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类学派不一的政治家。第一类人是这样教授他们的学说的：“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住着的都是愚昧无知的可怜人，他们无法替自己着想，在需要自己决策之时，便会头昏脑涨，在第一个说客的游说之下误入歧途。要是统治这些大众的人了解他们思想没有主见，对全世界来说不但是件好事，并且他们自己也会乐在其中，原因在于他们不必过问议会与选举的事情，能够全身心地致力于他们的车间、小孩、廉价汽车以及菜园子。”这一学派的信徒成为了皇帝、苏丹、巨头、酋长、大主教，他们极少将工会看做是文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认真工作，修公路、营房、大教堂以及监狱。第二种政治思想流派的追随者有下面这样的议论：“一般人是上帝的最高尚的产物，上帝有做一个统治者的权利，他有着无与伦比的智慧，谨慎与高尚的动机。他有关照好自己的利益的绝对把握，他希望运用一个委员会来统治世界，可是这样一个委员会在处理国家某些棘手事宜上出奇的慢，这大家都知道。所以执政的事情应该交给几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他们无须时常惦记养家糊口，因而可以将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造福百姓。
”不用说，这种光辉理想的鼓吹者上便是寡头政府、独裁专制者、首席执政官以及贵族拥护者。他们拼命努力地工作，修公路建营房，却将教堂变成了监狱。不过第三种人是人民。他们用严谨科学的眼光观察人，认清人们的本来面目。他们欣赏人们的好品质，却明白其局限性。他们通过对曾经发生的事件的长时间的观察，认为普通人只要不掺杂感情与私心，便确实可以竭尽全力做对的事情。不过他们从不对自己抱一点点虚伪的幻想。他们懂得生长的一般过程都是很缓慢的，想要增快人们智慧的速度就如同要加快潮流或者季节的进程一般，但却是枉然。他们极少被邀请参加一个州的政府，可是只要有机会将他们的思想付诸于行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修公路、改良监狱，并将剩下的基金用在学校与大学上。这些坚定不移的乐天派相信，正确的教育将会慢慢的把世界上留存下来的部分年代久远的弊病消除，所以这样的事业应不惜代价地予以支持。通常作为实现这个理想的最后一步，他们常常是写一本百科全书。同别的好多需要很有智慧和强大耐力的东西一样，第一本有着百科全书性质的图书起源于中国。
中国的康熙皇帝想运用一本五千零二十卷的百科全书取得臣民们的欢心。最先向西方引进百科全书的人是薄林尼，三十七本书就让他心满意足了。在启蒙的方面基督时代的起初一千五百年没有搞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圣·奥古斯丁的一个非洲老乡、费利克斯·卡佩拉花费多年心血写成了一部书，自认为各种知识的宝库都汇集其中。目的在于让人们轻而易举他将他所提及的趣闻轶事记住，他采取诗歌的形式。里面是一大堆可怕的误传，可中世纪后的十八代子孙却铭记于心，这些玩意儿被他们当成了文学、音乐以及科学领域的定论。过了两个世纪之后，塞维利亚一个名为艾西多尔的主教编撰了一本全新的百科全书，至此，每一百年百科全书都以两本的速度增长。这些书的情况怎样，我无从知晓。蛀书虫（是最有用的家禽）也许当了我们的搬运工。假如全部这些书都得以保存的话，世界上就没有别的东西的立足之地了。最后，在十八世纪下半叶，欧洲历经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求知运动，百科全书的撰写者步入了真正的天国。那些书和我们现在的一样，往往是由贫穷潦倒的学者们编写的，他们依赖每星期八美元为生，劳动所得还不够买纸与墨水的。
