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杰出的鉴别能力，通过可行的方法让学生们喜欢上古文课，因而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派人民不顾忌他曾经同天主教的关系，愿意将孩子托付给他，并且很是自豪，原因在于在六韵步诗和变格上，这个学校的学生远远强于别的学校的孩子。范·登·恩德教授小巴鲁克拉丁文，可他作为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的热情追求者，对乔达诺·布鲁诺崇拜得肝脑涂地，因此绝对会教给这孩子一些正统犹太家庭通常不会提及的事。小斯宾诺莎一反当时的习俗，没有与别的学生一起住，而是住在家中。他的学识渊博，颇让家人震惊，亲戚都自豪地称他小先生，毫不吝啬地给他零用钱花。他并未将这钱浪费在烟草上，而是用来买哲学书。有个作者最令他感兴趣。他便是笛卡尔。雷内·笛卡尔是位法国贵族，在图尔与布瓦蒂耶交界处出生，在这里查理曼的祖父曾挡住了穆罕默德征服欧洲的企图。他不到十岁就被送往耶稣会接受教育，在那待了十二年，很不受人喜欢，因为他肯思考，未经证明的东西一概拒收。恐怕只有耶稣会会士可以调教这种难管的孩子，既不挫伤他们却又训练得相当成功。要检验布丁的好坏就要尝一尝。办教育也是相同的。
假如现代教育家把耶稣会罗耀拉兄弟的教育方法学会了，我们也会有好几个自己的笛卡尔了。二十岁时笛卡尔开始服兵役，他来到荷兰，在那，纳索的莫里斯已彻底完善了他自己的军事体系，让他的军队成为那些气宇昂扬的想当将军的年轻人的进修的学校。笛卡尔并不时常去纳索亲王的司令部。虔诚的天主教徒怎可当新教徒首领的仆从，听来这似乎像叛国罪。然而笛卡尔感兴趣的是数学与炮兵，并非宗教与政治。荷兰一与西班牙休战，他就辞职，抵达慕尼黑，在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公爵麾下打仗。不过那场战役很短，唯一一场较为重要的战役是在拉罗谢尔周边进行的，那时，胡格诺派正在抵挡黎塞留。笛卡尔回到了法国，希望学一些高级攻坚城战。然而他厌倦了军营生活。于是告别戎马生涯，致力于哲学与科学。他有自己的一笔小收入。他不想结婚，奢望也不多，只希望过平静快乐的生活，并且如愿以偿了。对于他为何选中荷兰作为居住地我也不十分清楚。可是这个国家随处可见印刷商、出版商以及书店，只要不开诚布公地攻击政府与宗教，出版检查的法律就不过是个摆设而已。
何况，他一直都没有学会他所移居国家文字（对真正的法国人来说这种文字其实并不难），因此躲避了没有必要的伙伴与无用的谈话，可以将所有时间（差不多每天二十个小时）用于他的工作中。对曾当过兵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太索然无味了。然而笛卡尔有他的生活的目的，很满足于这种自我折磨的身在他乡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他相信，世界依旧被深不可测的未知围绕着，被看做是“科学”的东西实际上沾不了真正科学的边，不首先铲除陈旧的错误与荒谬，就不可能实现总体的进步。这个命题可不小。但是笛卡尔有很好的耐性，到了三十岁，他奉献给我们崭新的哲学体系。他被自己的工作激励着，在最初的体系加入了几何学、天文学以及物理学的元素。工作中他丝毫不偏袒，这让天主教徒说他是加尔文派，而加尔文派又指责他是无神论者。即便这些喧闹传进他的耳朵，他却一点也没有受到干扰。平静地继续自己的探究，在斯德哥尔摩同瑞典女王探讨了哲学，后来安详地死在那个地方。在十七世纪的人们心中，笛卡尔主义就仿佛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达尔文主义一样，引发了极大反响。
一六八○年当一名笛卡尔主义者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非常丢脸。它说明了这个人是现今社会制度的敌人，是索西奴斯教教徒，是个自认不可同体面人同伍的下等人。这并未阻止知识界大多数人饥肠辘辘地接受笛卡尔主义，正如我们的祖辈接受达尔文主义一般。不过在阿姆斯特丹的真正犹太人中，却没有人提及这样的题目。在塔尔穆德与托拉赫笛卡尔主义也无人间津，所以它也便不存在。只要说明它存在于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头脑里，结局便早已注定，一经犹太教堂的权威人士插手调查此事，采取官方行动，则斯宾诺莎也会一样的不复存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会在那时刚经受一场严重的危机。在小巴鲁克十五岁时，出现了一个名为尤里尔·艾考斯塔的葡萄牙流浪汉。他毅然摒弃了在死亡胁迫下被迫接受的天主教，回到了前辈的宗教中来。然而这个犹太人艾考斯塔并非等闲之辈，他是个绅士，在帽子上插根羽毛，腰上挎把剑已是习以为常。那些在德国与波兰学校接受教育的荷兰犹太教士所有的自高自大让他讶异和不悦，他也非常自傲，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观念。在那种小社团中，如此开诚布公的蔑视是不能被容忍的。
