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阿米尼斯的好友。另一面是戈马鲁斯的狂热追随者。尽管戈马鲁斯出生于荷兰家庭，可他的一生却是在德国度过的，是条顿教育体系的杰出产物。他学识渊博，但对起码的常识却很缺乏。他精通希伯莱律学中的奥秘，可是心脏却依照阿拉米语的语法规则在跳动。他的对手阿米尼斯却截然相反。他出生在奥德沃特，是距离伊拉斯谟度过不愉快的少年时光的斯特恩修道院很近的一个小城市。他年幼时得到了邻居、马古堡大学杰出数学家与天文学教授的深厚友谊。这个人名为鲁道夫·斯内里斯，阿米尼斯被他带回德国，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然而这个孩子在第一次放假回家时，了解到西班牙人已将家乡洗劫一空，亲戚全都遇难了。他的学业似乎因此而无法继续，幸好一些富有爱心的有钱人士听说这个幼小孤儿的遭遇，慷慨资助，送他到莱顿大学，学习神学。他努力刻苦，六年之后就学完了全部的课程，又开始去找寻新知识的源泉了。那时，出色的学生总能够找到赞助人为他们的前程掏钱。很快阿米尼斯就拿到了阿姆斯特丹几个行会给他的介绍信，兴高采烈去南方找寻受教育的机会了。
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神学继承者，他首先前往日内瓦。加尔文已经死了，不过他的仆从西奥多·贝扎如同天使般的牧羊人接替了他。这个捕捉异端者的老手有敏锐的鼻子，马上闻出这个年轻荷兰人教义中的拉姆主义味道，对他的拜访也缩短了很多。对现在读者来说拉姆主义这个词一点意义都没有。可是熟知米尔顿文集的人都明白，三百年以前它被当成是相当危险的宗教新说。它由一个叫彼尔·德·拉·拉姆发明或者创立的（你怎样用词都行）。在他还是学生的时候，非常厌恶老师过时的教学方案，因而他选了个令人讶异的题目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教诲的所有都是错的》。肯定的，这个题目没有得到老师的好感，几年之后，他又将自己的观念写进几本才华横溢的书中去了，这让他必死无疑，他是首批圣巴塞洛梅大屠杀牺牲者。不过书并没有随着作者的死一起消亡，拉姆的书残留了下来，在西欧和北欧他的惊异逻辑体系也受到热烈的欢迎。
然而真正的虔诚者却觉得拉姆主义是前往地狱之门的通行令，所以有人劝阿米尼斯前往巴塞尔，自从落入对全部的一切持探索态度的伊拉斯谟的魔爪中后，这个多灾多难的城市一直将“自由派”当成榜样。阿米尼斯于是起程北行。可他又作出一项令人费解的决定。他胆大妄为地踏进了敌人的境内，在帕多瓦大学学习了几学期，他前往罗马一次。一五八七年他返回故里的时候，他成了国人眼中的危险人物。然而他非常的谦卑，因而慢慢地赢得了人们的好感，成为了阿姆斯特丹新教的牧师。他不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还在瘟疫泛滥的时候获得了英雄的美名。很快地，人们真心拥戴他了，派他重建城市的公共教育体系，他接受了，一六○三年，当他作为羽翼丰满的神学教授要调往莱顿的时候，首都的全体居民都还恋恋不舍。要是他知道在莱顿等着他的是什么，我敢肯定他是觉得不会去的。他前往那的时候，恰逢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与上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之间的战役发展得如火如荼。阿米尼斯的家庭背景与接受的教育都是下拉普萨里安派。他本想一视同仁，对同事上拉普萨里安派的戈马鲁斯不带任何偏见。然而两派的差异不可调和。
阿米尼斯不得不宣布自己是的的确确的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读者肯定会问我，这两派都是什么呀，我不清楚，好像也了解不了这些玩意儿。然而据我所知，两派的争论由来已有很长时间，一派（比方阿米尼斯）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有意志的自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还有一派是索弗克利斯、加尔文以及戈马鲁斯之辈，他们认为我们一生中的全部早在出生之前就已注定，命运全权取决于造物时上帝圣骰的一掷。一六○○年，大多数北欧人都是上拉普萨里安派。他们喜欢听布道说除自己以外的大部分人是命中注定要进地狱的，假如竟有那么几个牧师胆大妄为，敢于宣讲善良与仁慈的福音，他们就立马被怀疑得了罪恶的软弱症，如同仁慈的医生的一样，不给人们开苦口良药，却用他们的慈悲心肠将病人置之死地。莱顿的很多爱说闲话的老妇人一发现阿米尼斯身为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他的作用随即终止了。他以前的朋友与支持者肆意咒骂他，他被折磨而死。后来，两派都介入政治领域，似乎这在十六世纪是无法避免的。在选举中上拉普萨里安派大获全胜，下拉普萨里安派被宣判为破坏公共秩序的敌人与国家的叛徒。
这场荒诞滑稽的战争还未结束，奥尔登·巴内维尔特就身首异处了，曾经他是少言的威廉的助理。对共和国的建立有功，格罗蒂斯逃到瑞典女王的王宫中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虽然曾经他的温顺节制让他成为国际法律公正体系的第一个伟大倡导人；少言的威廉为其献身的事业好像中途而废了。然而加尔文主义者并未得到预期般的胜利。荷兰共和国不过是名义上的，其实是商人与银行家的俱乐部而已，经几百个很有势力的家族统治着。对于平等与博爱，这些绅士一点也不感兴趣，却相信法律与秩序。他们承认并支持已经存在的教会。每到星期日，他们就热情洋溢地来到四壁洁白的教会，过去这儿是天主教堂，如今是新教徒的布道所。但是到星期一，教士想拜见市长与议员们，想愤愤不平地说说这人德行不好的时候，官员们却又“在开会”，无法接见这些虔诚的人。倘若虔诚的人持之以恒，号召成百上千名虔诚的教民在市政大厅门口“示威”（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官员们也会文质彬彬地垂青，接过虔诚的教士抄写工整的诉苦书与建议书。然而，大门在最后一个穿着黑袍的请愿者关上之后，官员们便会用那些文稿来点烟斗。他们已采纳了确实有效的格言：“仅此一回，下不为例。
”那些年上拉普萨里安教派掀起的大规模的骇人内战将他们吓坏了，所以他们坚定地抑制了形形色色宗教狂的发展。后人们并不经常夸赞这些贵族。毋庸置疑，国家被他们视为私有财产，也无法长久地将祖国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区分得清清楚楚。同整个帝国角度相称的宏观是他们所欠缺的，所以基本上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不过他们做的一些事值得我们由衷的推崇。国家被他们变成了国际交换站，在这儿，持有各种思想的人们都有最为广泛的自由，可以畅所欲言、不用顾忌地去思索、去写作、去出版。我并不希望描绘得过于动人。在内阁的威胁之下市议员也会常常会被迫镇压一次天主教的秘密集会，或者是没收一本气焰过于嚣张的异端分子发行的小册子。可是通常来讲，只要人们不公然爬到市场区中央的肥皂箱上大声诋毁宿命论，不将天主教的大串念珠带进公共餐厅，承认南方卫理公会的上帝的存在性，便能够确保某种程度上的平安无事。在几乎两百年内，相当多的人在世界别的地方因思想而受到迫害，然而荷兰共和国却变成了他们的真真切切的天堂。这个地方又一次变成为天堂的消息传播开去。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荷兰的印刷厂与咖啡厅里挤满了各各样的热情者，他们是精神解放军队里的领头羊。
