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并且很有依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没有军衔的军官之间的战役。将军、上校以及三星战略家坐在某个无人问津的别墅大堂中，目不转睛地看着数英尺长的地图，低头沉思，直到可以想出一点新战术，让他们得到半英里的领地（以三千人的牺牲为代价），而同样地，在聪明下士的帮助和鼓舞之下，下级官员、中尉、下士却做着所谓“黑活”，最后使得德国边防的崩溃。为精神方面的独立而进行的伟大战争同它相差甚微。没有投进几十万士兵的正面交锋。没有给敌人的炮兵供应靶子的孤注一掷的冲锋。我说得更确切一点，大部分人完全不知道是在打仗。好奇心会让他们寻问早上谁被烧死了，明天又会有谁要被执行绞刑。后来他们或许会发现，有若干个亡命之徒还依然在为天主教徒与基督徒内心赞成的几项自由原则而进行抗争。不过我想，这样的消息只会令人们轻声叹惜而已。然而，假如自己的叔叔落得这样可卑的下场，亲戚们绝对会痛心不已的。可能情况只会这样。殉道者为了自己的事业而献出了生命，他们的功绩无法简化成为数字公式，也不可以用安培与马力的概念来表示。
某个攻读博士学位的勤奋刻苦的学生会认真阅读乔达诺·布鲁诺文集，经过用心地收集一切充满感情的语言，比方“国家没有权利告诉人们应想什么”与“社会不应用剑来惩处不赞成一般公认的教理的人”，写出一篇以《乔达诺·布鲁诺（一五四九——一六○○年）与宗教自由的原则》为题的能够让人所接受的论文。可是，我们这些不再研究如此重要课题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也会不一样的。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说过，有一类虔诚人士，当时的宗教狂热令他们深感震惊，也震惊于大众头上的枷锁，各个国家的百姓不得不在枷锁下生活。所以他们起来反抗。他们真是一群穷光蛋，除了背上的披风之外空无一物，连睡觉的地方都保证不了。然而圣火在他们心中熊熊燃烧，他们穿梭着，探讨，写作，将高深学府里的高深教授拉到高深莫测的争论上来。在偏僻的乡间酒馆中同卑贱的乡巴佬进行一般的辩论，而且继续宣讲要善良、理解与仁爱地待人。他们手拿书籍与小册子，穿着褴褛，到处奔波，最后得肺炎，在波美拉尼亚的穷乡僻壤的凄清小村庄中死去，要么就是被苏格兰小村醉酒闹事的村民私刑处死，要么便是在法国的街道上被车轮碾得碎尸万段。
假如我提及乔达诺·布鲁诺的名字，我并非说他是这类人里面唯一的一个。然而他的生活、思想，他自己认为是对的，且正合他心意的东西所迸发出的不息的热情，确实是一切先驱者的典范，是非常好的例子。布鲁诺的父母很贫穷，他们的儿子是个普普通通的意大利孩子，没有天资可言，不过是依照通常惯例进入修道院。后来也变成了多明我会教士。他同这个团体格格不入，原因在于多明我会教徒狂热地支持一切迫害，在那个时候被称为“真正信仰的鹰爪”。他们都非常灵敏。异端分子不用将观点写出来让追踪者嗅出味道。一个眼神，一个手势，耸耸肩膀，就会常常露馅，使他必须与宗教法庭打打交道。布鲁诺是在所有的一切都要俯首听命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是如何成为叛逆、丢掉《圣经》而手捧塞诺和阿纳克萨哥拉的书籍的，我也不大明白。可是这个怪异的新手还未将规定的课程完成，就被取消多明我会教徒的资格，变成大地上的浪子。他翻越阿尔卑斯山。