一场你夺我抢的战役开始了，一面是自视清高的梦幻者，半先知半西班牙贵族，另一面是铁面无情的法律捍卫者。结局是可悲的。首先，艾考斯塔在当地警察局被指控是几本否认灵魂不朽的亵渎圣灵小册子的作者。这让他和加尔文派教士产生了矛盾。然而事实很快就被澄清，控告也被撤消。所以这个犟劲十足的反叛被犹太教会逐出了教会，他的谋生之路也被剥夺了。在此后几个月中，这个可怜的人流浪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后来因贫困和孤独的驱使，他重新回到了教会。不过首先他要当众认罪才行，任全部的犹太人鞭打脚踹，然后才可以被批准再次入会。这样的侮辱让他精神失常。他花钱买了把手枪，将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在阿姆斯特丹市民中自杀事件引发很多争议。犹太团体认为不能再次冒险掀起另一场风波。当“生命之树”中这位最有前途的学生已确定无疑地被笛卡尔的新异端思想所玷污之时，犹太教便马上有所行动，企图遮掩。人们找巴鲁克商谈，只要他同意听话，仍然去犹太教堂，再也不发表或散布一切反对法律的主张，便能给他一笔年金。斯宾诺莎最反感妥协退让，毅然回绝了这样的事。
结果，依照闻名的古老《惩处准则》，他被教会开除了。那个准则一点都不给人们思考的余地，都是照搬耶利哥那个年代的诅咒谩骂的字眼。面对千奇百怪的咒骂，他泰然自若地坐在家中，从报纸上知悉昨天发生的事。甚至当某个《准则》的热衷者想了结他的生命时，他也不愿远离这座城市。这对犹太教士的威望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就算他们祈灵于约书亚与伊莱沙，在短短的六年的时间里却照样有人再次公开向他们宣战。他们急切地向市政厅提起诉讼，希望同市长面谈，告诉市长这个才被赶出教会不多久的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确实很危险，是个不可知论者，他不信仰上帝，在阿姆斯特丹如此令人尊重的基督社团里是不应该容忍这样的人的。那些大官员有个很好习惯，凡事都不介入，却推给基督教教士的小组委员会去办。经小组委员会研究以后。发现斯宾诺莎并未做给城市法律造成危害的事，就实事求是向市政府的官员作了报告。然而他们又认为同一教派的人能这样团结一致是件好事，于是给市长提议，希望这位看似独立的年轻人离开阿姆斯特丹一阵子，等避过风头再回来。从那过后，斯宾诺莎的生活一直波澜不惊，正如他从窗口看到的大地一般。
他于是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在莱顿周边的莱茵斯堡小村里租了一间屋子，白天打磨光学仪器的镜头，晚上抽着烟，按照自己的兴趣读点什么或是写点什么。他一直都是单身。有传言说他同拉丁文老师范·登·恩德的女儿有私情，可斯宾诺莎离开阿姆斯特丹的时候那孩子不过十岁，因而不大可能。他有几位挚友，每年至少两次会提出要接济一点给他，让他可以用全部的时间从事研究。他回答说他很感谢他们的好意，可他更愿意独立，除某个有钱的笛卡尔主义者每年给他提供八十块钱的补贴外，他没有再多要一分钱，一生都处于真正哲学家应有的令人尊敬的贫穷当中。他曾有机会去德国当教授，可他婉言谢绝了。有名的普鲁士国王写信给他，希望做他的资助人与保护人，他也没有答应，依然过着宁静快乐的流亡生活。在莱茵斯堡待了几年之后，他搬到了海牙。一直以来他的身体都不好，半成品镜头上的玻璃末把他的肺感染了。一六七七年，他在孤独中平静地死去了。让当地教士不悦的是，这个“无神论者”下葬的当天，不少于六辆宫廷豪门的私家马车陪同到墓地。
两个世纪以后，当纪念他的雕像落成时，警察们不得不大批出动保护参与这个隆重仪式的人的安全，以免他们被一大群狂热加尔文教徒的怒火所伤。这便是他，他有何影响呢？难不成他只是将没完没了的理论装进成堆的书里、所用的语言可以将奥马尔·卡雅姆气得脸红脖子绿的勤奋哲学家吗？不是。他获得的成就绝非凭借发挥才智或者是运用巧言善辩正确阐释自己的理论。之所以说他伟大，主要是他的勇气。
他属于这样的人：只知道一种法则，这种法则是在被人早已遗忘的遥远的黑暗时代里设定的无法变更的一套规矩，这套规矩是为那些自认为能够解释圣理的职业教士所创的精神专制体系。在他生活的环境里，知识自由的思想同政治上的无政府基本上是同义词。他明白他的逻辑体系不但会得罪犹太人，也同样会得罪非犹太人。可他从未动摇过。一切的问题都被他视为普遍问题，全部看成是一种如影相随的意志的体现，是终极现实的表现，它适合用在最后的审判日，正如适合于创世纪一样。因此，他给人类的宽容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斯宾诺莎如同前面的笛卡尔一样，抛弃了旧的宗教设下的狭小界线，用上百万星辰作为基石，建立起自己崭新的思想体系。如此一来，人类从希腊与罗马时代就被歪曲的真正形象被他恢复了——作为真正的宇宙的公民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