英国尤其是这种伟大文学的国家，因此在巴黎居住的英国人约翰·米尔斯自然而然想到要将伊弗雷姆·钱伯斯成功的《通用辞典》翻译成法文，好向路易国王的臣民们兜售，从中获得利润，为了这个目的，他与德国的某位教授进行合作，随后又同国王的印制商雷伯莱顿打交道，让他做实际的发行工作。长话短说，雷伯莱顿知道了这个小小的生财门道，就故意欺诈他的同伙，米尔斯与那个条顿医生被他赶走之后，他自己则继续盗印。即将出版发行的著作被他称为《艺术和科学的万能百科全书辞典》，并发出了诸多能招揽顾客的精美书讯，很吸引人的眼球，于是很快订单就排满了。随后，法国中学的一名哲学教授被他聘请为总编辑，买进大量的纸张，然后就坐着等结果。可悲的是，等一本大百科全书并非像雷伯莱顿所想的那么简单。教授弄出了笔记，可这不是文章，预订者吵吵闹闹地要得到第一卷，全部都变得一团糟。在这紧要关头，雷伯莱顿突然起了几个月之前出版发行的很受欢迎的《医学通用辞典》。他将医学卷的编辑找来，立马就聘用了他。这样一来，一本专科全书便变成了《百科全书》。
这位新编辑便是丹尼斯·狄德罗，所以这项原本艰苦乏味的工作成为了十八世纪对人类最重要的贡献中的一个。当时狄德罗三十七岁，他的生活一点也不安逸幸福。他拒绝身为一个年轻体面的法国人全部应该做的事，不想上大学。一离开耶稣会的老师，他就前往巴黎当一名文人。历经了短时期饥寒交迫的生活（依据两个人挨饿与一个人挨饿是相同的逻辑），他与一个虔诚得可怕的妇女、同样也是个不可理喻的泼妇结了婚，这样的结合并不是像别人认为的那般罕见。不过他要养活她，就必须做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工作，编辑各式各样的图书，从《关于美德与价值的探究》到名声狼藉的改写薄伽丘的《十日谈》。可是在他心中，这位拜勒的学生依然忠实于他的自由思想。不久政府（如同处于艰难时期的政府一般）发现这位并不让人心生厌恶的年轻作者对《创世记》第一章所描述的创世故事一直都持着严重的怀疑态度，是一位重要的异教分子。结果，狄德罗被关进了万塞纳监狱，秘密监禁了三个月。直到从监狱获释之后，狄德罗才成为雷伯莱顿的雇用工人。在当时狄德罗是最善于雄辩的人。他在他的终生事业中看到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倘若仅仅修改钱伯斯的旧资料那简直是在降低身份。当时正是思想活跃的年代。非常好！雷伯莱顿的百科全书要让所有能够想到的题目具有最新的词汇，文中要让最有权威的人撰纂。狄德罗满腔热血都沸腾了，他事实上说服了雷伯莱顿让他完全指挥，并且对时间没有限制。然后，他把同他合作的人员名单列了出来，拿出一张大纸，开始写道：“A：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等等。二十年之后，他写到了Z，工作结束了。不过在这样一种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工作的人是很少的。雷伯莱顿聘用狄德罗时，他原有的投资已经有所增加了，可是他每年发给编辑的钱不会超过五百美元。至于别的那些应该协助的人，唉，我们都明白会是怎样的情况。他们要么就是当时十分忙，要么就是下月再说，要么就是得去乡下看望父母。因此，即便教会与政府官员的咒骂令他觉得痛苦，他还必须亲自做大多数的工作。现今他的百科全书的版本十分罕见了。这倒不是说好多人想得到它的原因，而是由于好多人都要干掉它。一百五十年之前这本书就被看成是毒害非浅的激进主义表现形式被销声灭迹了，可在今天读起来就像喂婴儿的器官短文一样单调没有害处。
