了一层阴影。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一切身居要职的人应该铭记在心的日子。在死去的查理王身上发生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所有竟敢将自己架于法律之上的人的身上。至于英国国教，当然官方教堂享有某种程度上权力和优厚待遇，不过喜欢在其他地区祭拜的人也能够平安度日，同法国相比，宗教教徒对国家事务的直接影响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承认自己是无神论的人和那些不讨人喜欢的对国教不信奉的人，时不时可以得到邀请到监狱里逛逛，可是对于路易十五的人民来说，通常英国的生活状况还是接近于完美的。一七二九年，伏尔泰回到故土法国，尽管获得准许生活在巴黎，可是他极少使用这样的权利。他像一只受惊吓的动物，愿意从好友手里接过一块糖，却又还是保持警觉，只要有一点点危险的迹象便会逃之夭夭。他刻苦努力地工作。发表大量作品，完全不在乎时间与事实，自己定选题，从利马与秘鲁写到俄国与莫斯科，创作了一系列博大精深、通俗易懂的历史剧、悲喜剧。四十岁的时候，他已经是当时最为成功的文学家了。还有另一件事，让伏尔泰与一种不同的文明有了接触。
在遥远的普鲁士，弗雷德里克这位善良的国王在土里土气的庭院里被一群土包子围绕着，大声地打着呵欠，希望可以找到几个让他快活的人为伴。他特别羡慕伏尔泰，多年来一直有把伏尔泰请到柏林来的心愿。不过在一七五○年的法国人看来，这样的移居就如同迁到人烟罕至的维吉尼亚，弗雷德里克再三提高给他的报酬，伏尔泰这才接受邀请。来到柏林之后，矛盾也便出现了。普鲁士国王与这位法国剧作家都是个人主义者，不可能没有矛盾地同在一个屋顶下和平共处。两年的龙争虎斗过后，一场不值一提的争吵就将伏尔泰赶回了他愿意称之为“文明”的地方。可是伏尔泰汲取了一次有益的教训。或许他是对的，普鲁士国王写的法国诗歌确实很糟糕。然而国王陛下对待宗教自由的态度无可指责，这也是欧洲任何君主无法比拟的地方。临近六十岁时，伏尔泰回到了故乡，对于严酷的判决他没有心情去接受，而法国法庭正是凭借这样的判决来维护秩序的，严厉的反抗词句是坚决不允许的。在创世的第六天上帝给了他最伟大的产物以圣洁的智慧之光，可人们却不想利用它，这让伏尔泰毕生都恼火得很。他（伏尔泰）痛恨形式各异、方式不同的愚蠢。
大多数气愤都被他发泄在“邪恶的敌人”身上，如同古罗马的政治家一般，一直威胁要摧毁它。这样一个“邪恶的敌人”不是别的，正是”大家”。只要他们有吃有喝，有地方睡觉就拒绝思考。从孩提时代开始，伏尔泰就觉得自己是被一架巨大无比的机器驱赶着，这架机器仿佛是依赖一种全无生气的力量，将残酷与顽固融合在了一起。毁坏或最少将这个东西打翻成了他老年的遐想。法国政府并未亏待这个特殊的家伙，制造了大堆法律上的丑闻，确实帮了伏尔泰一大把。第一件事情发生于一七六一年。在法国南部的土鲁斯城里住着一个店主，名叫吉恩·卡拉斯，是位新教徒。一直以来土鲁斯都是个虔诚的城市。那个地方的新教徒不允许担当公职，也不准当医生、律师、书商或者是接生婆。新教徒不能成为天主教的家庭里的佣人。每年的八月二十三与二十四日，所有的居民要用隆重的宴会赞美和感恩用来纪念屠杀新教徒的圣巴塞格梅大悲剧。虽然环境不太好，可卡拉斯一生都和左邻右舍和平共处。他的一个儿子后来改信天主教，可父子相处得依然很好，他还告诉别人，就他自己而言，他的孩子完全有选择自己所喜爱的宗教的决定权。
不过吉恩家发生了一件家庭丑事，那就是有关他的大儿子麦克·安东尼。麦克非常不幸。他想从事律师这项职业，可该职业不允许新教徒加入。他是虔诚的加尔文主义的追随者，拒绝改变他的信条。思想上的斗争让他得了忧郁症，后来病痛深深摧残了这个青年的思想。他开始给父母背诵《哈姆雷特》的著名独自，他一个人长时间散步，并经常向朋友们讲自杀怎样的好。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有天夜里，家里人正在款待一位朋友，这个可怜的孩子悄悄离开，跑进父亲的储藏室，拿了一根用来打包的绳子，在门柱上吊死了。几小时过后父亲发现了他，他的罩衣与内衣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柜子上面。家人都绝望了。当时自杀的人必须脸朝下赤裸身体地拖着穿过城里的街道，随后绑在城外的绞刑架上，让鸟将尸体吃光。卡拉斯是有身份的一家人，对如此的奇耻大辱不甘心。他们围成一圈，讨论应该如何做和打算做什么，这时一个邻居闻悉了这场混乱，报了警。丑闻迅速蔓延开来，街上即刻挤满了愤怒的人，他们大声喧嚷处死老卡拉斯，“因为他为了不让儿子信奉天主教就将他杀死了。”