在他前面，有多少青年冒死穿越了这个古老的山口，期盼能在罗纳河与阿尔弗河交汇点的森林中获得他们梦寐以求的美好自由啊！又有多少人灰心丧气地离开了，他们发现那个地方同别处一样，总有一个内在的精灵蛊惑人心，改个教义并不代表着改变了人们的心灵与头脑。布鲁诺在日内瓦住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城里到处都是意大利难民，他们给这位同乡找了套新衣服，还给他安排工作，当校对员。到了晚上，他便开始读书写作。他得到了一本德·拉·拉姆的书籍，总算是找到了志趣相投的人。德·拉·拉姆也深信，中世纪教科书上所弘扬的暴政不粉碎，世界就不会进步。布鲁诺没有他的著名法国老师走得那么遥远，不觉得希腊人所有的教诲都是不对了。不过十六世纪的人为何还要受到早在基督出生前四百年所写下的字句的约束呢？到底是何原因？“因为一直都是如此”，正统信仰的支持者告诉他。
“我们同祖先有怎样的联系，他们和我们又有何关系呢？让死去的人去死吧。”这位年轻的反传统观念者如此答道。不久之后，警方就来找他，希望他最好卷起铺盖到别的地方碰碰运气。以后布鲁诺生活是永无止尽的旅行，希望找个在某种程度上比较自由和安全的地方居住与工作，却一直都没有如愿以偿。他经日内瓦前往里昂，又到图卢滋。那个时候他已开始研究天文学了，成为哥白尼的热情追随者，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步，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都在狂吼乱叫：“世界绕大阳转动？世界是围绕太阳转动的普通行星？呸！有谁听说过这样的胡言乱语？”图卢滋也令他感到不开心。他横渡法国，徒步前往巴黎，随后作为法国大使的私人秘书抵达英国。不过等待他的还是失望，英国的神学家比大陆的强不了多少。或许他们更为实用一些，比方说在牛津大学，他们对犯有违背亚里士多德教诲错误的学生并不处罚，却罚他十个先令。布鲁诺变得喜欢讽刺挖苦别人了。
他开始写一些文采飞扬但又非常危险的短篇散文以及带宗教哲学政治色彩的对话；在对话里，所有现存的秩序被颠覆过来，得到了细致入微可绝无奉承之意的检查。他还演讲了他喜爱的科目：天文学。然而学院的掌权者对受学生爱戴欢迎的教授是很少给予笑脸的。布鲁诺再次被迫离开。他回到法国了，又到达马尔堡。不久之前路德与兹温格尔曾在那儿争辩在虔诚的匈牙利女王伊丽莎白地堡里产生的化体的实质。他的“自由派”声名早已先他而行。甚至连授课他都得不到批准。维藤贝格应好客热情点，不过这座路德信仰的城堡之前被加尔文博士的教徒掌控，从此以后，布鲁诺自由倾向的人也无容身之所了。他向南走，到约翰·赫斯的领地碰运气。更大的失望在等着他。布拉格变成了哈普斯堡的首都。哈普斯堡一从前门进入，自由就从后门离开了。再次走到大路上去吧，走到遥远的苏黎世。在苏黎世他收到一封意大利青年乔瓦尼·莫塞尼哥的来信，请他去威尼斯。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布鲁诺接受了邀请。可能一个贵族名字的光彩迷惑了这个意大利农民，他因这个邀请而受宠若惊。乔瓦尼·莫塞尼哥的前辈勇于蔑视苏丹与教皇，可他自己却是个怯懦的人。他意志薄弱，胆小如鼠，当宗教法庭的官员从他家中要把客人带到罗马的时候，他连手指都动弹不了。威尼斯政府一直小心谨慎地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力。假如布鲁诺是个德国商人或者是荷兰船长，他们可能会强烈抗议，倘若外国军队胆敢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抓人，他们甚至会发动战役。可是为一个除思想之外给城市带来不了任何好处的流浪汉，为何要触怒教皇呢？是的，他自称学者，共和国也深感荣幸，可是国内自己的学者已经足够了。同布鲁诺作别吧，愿圣马可可怜他的灵魂。在宗教法庭的监狱里布鲁诺待了长达六年的时间。一六○○年二月十六日，他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了，骨灰随风散去。他行刑的地方是在坎普迪菲奥利，会意大利文的人也许可以从这个精悍美妙的比喻中得到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