可是，在十八世纪教士中相对保守的分子来看，这部书仿佛吹响了走向毁灭、无政府、无神论以及无秩序的响亮号角。当然，人们做出了那种惯用的谴责，斥责总编辑是社会与宗教的首敌，是不信上帝与国家、又不信神圣家庭关系的放荡不羁的恶棍。然而一七七○年的巴黎不过是个规模稍大的乡村，人们互相都很了解。不但狄德罗主张生活的目的在于“做好事，寻找真理”，并且也确实实践了自己的座右铭，他打开大门款待饥饿的人，为人类他每天工作二十个小时，除了一张床、一个写字台以及一沓纸之外，别无他求。这个淳朴、踏实工作的人是这些美德的光荣典范，而这恰恰是高级教士与君王们欠缺的，所以想从这个方面攻击他很不容易。因而官方想尽办法找他的麻烦，建立起了一个谍报网，经常在他的办公室附近打探消息，抄他的家，没收狄德罗的笔记甚至有时干脆不让他工作。不过这些障碍都阻挡不了他心中的热情。工作总算完成了，《百科全书》确实像狄德罗所期望的那般竣工了。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已经闻到了新时代的气息，明白世界亟需完全彻底的大修检，《百科全书》就是他们重振旗鼓的新起点。看起来我似乎稍稍夸大了这位编辑的真实形象。
可毕竟他还是狄德罗，穿着衣衫褴褛，每个星期富有的朋友霍尔巴西男爵请他去大吃一顿的时候，他就高兴得欢呼雀跃。当四千册书抢购一空时，他会觉得很满意吗？他同卢梭、达兰贝尔、杜尔哥、爱尔维修、沃尔涅、孔多塞，还有别的好多人是同一时代的，全部的这些人享有比他高得多的声誉。可是假如没有《百科全书》，这些好人就无法发挥他们的影响。这不单单是一本书，它是社会与经济的提纲。它向我们讲述了当时领导人的确实思想。它具体讲述了在不久的将来就统治了这个世界的那些思想。它是人类历史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所有有耳朵有眼睛的人都明白，法国已经到了紧要的关卡，不得不采取一种严厉措施才能够避免临头的灭顶之灾，不过这些有耳朵有眼睛的人却不同意这样做。
他们都十分固执己见地坚持和平只能依赖严格执行梅罗文加王朝的一套废弃了的法律来维护这样的论调。那时这两个党派势力相当，都保持原有的样子，这却产生了怪异的复杂情况。法国在为保卫自由而战的过程中起了引人注目的作用，它写了最亲切的信给乔治·华盛顿先生（一个共济会成员），而且给本杰明·富兰克林部长安排了愉快的周未宴会，有人称富兰克林是“不可知论者”，我们把他称为朴素无华的无神论者。这位屹立在大西洋岸边的相同一个国家又是各种各样进步的仇敌，仅仅在判处哲学家与农民都要过相同乏味贫困的生活的时候，才体现出了点不带任何偏见的民主精神。最后，全部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不过变化的方式却出乎人们预料，这次的斗争是要清除在精神上与社会上的非皇廷的人的障碍，可是参与斗争的却并非奴隶本人，这是极少数几个公正无私的人的杰作，新教徒对他们痛恨不已，正如天主教压迫者在心里痛恨他们一样。那些公正无私的人的唯一的希望便是期待一切诚实的人都可以进天堂。十八世纪为宽容事业而战的人很少是某一特殊的派别。为了个人方便，有时他们也参加一些能够将士兵从写字台前赶走的表面化的宗教举动。可是就内心活动而言，可以说他们是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或者是中国的孔子时代。他们总是遗憾没有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对诸多事物的敬畏感，觉得这仅仅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尽管无害却十分幼稚的东西。对古代民族的历史他们极少关注，西方人由于好奇心作怪，从巴比伦亚人、埃及人、赫梯人以及迦勒底人的历史中摘选出一些记载，成为道德与风俗的行动指南。可是苏格拉底大师的真正的信徒只倾听自己良心的召唤，完全不顾后果，在早已变得屈服温顺的世界他们无所畏惧地生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