在小城市，发生什么事都是有可能的，并且在十八世纪法国外省的乡下，无聊如同一个黑色的棺材，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所以就算是最无知最离奇的故事也会有人相信，它们可以让人们如释重负地松口气。职位很高的官员完全明白在这样可疑的情况之下自己应如何去做，因而他们马上把卡拉斯一家人、客人、仆人及最近曾去或同卡拉斯一家有过接触的人逮捕了。犯人被送往镇公所，戴上镣铐，扔进专门关押罪不可恕的犯人的地牢中去，第二天审查他们。全部的人说的都一样，麦克·安东尼是如何进的家门，他是怎样离开的房间，大家都以为他是去独自散步去了，等等诸如此类。可是这时土鲁斯城的僧侣们也干预了这件事情，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可怕的消息肆意蔓延：这个胡格诺派教徒把自己的儿子杀死了，因为他要确立真正的信仰，于是嗜血成性，儿子要回到真正的信仰上，所以就将他杀死。对现代侦破方式了解的人们会觉得官方肯定要当天对谋杀现场作调查。大家都知道马克·安东尼身体强壮，他年仅二十八岁，可父亲六十三岁。父亲可以不经任何搏斗便能轻而易举地将他吊死在门柱上的可能性着实太微乎其微了。
可是没有一个镇议会议员为这样的细枝末节动脑筋思考，他们忙着处理受害者的尸体的事宜，由于麦克·安东尼的自杀现已被认定应受到殉教者同等的待遇，在礼堂里尸体被停放了三个星期的时间，穿白衣服的教士们以最隆重的仪式将他埋葬。他们出于一些秘密的原因将这位已死的加尔文主义者看成是为他们组织的一分子，将他的涂了防腐剂的尸体庄严地送往大教堂，这往往是给主教或者当地最有钱的资助人采用的仪式。这三个星期中，城里所有布道坛都再三督促土鲁斯的广大群众拿出反对吉恩·卡拉斯与他们家人的证据出来，后来公共报刊完全抛出了这个案件，在马克自杀五个月后审判开始了。那时一个审判长灵光一闪，建议要到这位老人的铺子里去看他描述的那样的自杀有没有可能，不过他被十二票对一票所压倒了，卡拉斯被宣判用车轮将他撕裂这样的酷刑处死。卡拉斯被他们带到刑讯室吊了起来，脚离地面大概有一米高，随后用力拽他的身体，直到肢体拉得“脱臼为止”（这是我抄自官方的报道）。因为他坚决不承认自己不曾犯下的罪行，便又被放下来，灌了大量的水，一会儿的工夫他的身体就是原来的两倍了。
他依旧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就又被抬到囚车上送往刽子手那儿，要将他胳膊与腿都撕裂开来。在后来的两小时内，他心灰意冷地躺在行刑台上，地方官员和教徒们还依然絮絮叨叨地用问题来打扰他，老人凭借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继续辩解自己是无罪的。这种顽固的谎言让首席执行法官火冒三丈，于是自动放弃了对这件案子的审理，下令将他绞死。这时人们的愤怒已平息了，便不再处死他的家人了。卡拉斯遗孀的全部财产都被剥夺，准许她隐居，在忠心不渝的仆人陪同下，饥寒交迫地过日子。孩子们全部都送往修道院，只有最小的那个孩子在哥哥自杀之时恰好在尼姆读书，他非常明智地跑到了日内瓦。好多人都对这个案子非常的关注。伏尔泰住在费内的城堡里（城堡离瑞士边界很近，只需几分钟便能够逃到国外）听说了这件案件，不过刚开始他没有穷源究委。一直以来他都和瑞士的加尔文主义者的教徒不和，他们也将耸立在他们城里的那个私人小戏院视为公开的挑衅地，是魔鬼的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