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常听别人谈起新闻广告人员的可怕工作，好多好心人都责斥“宣传”是当今魔鬼的成功的一项发明，是种既新奇但仍显拙劣的方法，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某个人或某项事业的注意。可这样的责备已是老生常谈。通常认为“宣传”是近期才发明的。可是倘若不带任何偏见地去看过去的事情，便会发现这和事实刚好相反。《旧约》中的预言家，如论大小，曾经都是善于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大师。用新闻行业的话来说就是，希腊与罗马的历史是一个绵延不绝持续不断的“宣传噱头”。有些宣传十分得体。可大多数都是目前就连百老汇都不会刊登的五花八门、粗俗卑劣的宣传。像路德与加尔文这样的改革者们都完全明白精心安置的广告宣传的巨大作用。我们不能够责备他们。他们不同红菊花那般，只需谦卑快乐地在路边生长就行。他们很认真。他们希望将自己的看法发扬光大。要获得成功，吸引不了一大群追随者怎可以呢？在一个寺院里的安静角落，肯皮斯的某一个托马斯在那儿生活了长达八十年之久，这样的长期自我流放，假如及时打广告（依据事实的原本面目），便能产生深远的道德方面的影响，人们会随着好奇心去阅读那本有关他一生祷告与思考结晶的著作，书会很畅销。
然而倘若阿西斯的某一弗朗西斯或者是罗耀拉想在未离开人世之前目睹自己的劳动绩效，那他们得不惜一切代价地运用现在往往与马戏团或者是电影新星联系在一起的那样的方法。基督教尤其强调谦虚，对那些精神谦卑的人进行赞美。然而赞扬这些美德的布道现在之所以可以变成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却是由于当时在宣传时用了特殊的方式。难怪那些被指责是教堂不共戴天的仇人的男女们，在同西方世界的精神专制桎梏作斗争时，便从《圣经》上撕下一页，并运用一种尤为奇特的宣传方法。我提供这一小小的解释，是因为伟大的学者伏尔泰，他善于做大量宣传工作，时常不择手段地利用老百姓精神上的空虚，因此常常受抨击。可能他的手法并不一直那样高明，不过那些因他而获救的人可能不这样认为。更进一步来讲，就和检验布丁要品尝之后才知道一样，对像伏尔泰这种人的成功和失败也该依据他到底给他的同胞们作了怎样的贡献来判定，而并非他所喜欢的服饰、玩笑或者是糊墙纸。有一天这个奇怪的人忽然觉得自己很不错了，于是说：“我没有王权又怎样？可我有一支笔。”他说的是对的。他有一支笔。也有好多支笔。
他是鹅的天敌，那是因为他使用的鹅毛笔比二十多个普通作家使用的笔还要多。他是文学巨人，文学巨人大都孤独一人，就算是在最可怕的环境中所写的文章也与作家协会全部的作家总数不分上下。他在肮脏的乡间客栈里执笔疾书。他在冰冷孤寂的乡下客房中发表了数不清的六韵步诗。在他格林威治寄宿的房间的地板上到处散布着他的稿纸。墨水被他飞溅到了普鲁士王家处所的地毯上，还用了很多印有巴士底狱监狱长名字字母的私人信笺。当他还在玩铁环和弹球时，尼农·德·兰克罗曾赠给他一笔不少的零花钱，让他“可以买一些书”，八十年之后在同一个巴黎，我们听到他说要买一大本大开纸与散装咖啡，以便在逃脱不了的死亡来到之前再写一部书。有关他撰写的悲剧、故事、诗歌、哲学与物理论文，都不用在该书中用一章的篇幅来评论。与同时期的几十个诗人相比他的十四行诗写得并不好。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的资料既不可靠，又相当乏味，在科学方面的探索他也不过是达到我们在星期天的报纸上看到的那样的水平。可他是愚蠢、狭隘、执拗与凶残的敌人，因为勇敢坚强，他的影响持续到了一九一四年大战以前。
伏尔泰生活的时代是走极端的时期，一方面是个自私无比和腐败守旧的宗教、社会与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则是大量积极却又太过热忱的青年男女，他们希望有个太平盛世，可完全没有建立在实际的基础之上，无非是一片好心而已。他是个毫不起眼的公证员的儿子，面无血色，体弱多病，幽默诙谐的命运将他带到了鲨鱼与蝌蚪的大旋涡中，除了溺死，就是游出来这两种选择。他选择了后者，想游出来冲到岸上。他长时期与逆境作战的斗争方式时常让人怀疑。他乞求、奉承、扮演小丑的角色。可这是在他无任何版税与成为文学神匠之前的行为。让这个从来也不为糊口而写粗糙作品的作者将第一块石头扔出去吧！这不是说伏尔泰为多扔几块砖块而发愁。在他漫长繁忙的一生之中，他致力和愚蠢斗争，历经了不计其数的挫败，所以对被当众挨打或是挨人家扔过来的香蕉皮这样的小事毫不在乎。然而他是一个顽强不屈、充满希望的乐天派。假如今天他在国王的监狱里打发时间，说不定第二天便会在驱逐他那个宫廷里得到一个名声显赫的职称。
倘若说他的一生都不得不去听那些恼怒的乡村教士谩骂他是基督教的敌人，谁又能知道在塞满了情书的旧橱窗的角落里，兴许还扔着教皇赠予他的一枚漂亮的勋章，来证明他既遭受到了教会的责难，也得到教会的赞许。对他来说这是不足为奇的。他尽情地享受人世间的快乐，年复一年过着奇特、多姿多彩的生活。在血统上伏尔泰属于中间阶层。他的父亲，因为少一个体面的名称，能够叫做是开私立信托公司的人。他给很多富豪贵族的心腹做事，兼管他们的法律以及财务事宜，所以年轻的亚鲁艾（因这是他家的姓）习惯于和比自己的家境稍为好点的人家打交道，这为他后来压倒大部分文学对手提供了有利条件，他的母亲名叫德·奥玛尔德。是个穷姑娘，没给丈夫带来任何嫁妆。不过她的姓前有一个小小的“德”字，一切法国中产阶级（同普通欧洲人，尤其是为数不少的美国人）对此都肃然起敬，她的丈夫认为得到这样的奖赏是非常幸运的了。她的儿子也沉醉在被封为贵族的祖辈给他带来的光环中，一开始写作他就将具有平民色彩的弗朗西斯·玛丽·德亚鲁艾改为具有贵族血统的弗朗西斯·玛丽·伏尔泰，可是他怎样更改、在哪个地方更改了自己的姓氏，还是个未解之谜。他有个哥哥，一个姐姐。
伏尔泰很喜欢他的姐姐，母亲去世后姐姐一直照顾他。哥哥是詹森教派的虔诚的牧师，十分热情与正直，可伏尔泰不喜欢他，这是他尽可能不在父亲名下生活的原因之一。父亲亚鲁艾不傻，很快他就发现小儿子是一个很难管束的人。所以将他送到耶稣会，希望他成为一个精通拉丁文六步韵诗与斯巴达式教育方式的人。虔诚的教士极尽努力去开导他，给这位腿脚细长的学生进行已消亡和还在使用的语言的扎扎实实的基础知识训练。然而他们觉得无法根除这孩子的某种“古怪”本领，从一开始这就让他不同于其他的学生。伏尔泰十六岁时，教士们都非常乐意让他离开耶稣教会。为了博得父亲的欢心，年轻的弗朗西斯开始学法律。可悲的是，一个人不可能成天闭门读书。晚上有许多闲暇时光。为了打发时间，伏尔泰要么为地方报纸写一些幽默风趣的小故事，要么就是在周围的咖啡馆给他的挚友朗读他的文学新作品。通常两百年以前过这样的生活是会被认为要下地狱的。父亲亚鲁艾完全认识到儿子所冒的风险。他求助一个影响颇深的朋友，让弗朗西斯在海牙的法国大使馆里获得了一个秘书的职位。荷兰的首都，那时与现在一样，单调的很。
由于因为无所事事，伏尔泰于是就和一个不是很漂亮的女孩谈恋爱了。女孩的母亲是位社交界的记者，一个让人生畏的女性。这个夫人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嫁一个更有前途的人，就马上找到了法国大使，希望他在全市还不知晓这件丑闻时将这个危险的罗密欧赶走。大使自己已是身不由己了，不想再惹事端。秘书被他匆匆忙忙地撵上去往巴黎的下一辆公共马车之后，弗朗西斯丢了工作，又一次处于父亲的支配之下，在这种紧急的关头，亚鲁艾想到了一个权宜之计，这种计谋经常被有朋友在宫廷工作的法国人运用。他请求并得到一封“盖有封印的信件”，将信放在儿子面前，让他或者到强制空闲的监狱中去，或者是写一份前往法律学校用功学习的申请书。儿子说他选择第二种出路，并保证成为勤奋与用功的典范。他信守承诺，快乐地投进了自由创作小册子的幸福生活当中去，他的勤奋让整个城市都议论纷纷。这肯定不对父亲的口味，因而他决定行使做父亲的权利将儿子从塞纳河的寻欢作乐的地方赶走，要他到乡下的一个朋友家待一年。在乡下，每天都有二十四小时的空余时间（星期日也包括其中），伏尔泰开始认真仔细地学习文学，而且他的第一个剧本也出炉问世了。
十二个月的清新空气与受益匪浅的枯燥生活过后，他被允许回到了灯红酒绿的首都，他立刻写了一系列挖苦摄政王的文章来弥补他失去的时间。实际上对于那个卑鄙的老恶棍，怎样骂他都不过分，不过伏尔泰如此替他做宣传他一点也不喜欢。后来的文章导致了他的第二次流放，最后还必须去巴土底狱待一小段时间。然而当时的监狱，也就是说给伏尔泰这样的在社会上很有威望的青年绅土准备的牢房，一点也不坏。囚犯不能擅自离开房间，可是能够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正合伏尔泰的心意。巴黎中心的某间孤独监狱给了他做一些踏实工作的机会。在被释放之时他已经完成了几个剧本了，而且都很成功，其中之一将十八世纪的一切纪录都打破了，接连上演了四十五个晚上。他不但因此赚了一笔钱（他很需要钱），并且让他得到了才子的名声，对于一个还得为事业奋斗的青年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为从此之后，人们将在林荫道上或是咖啡厅里开的可以在几小时内获得大家欢迎的玩笑都归罪于他。顺便说一下，这也是他到英国，进修自由党政治家的研究生课程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